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归程(3)
(一)陈容康家
第二天一早起床以后，我从旅店房东那里问明了去西城大菜市的路径，便直奔那里。一钻进菜市街，其“热闹”程度与十三年前来成都参观时差不多，商店里存放的干鲜货比之六十年代丰富多了，但街道依然是那样的狭窄，那样的破，房子依然是那样的旧，那样的黑，甚至可以说比之当年参观时更脏更臭。
共产党的老套，逢假节日或有人参观检查，预先就要向被参观地方打招呼，清洁做了又做，检查复了又复，直到某个地方官员点了头才可让参观者进入，所以即使骨子里又穷又烂，也要振作精神打扮一翻，免得失了“社会主义的面子”，现在距“国庆”还有好几天，城市以它的原貌迎接了我。
穿过大约只有两米宽的石板路，那巷子里到处堆积腐烂的菜根、菜叶，那道旁的阴沟里流着黑幽幽的污水，散发出令人呕心的臭气，虽已时值深秋，天气也有点冷，但爬在那些烂菜摊上的苍蝇却挺忙碌，一群群挥之不去。
我埋着头在巷子里几乎穿了半个时辰，忽然我在一个岔道口上，看到了一个背朝着我的老乞丐，除了蓬乱的头发那披在身上的一件黑色的破棉衣，那背影好熟悉。
我便停下脚步来看他，他的面前放着一个酸臭熏天的潲水桶，他正用他双手，拂打着蜂拥在潲水四周的苍蝇，一边伸出一只拖着巾巾吊吊破布的手，在那潲水桶里摸着，摸着，摸出了半个泡得胀胀的馒头，他的眼光一亮，便将它狠狠地送到嘴里，好像在同四周的苍蝇争抢一样。
这一瞬间，立刻使我想起了从潲水里捞洋芋的邓自新，二十年中共的监狱真把他们从人变成了鬼，同时也才让我们看清了中共。
我从他身边走过，深深叹了口气，不过那老乞丐的注意力此时在那潲水桶里，并没有向我伸出手来。
按着门牌的号数，找到了陈容康的门牌时，我楞住了，那分明是一个又深又黑的大院，我伸头向里面望去，那里面住着五、六户人家。
正当我跨进去时，陈容康刚好从一间小屋里走出来。我们已分别两年了，但他还是那个老样，瘦瘦清矍的脸上戴着深度的眼镜。我刚刚跨进大院他便认出了我，迎上前来握住了我的手，将我拉到大院左侧最里面的一间小屋，一面问我何时从盐源动身的，打算到那里去，今后干什么？
我回答他说，农场只给了我加刑两年的“平反”通知书，要等回重大后再看重庆法院怎么来收这场二十年冤狱戏？
拉开一方用白布做的门帘，他将我引进了小屋，屋里大白天开着电灯。像这样四壁没有一扇窗的口袋屋，白天不开灯是同黑夜一般的漆黑。
屋里靠门的角落，一位大约与我的母亲年纪相似的花白头发老大娘，正坐在一架缝纫机上补衣服，那衣服至少也有四五个补丁了，不用介绍，我便知道这是他的母亲，向她行了一个礼。
我环看了一下小屋。小屋大约十五平方，正中放着一家张旧式的八仙桌，两张小床以桌为对称中心，安放在那里。左侧墙边靠缝纫机是一个三开大立柜，右侧屋角一块打满布丁的兰布将屋隔出一角，里面放着煤油炉和碗筷炊具。
一看就明白，这母子俩吃喝拉撒全在小屋里。不过房子虽小却收拾得挺干净，因为摆设的家俱只有那么几件，所以小屋里并不拥挤。只是那临街烂菜的臭味，以及成群蚊苍却从那门缝处偷偷地窜进来。
陈伯母告诉我，她原来在一家街道办的被服厂上班，陈容康回家后，为让陈容康顶她的班，她已退休，并告诉我，她的退休工资每月才三十元，陈容康刚顶班，工资每月二十四元，母子俩将就着这间小屋，相依为命的住下了。
我问道：这大院里住的人都同她一个单位吗？她点了点头说道，成都最打挤的就是住房，这周围几十家人除了她和陈容康外，那一家都住着三个人以上。尤其是弄堂口左侧那一家，两个大人三个孩子，还不是挤着没办法，屋里安了两张大床外，家俱几乎只好全放在过道上，为此与邻居经常争吵不休。
陈伯母一边同我们聊天，一边又从“厨房”里取出一个大瓷盆，走出屋上街买早点去了。
我问陈容康离开农场时管教科对他作的结论是什么？他淡然一笑说“刑满释放犯，虽然名称很怪，总算让我回到成都同老母在一起，算刑满人员中的幸运儿了。”
我又问他：“四十出头的年纪了，总不能继续打一辈子光棍。”他摇着头，指着这小屋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和妈妈的工资只够吃饭，还别想吃好的，那来的钱娶老婆？再说即便有人愿意嫁给我，又那来的房子住？暂时我是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
我心里为我们悲哀。一次反革命冤案，毁了我们的一生，而今都是四十开外的人了，还处于最底层，留着人生的基本问题不得解决，难道我们真的被压在最底层翻不了身，成了社会无人疼爱的弃儿？
接着他询问还有多少人留在农六队，问到陈孝虞，邓洪元、夏光然，邓自新等
人的近况。我告诉他，他们都先后去了北鸟，有的回家了，暂时还没有联系。
正谈话间，他的母亲端着一大盆白糕走了进来，拿出三个碗从厨房里取出热水瓶，在三个碗里倒上了开水，三个人围着八仙桌，坐下用了早餐。
陈伯母介绍他十几年的生活往事，占着离菜市场近，常能买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时陈容康哥哥也跟着他母亲住在这棚屋里，小孙子才几岁，每顿吃饭时吵着要吃干饭，全家人为了保证孩子每顿单独蒸一小碗饭，剩下的粮食，三个大人就把它搅在菜羹里吃。
全国老百姓照样都得熬社会主义苦汁。现在不管怎么样，早晨还能有白糕一吃，总比以前好。
她唠叨起来，“比以前好”这种满足感，想起来真可爱，中国百姓的忍让力可说实在太强，只要那种饥寒交迫的日子，不重新再来，就很满足了。
老百姓的忍耐不是一种土壤么？中国人为什么在暴政下只知道忍，而不敢反抗？当年抗击日本侵略者那种前仆后继的精神那里去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