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9月02日讯】一 有心得法 走上修炼大法之路
我叫刘培珍。1944年3月15日出生。湖北省潜江市人。任湖北省潜江市中心医院中医主治医师。1994年因健康原因提前退休。
1995年10月来美国圣路易斯探亲。我因身体不好，有多种慢性病，有肩周炎，关节炎，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神经衰弱等疾病，一直在寻找祛病健身的方法。曾炼过气功，打剑，太极拳等，但效果不佳。1998年1月2日，我在圣路易斯当地中文报纸上看到一篇登的“法轮佛法–悉尼讲法”的一段，里面谈到了关于祛病健身的问题，讲到了炼功能把身体的病就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打出来，还讲了“转法轮是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以及一些佛法的事。我被吸引住了，连续把文章看了好几遍。我很想看这本书，在后面找到了联系人。晚上就有人送书来了。我拿着这本书，如饥似渴地看了一晚上，到天亮时，看完了。我抱着这本书，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一辈子找的就是这个！后来有同修来带来其他大法书，炼功音乐带，讲法录音和录像，教我炼功。从此，我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同年三月，我参加了纽约的第一次法会，有幸见到了师尊，听了师尊的讲法，还有同修的修炼心得交流。这次法会我收获很大。
通过炼功后，我身体发生很大的变化。身体变得日益健康，身心愉快，以前的病症慢慢在消失，很多都没了。最明显的是我的肩周炎好了，全身有一身轻的感觉。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知道去做一个法轮大法所要求的好人。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得到见证。
二 大法受难 徒艰志忍讲真相
1999年元月，我回国，回到了潜江中心医院的家里，和当地的法轮功的同修一起学法炼功。早上炼功，晚上学法。医院的人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5月时，同修告诉我，我们炼功的时候经常有便衣警察来观察摸底。后来，炼功点的电线被卡了，我们转到一河边炼，后来也不让炼了。7月20日，迫害正式开始。扑天盖地镇压法轮功的邪恶席卷全国。我因是从美国回来的，在我们那小城镇里成了重点。我家门前有警察把守。我不理他们，坚信信仰无罪。
大陆的电视广播那时候大肆造谣污蔑法轮功。我不忍心他们如此污蔑法轮功，10月，我和同修一行6人去北京上访，向政府讲理。到北京后，整个北京大街小巷都有警察，到处也都有法轮功的人来北京向政府请愿的。北京信访办早已不接待了，去了就被抓。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个地方住下。当时警察到处在搜查，我们中混进个便衣警察，我们想办法把他甩掉了，但不得不转移。后来在当地大法弟子的帮助下，才有地方住下来，准备第二天集体上天安门静坐，但夜晚通知不要去了，说共产党纠集了大量流氓准备搞“打砸抢”并栽桩到大法弟子头上。这样第二天我们就分散行动，来到天安门。我的同修们有的一到广场就被抓带走了。有个同修说有的北京大法弟子走向了警车以示抗议。我当时受到启发。因为当时已没什么渠道能向政府请愿了，我也应这样做，向他们讲明真相。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左右，天安门正门停了辆大警车，上面有个人正在指挥。我就走上去说“这个车我能上来吗？我是来向政府反映情况的”，他说“你上来吧。你要说什么？”。我说我是来上访的，我是炼法轮功的，要向政府反映情况，讲了几句炼法轮功的好处的话后，他不愿听了，继续指挥在外面的警察抓人。很快就抓了一车人。我同一车人一起被送到一个派出所。派出所里面满屋都是被抓的法轮功弟子。后来我被湖北办事处的人接走，押送回原籍。在派出所，医院派人将我保释出去，但出来时，他们拿一张表要我签字，我不签，医院来的人说“她不签，我签。”回家后，每天都有警察来家里查看，医院也来人谈话。当时已经有好多当地同修被抓了进看守所，我也有随时被抓的危险。1999年12月，我就离家出走，去了我女儿家。
