《国家器官》书摘:历数中共强摘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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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8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张东光编译报导)关注全球重大新闻和专家意见的《World Affair》杂志报导,《失去新中国》一书作者、前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森•加特曼(Ethan Gutmann)在2012年7月出版的新书《国家器官》(State Organs: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中写道,“当王立军在2月6日晚上突破重围来到成都美国领馆时,他带来了一系列重创他上司薄熙来的故事:薄与英商海伍德被谋杀有关、挪用重庆公共资金、勒索当地的犯罪黑帮。”

“身为前重庆公安局长,王对薄知之甚详……暗指薄与江派大员周永康密谋……夺权。”

“3月23日,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公开宣称,中国想终结来自死囚的‘器官捐赠’。但这番冠冕堂皇的话并没有揭露一个事实……在2月6日晚间王立军披露了中共活摘政敌的器官已行之多年了。”

“王的发迹开始于10年前在辽宁省对薄的忠诚……作为薄的党羽,王指挥锦州公安局并主导了‘锦州心理学研究中心’……一名中共官员在2006年的一场颁奖典礼上称,王监督了‘数以千计的密集的现场’器官移植。”

书中称,这些不是亲属间的捐肾行为,而是被国家选到的个人的器官被摘取,然后被移植到新的受体身上的行为。这些被移植的器官,不论受体是中国人或外国人,每颗肾脏要价6万美元,肝脏9万美元,心、肺和角膜的价格按时价波动。从王穿着无菌衣对医生讲话,当时一个病人躺在担架上的照片研判,王是一个动手者。王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说,他发现移植的行为是“惊心动魄的”。

问题是,谁是这个“手术过程”的受害者?2012年2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WOIPFG)发现,王的颁奖典礼隐藏在许多中国的网站中,并揭示了一个对中共政治局是摘取良心犯器官背后主谋的新调查。

根据“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弘达汇整的文件显示,在1980年初期,中共就开始摘取死囚的器官。这是一个简单的合法处决过程,之后军医会在临时搭建的环境下摘取肾脏。1990年代初期之前,摘取的组织手法改进,范围也扩大。一位目前仍在中国执业的医生描述了在1992年,他鲜明地目睹了广州市一个处决犯人的地点附近充满了该市各大医院的白色面包车。他的任务是在车内摘取那些心脏中弹死囚的肝脏和肾脏。

书中描述,1994年,一位新疆警察阿不都热依木(Nijat Abudureyimu)暗示说,他听同僚说曾经听到来自某台器官摘取车辆的可怕尖叫声。当地的一位维族医生恩夫•托提(Enver Tohti)回忆道,在1995年的一次枪决中,一名囚犯被射中胸腔没死,他从这名囚犯身上摘取了一颗活肝和两颗肾脏。托提的这番描述与阿不都热依木跟他单位主治外科医生在1996年的说法不谋而合。

一位不愿具名的维族护士称,在1997年的伊宁事件之后六个月,第一个维族政治异议人士的器官被摘取了。这个时间点正好和某位接受访谈的年轻医生所说的时间点吻合,该医生被下令开始对乌鲁木齐监狱的囚犯进行验血,好替想寻找合适器官的中共党官找出匹配的器官。该名医生说,摘取政治囚犯器官的行为在1998年加速,由军医院带头。

透过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这两位加拿大人权律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WOIPFG),以及作者深度访谈曾经被关押的囚犯、劳教所人员、国安内部人员的结果,以下是1999年7月以来中共强摘器官的细节:

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并强迫转化法轮功修炼者。由看守所、劳教所、精神病院和“黑牢”所组成的“劳改体系”在2000年底前总共关押了300~500万人,其中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占了将近一半。

2001年秋天,中共派遣军医去检查被关押法轮功修炼者的眼角膜等可去市场贩卖的器官。2002年秋天,他们开始将为数不详的藏民和基督徒纳入检查。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的研究发现,光2005年被摘取器官的人数就比被处决的囚犯人数多了4万多名。作者个人调查发现,在2000~2007年,约6.5万名法轮功的学员被摘取器官。

至于2007年以后器官摘取的行为是否持续,或是否扩散到基督教徒?目前不得而知。一般同意,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于2006年或2007年达到高峰。某位台湾的外科医生向作者透露,他的年长台湾患者们经常到大陆接受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移植,他在中国的同僚通知他,杀害法轮功学员摘取器官的行为将在北京奥运期间中止。

作者质疑,难道王立军主持的器官摘取来源都是一些杀人犯、强奸犯等死囚,如同中共当局三月份所宣称的?作者认为这极为不可能。他说,从劳改体系逃出的难民都一致地指向辽宁省,包括伊达、苏家屯,特别是大连这个摘取法轮功学员的重镇。这与薄熙来、王立军在辽宁大力迫害法轮功学员有关。

书中特别提到,四年前,“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志愿者以假扮中共党调查人员的方式电话询问中共官员,试图证实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事,但所得到的结果只是被动的证实。2012年4月,该组织改变方式,一位调查人员询问中共主管文宣的中常委李长春:“在这个时间点,是否会利用薄熙来涉及谋杀和强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而将他定罪?”李回答:“周永康特别负责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事。”

当调查人员以薄案询问前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关于摘取活轮功学员的器官,薄下达了什么指示?”唐回答:“我被要求去关照这项任务。党中央真的关照这件事……薄介入很深……那时我们在人大常委会时主要谈论此事。”

书中举例,被发表于2011年11月号《柳叶刀》(Lancet)期刊、一篇题为《一个在中国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试点计划》的文章在中国医疗院所被广为流传,文中描述的环境似乎为一个摘取良心犯的不道德移植场所,文章承诺改善环境,也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摘取数据。该数据戏剧性地显示了囚犯被摘取器官的比例大幅下降。

上述事实显示,过去15年来,中共做出集体决策:从强摘器官中捞好处,然后再将这些证据加以掩埋。但这个做法现在被禁止了。作者认为,中共这是出于恐惧。较小的恐惧是怕玷污了中国的药品和医疗测试产业。更大的恐惧是,王立军在2月15日携出的文件可能将中共历来的活摘罪行曝光在全球面前,进而影响到中共高层的世代交替。

作者称,温家宝和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等人可能想改革中共的体系,但却不能抹去该党不光彩的历史。或许,备受尊敬的西方医学期刊太客气了,他们天真到没能拒绝中共模糊宣传的讪笑,但许多中国境内和海外的人士都知道,反人类的罪行在中国发生过,真相必须被全盘说出。

(责任编辑:毕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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