我来到广东省深圳市的女儿家。潜江派出所的人经常打电话骚扰，查询。迫害在加码，谣言在升级，中共一意孤行，继续干着恶事。大法弟子们开始了讲真相的艰苦历程。我坚持自己的正念，学法炼功。我结识了从美国圣路易斯回来的同修，很快开始一起做讲真相的事。我们几乎每天出去发信，发资料，挂条幅。2001年新年前一天，我们在深圳市政府门前的一条街上挂了好多横幅，回来的路上看到横幅在那里飘扬。深圳的许多街巷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们舍不得买瓶水喝，舍不得在外面吃东西，省下的钱用来做讲真相的事。
2001年5月的一天，那位同修被抓，被劳教一年。我万分难过，每天发正念帮她清出邪恶。虽然讲真相的工作更难做了，但我还是坚持做了下去。2002年，同修从劳教所释放后，到了美国。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从她那知道了一些最新信息。在期间，我开始面对面地与人讲真相了，主要在大巴，中巴上，和车站人多的地方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来我在家附近认识了另一位同修。他会电脑，能得到最新信息。这样我们的资料又丰富起来了。2002年底我认识了深圳市罗湖区的一个同修，了解到那里的资料点被破坏。我就经常给他们送去师尊的讲法，新经文和明慧网的最新资料。他们再复印发给大家。他们的资料又传给广州和汕头的一些同修。这样一直做到我后来被抓。
三 讲真相被抓 在师尊加持下神奇脱逃
讲真相的目的是让世人知道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让人共同起来制止邪恶。04年10月6日，我在家附近的一个车站讲真相，遭恶人报警，被警察抓了，送到派出所。他们很快查到我的住处，抄了我的家，抄走了我的大法书籍和个人用品。半夜，他们把我送回家时，听到他们讲正在申请经费，过2天要把我送回湖北老家。我知道回老家后不会有好事，不是判刑就是劳教。我开始想办法怎样逃脱。但是我家住在10楼，楼梯和电梯出口有2警察和一个保安看守，警察还经常上我家来查看我在不在家。
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想出一个办法。我把一条新床单剪成许多条子，做成一根长绳子，我想只有从窗户里逃走才行。第二天，我一直在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快到半夜12点半，我从10楼轻轻走到3楼，再用自己做的绳子系窗户上，从窗户爬出去，沿着墙往下滑，到了下一层楼窗子，再把绳子拉下来，再把绳子系到窗户上 ，再往下滑。一层一层地，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安全地到了地面。
当晚，我离开了深圳，后在外流浪了几星期。到11月中旬，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在深圳郊区租了一间房子，又开始讲真相。同修带来了电脑，打印机，我买了光碟复制机和相关的东西。这样我们开始做真相资料，起初主要是打印《九评》的册子，《天地苍生》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除了休息，就是工作。为省钱，我自己灌碳粉打印资料，资料做好后，给同修。得知湖北老家资料紧缺，我就通过大巴托运资料去。第一次是一箱，第二次是2箱。《九评》光碟出来后， 我开始做《九评》光碟了。我一次买了1000张光碟。在一次与美国的同修通话中，被网警监听。05年4月14日上午，一伙人闯进来了，我还坐在地上刻后几张《九评》光碟，他们一进来就说“你被捕了。”这样，我就又落入了魔掌。
四 恶人生毒计 身陷绝境
我的家也第2次被抄。除了真相资料外，电脑，打印机，光碟复制机，大法书籍，个人用品，还有同修存在我家的无线电信号发射器都被抄走。我被带到当地派出所，再转到看守所。我开始绝食抗议，要求他们给我《转法轮》这本书。他们叫我转化，揭发同修。我不理他们。他们威胁我，说要把我孩子的工作给搞掉。绝食第三天，他们带来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拿着个大皮管子，要给我灌食，但是最后没能成行。绝食第四天，一帮从法院，检查院和公安局的人来了，要我说。从问话中我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找我。因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与美国现在还有联系，还从我那搜出了无线电信号发射器，我还能得到最新的《九评》光碟。他们以为我有什么很深的背景，可以摸出什么大鱼来。我的案子升级了，上报到市公安局了，市公安局的局长也来了。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法轮功学员，除了做真相资料外什么也没有。他们兴师动众地什么也没捞到。
晚上他们强行把我拉上一辆车，把我拉到了蛇口人民医院内科一间单人房间里，由2个警察看守。医生来了，我就跟医生说“我没有病。我也是医生。我是炼法轮功的。现在在绝食。”
入院第3天，有个护士提了2瓶液体来了，说给我补水。这已是我第6天没进食了，当时我警惕也放松了，就没反对补水。等第1瓶液体快打完，我突然想起来“他们会不会下毒手？”我就站起来看输液卡，看到药的名称开头有个“D”。我做医生的经历告诉我这是兴奋剂。我立刻把针拔了。看守把护士找来，护士说“那个药已经用上了。”过了一会，主管医生来了，我说“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干？” 医生说“这不是我们搞的。是医务科搞的。”这时我明白了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地对我下毒手，想从我这儿得到点到了什么。晚上四个警察风风火火地来了。这时药性已经发作了，我的脑子高度兴奋，翻江倒海似地，就像有什么东西要冲出脑袋。我身体极度虚弱，连坐都坐不起来了。他们开始问话，我的确也没什么可说的，即使在药物的影响下，他们也没得到什么新信息。有个人整理了些材料，他念了些什么。那时，我也知道他在念什么，但身体支撑不住了。他念完后，就要我签字。我摇头。他就抓住我的手写了点什么，就把我送回看守所了。极度虚弱的状态持续了一周，然后我身体才恢复了些，头脑也清醒了一点。
我突然想起来我绝食6天的目的，“不是要《转法轮》这本书吗?”一天，他们给我送饭来，我把饭扔出去了，又开始绝食。第二天，610办公室来了俩个人，要我出去谈，我不去。第四天，610办公室一个负责的人来了，还把我女儿带来了。我女儿扶我出来，在一个办公室里，让我和女儿单独谈。我知道我们是被监听的，我什么也没说，坐在那里。610的负责人进来，说有什么要求我们尽量满足。我说“那就把我的《转法轮》给我”。他说“可以，那吃点东西吧。”他叫人送了点稀饭，我女儿喂我喝了点。我回到监舍。大约俩小时，有人把我的《转法轮》书拿来了。我抱书大哭，心潮澎湃。通过自己的正念，在师尊的加持下，《转法轮》这本书能够失而复得，在狱中，我也争取到了学法炼功的权力。这样的情况，据我自己了解，几乎是没有先例的。
6月份，被注射兴奋剂的后遗症开始体现。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你脸上的皮肤好像垮下来了。”我才发现腿关节以下的皮肤像树皮一样粗糙，再看全身的肌肉都萎缩了。以后几天，渐渐的我身体支持不住了。我是医生，我知道打了兴奋剂后，大脑受刺激产生高度兴奋，高度兴奋后，大脑会产生抑制。大脑中枢神经受抑制会导致心脏衰竭而死，有会导致呼吸衰竭，窒息死亡。大脑高度兴奋的一关我挺过来了，抑制的第二关是致命的。有几天，我无力地躺着，仿佛死神就在我身边俳徊。我要求见主管警察和所长，将情况告诉他们，并要求见我的家人。我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这时我已完全不能起床了，也不能进食。死亡向我逼近。一天下午，来了辆救护车，把我抬到车里，又送了蛇口人民医院。这次住进了小儿科。一个护士要给我打针，我极力反对，他们用四个人按着我，强行给我打了。医生来了，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他再没来了，也没有用药。我躺在病床上，我脑子还是清醒的。尽管死神离我不远，我想我不能这样死掉，死掉了就不能把这些情况反映出来。他们会欺骗我的家人我是得病死的。我是学中医的，知道西瓜可以排毒和补充水分。我讲我要吃西瓜。保安去问医生。医生说可以。到晚上，他们拿来个西瓜。我一个全吃完了。第二天大便排了许多黑水。我要求还要吃西瓜。他们通知我家人给我带西瓜来。这样，我吃了很多西瓜，又排了几次黑水，感觉好多了，可以进一点稀饭和面条，渐渐地可以进食了。住院第6天，他们把我送回了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我并没有脱离危险。我全身肌肉仍然在萎缩，死神还在威胁我。作为一个炼功人，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因为我已经不能炼功了。我当时没有想太多，想到是大法的神奇，我一定会好的。我又开始学法炼功，增加炼功时间，打通经脉。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反复，突然又不能吃东西了。有2天又没吃东西，连水都不能喝。这天他们把我拖到了一个地方，说是开庭。有四个法轮功的人，后面有一排全副武装的警察。我当时坐不起来，就躺在一个同修的腿上。我不断地呕吐。上面有个人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过了会，说是休庭。又过了会，说是开庭完了。他们要我们签字，我们四个人谁也没签字，被送回看守所了。这次反复是真的在排毒，呕吐后，我觉得轻松一些了。这期间不断地有法院，检查院和公安局的人送材料来，让我签字，我不签。我坚持信仰，信仰无罪。我知道大法好，只有大法才能挽救我的生命。有一天有人拿了东西给我看。原来是判决书。才知道我被判了八年。我不服，要求上诉。管我的警察拿来纸和笔，因我以经不能写字了，就让一个人帮我写，我口诉他记录，一共写了15页，最后用师尊的一段话结束：“什么是大法弟子？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因为你们在巨浪中没有倒下。。。”。上诉交上后没有反应。后来我问那个警察，他说他们（指610办公室的人）没有交上去，说是法轮功的人没有上诉的权利。
我家人也受到了牵连。他们经常到我女儿公司闹，公司的人都知道她妈是炼法轮功的正在坐牢，威胁我儿子和女婿，到他们公司去要他们揭发我，不然，要公司把他们辞退。更严重的是我先生，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不能入睡，担心我受不了监狱的折魔，尤其是判决书下来后知道我被判了八年，整个精神全崩溃。8年对一个老人对他对我都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能不能守到8年出狱的那一天都是个大问题。他倒下了。我女儿跟他讲要他坚持等到我回来。他慢慢爬起来，艰难地度过每一天，在漫长中等待。
五 身陷囹圄 逃出魔掌
2006年4月24日，我被送到了“广东省女子监狱”，由三个经济犯看管我一个法轮功。她们要我转化，放弃信仰。我知道法轮功好，不愿放弃。她们就打我，骂我，不让睡觉，不让洗澡，不让购买日用品，她们三人联合起来打我。有一次，把我打在地上，衣服扣子全拉开了，警察进来看了，什么也没说。她们打法轮功的人是警察默许的。她们不让我睡觉，她们三人轮流睡觉。有一次，另外俩个在睡觉，另一个人就在那里骂我，骂了俩个多小时，我不理她。有一次，有三天没让我洗澡。我来监狱时什么都没有，盆子，桶子，牙膏，牙刷，洗衣粉，洗头液，连卫生纸都没有。法轮功学员在监狱的待遇是最恶劣的，杀人犯，强劫犯都可以活动，法轮功学员是没有的，24小时都有人监督。
我的视力越来越不行了，配眼镜也不管用。后来到广东省人民医院捡查，说我的眼睛要失明了。后又经武警医院复查，结果一致，是视神经萎缩。他们怕我失明了给他们添麻烦，就通知我家人，说我要失明了，可以保外就医。这期间，监狱报减刑时，也给我报了减刑一年，并被批准。同时，我家人通过一些渠道向有关部门申请保外就医。2009年7月7日，我被保释出来。
保外就医由2个警察执行，由他们押送我回湖北老家。回家后，我眼睛只能看见一点点光，身体非常虚弱。我先生因为我的事，打击太大，整个身体完全不行了，站起来都困难，于2010年6月11日，离开人世。他是被共产党镇压法轮功夺去了生命，不得不含恨离开他的亲人。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被共产党恶魔撕得支离破碎。我先生离开人世，我也只有半条命，我们全家人悲不可言。
但是迫害并没有结束。同年11月，我在家里时，医院保卫科来人了，要我到“学习班”去报到。我知道“学习班”就是洗脑班。在那里搞不好，像我这样的人就可以随时收监，又回到监狱里去了。以前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说我不去，说老头叫你们搞死了，我只有半条命了，我哪儿也不去。他在外面吵，故意让别人听见。中午，他回家吃饭去了。我又被迫离家出走。
我没地方去，只好又回到深圳女儿家。深圳这里也不能呆长。因为我是在这里被抓的，附近那些警察都认识我，一但被发现，还是危险。老家又不能回。我在女儿家过着小心翼翼的日子。尽管如此，我还是找到了当地的同修，做些像发资料，发光碟等讲真相的事。这期间，不断附近有同修被抓的事发生。我知道我处在很危险的境地。
2012年4月13日，我的刑期满了。我悄悄地回了老家，办了护照，返回广州签证，于7月12日来到美国。我有幸参加了7月份在华盛顿的法会，见到了师尊，听了师尊的讲法，听到了同修的交流，还见到了多年不见的朋友。这次法会收获很大。
我虽然到了美国，但还有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同修在共产邪教下受迫害。我要揭露中共邪恶的罪行，让全世界所有正义感的人们了解真相，制止邪恶的迫害，看清中共的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