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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泪】杨馥成博士的大陆情结

【台商泪总汇】中国投资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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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9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杨秋莲台湾报导)“八十不称老,九十当年少,人生满百岁,正是风光好!”这是杨馥成博士为了勉励自己及他人,在自己的名片上所印的打油诗。

现已届90岁高龄的留日农化专家杨馥成博士,毕生从事农业发展研究工作,在开发无农药公害的“绿色农业”方面,对环境保护、人民健康及农作物优质增产,做出突出的贡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由于因缘际会,杨博士在大陆25年,为改善中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形象,放弃国外舒适的生活,抱了满腔热情及技术,又带去不少资金。为大陆农业、农民做了无私的奉献,付出了一切(学识、精力及资金),留下汗马功劳。

但不仅未得到相应的尊重,且换来种种不愉快的遭遇,以血汗赚来的赖以为生的财物被榨干,甚至连自己及家人的人身安全也屡受威胁!(以下内容部分摘录自翁耀南先生撰写之〈记杨馥成博士活力人生〉一文)

自幼天资聪颖 成绩名列前茅

杨馥成博士于1922年2月诞生于嘉南平原上的农村──台南县下营乡大埤村, 杨馥成原名“清福”。“馥成”是亡命国外后自己改换的。

杨博士自幼天资聪颖,当时是村里第一位考上中等学校──嘉义农林学校,在嘉农成绩优秀,名列前茅,毕业后,随即进入台南州厅农林局服务。在州厅服务1年3个月,于1943年4月服义务役,披上军装出征。

很幸运,他是从几千人中被挑选出来的50人中之1,留在后方基地的新加坡。当时小队长是日本农商大臣石黑子爵的儿子石黑中尉。不知何缘,小队长特别器重他,甚至提拔他为其副手。

战争结束,小队长担心他回台湾会吃大亏,劝他与他回归日本。但他一心一意只想回故乡,继续完成学业,因此没有与小队长回日本。战争结束第2年,他回到台湾。

被扣“匪嫌”罪名 不明就里坐黑牢

杨博士回台时,正逢台湾省政府招考一批农业人才,他报考检验组,由数百人中录取25名,在“行政干部训练团”恶补了几个月后分发到各地检疫局。在台北局本部后转至基隆分局做肥料检验工作,此间遇到228事件,就跳槽改行为自由业,在基隆当满街跑的新闻记者。

1950年夏天,被突如其来的保密局特务,不明究竟送进黑牢,开始过着漫长灰色的囚虏生涯。最初2年被关在台北大桥附近的地下牢房。

他的罪名是“匪嫌”(共产党之嫌疑犯),2年后被解送到军法处看守所,经半年后,未被审问又转送到火烧岛(绿岛),2年后又被解回台北市土城乡清水村,新开设的台湾省生产教育实验所(关政治、思想犯的牢狱),接受感训教育。

经2年多,1957年4月感化教育期满,总共坐牢6年8个月。出狱后未婚妻已改嫁他人。
因是思想犯、政治犯,在白色恐怖统治的环境下,所到之处警察、特务随来伺候,因此连亲戚、好友都不得不敬而远之。没有政府机关、企业单位敢予聘用。

在台发展困难 离乡背景远渡日本

因在台湾发展有困难,就起了离乡背景远走高飞的念头,其间获得机会远渡日本继续深造学业,参加农业科技研究和推行工作。

1975年撰写学术论文“无用农药而使农作物提高其栽培成果的肥料研究”被日本特许大学认定具有显着学术及应用价值而授予博士学位。

1984年菲律宾芝麻发生疫病,猖獗蔓延,当时芝麻稍微长大,叶子就凋萎,芝麻是菲律宾很重要的经济作物,政府动员全国农学专家抢救,仍束手无策。

杨博士因对这方面有研究,经由日本朋友的介绍,他去菲律宾协助防治。由于成功解决芝麻问题,一时声名大噪,中共驻菲大使馆人员就出面邀约他到大陆考察。
1985年春,杨博士应邀前往中国大陆考察。他走访各地农村,窥见大陆农村的落后及惨状。嗣后,又返回日。

党官有眼无珠 贡献技术却被驱逐

杨博士发现,日本的农产品都是进口的,因为中国的农产品品质很差,有农药残毒,日本巿场不欢迎,杨博士就想,他所研究的东西,也许对中国农产品有帮助,于是1985年夏天,又重返大陆,讵料这一进来就如陷入深坑不能再爬出。

杨博士的25年大陆情结由此开始,尝尽“祖国怀抱里的滋味”,终致遍体鳞伤,不得不离开所谓的“祖国的怀抱”……

杨馥成第一次到大陆是在民国74年,当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他说,当时并没有打算在那里发展事业,只是想在农业方面提供点帮助。

杨博士向大陆官员建议,使用“活力素”可改善农产品的品质,并可提高产量。刚开始没有人愿意相信他,有些官员甚至认为杨博士是在骗他们。杨博士只好先做试验给他们看,因为效果很好,才获得信任。

“滚回去!否则必叫你倾家荡产!”

当时,每10公亩(1分地)农地,使用200-300公克(g)“活力素”,约花人民币12~18元,可获增加20~30%的产量甚为普遍,获增产50%以上者,更不乏其例,且可节省或免用农药。但也得罪了部分农业部的官员,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领域属他们最权威,杨博士是外来的,对他们来说很没有面子。

有一位农业主管肥料登记的高官,不但不准杨博士的产品登记,还当面骂杨博士:“来搅乱农业技术巿场!”甚至威胁杨博士称:“如果不趁早滚回台湾,必让你倾家荡产,死无葬身之地!”

试验效果良好 得在大陆落脚

杨馥成为了证实不是在欺骗他们,就去找中共中央最具权威的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最有权威的人,请他们作试验,看是不是在欺骗他们?后来农业科学院对各种农产品都作了试验。试验效果很好,有一个茶叶试验所,在杭州增产50%,还有增产70%的;有一个白菜试验所,增产竟达百分之一百多。一般而言,数量增产,品质会下降;但是试验结果,不但增产,品质还提高一级,因此,杨博士才得以在大陆落脚。

在中国娶妻生子 两岸不受认同

杨馥成博士到大陆不久,即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张美琳女士。她是原满清正黄旗后代,属于“黑五类分子”。张女士师范大学毕业后,就被强制分派,下乡教书。

张女士在落后偏僻的荒野中,时常被调换工作单位,根本没有自己自由选择的余地,以致耽误了终身大事。后来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在一所高中教书。同病相怜,杨博士与张女士相识、相知,不久便建立了家庭。

但张女士所任教学校的校长和教务主任仍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死忠派,对于杨博士的台湾人身份极端排斥。他们称:“在自由民主社会中生活的人,全都是道德败坏,行为不正。”并斥责张女士:“你为什么要嫁给这种烂民!”

甚至在张女士怀孕时,他们还勒令她限时自动堕胎,并威胁:“如果过了期限还没堕胎,就把你绑起来强制执行!”后来请求“台盟”和“台联”出面,才解脱一劫。但张女士在学校仍不断受辱,尝尽委屈,最后只得调职离开。

小孩在大陆或台湾“两边都不是人”

杨博士只有一个女儿,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台湾公民在大陆所生的子女,如果超过12岁以上就不能回台居住;如果要回台湾,必需在12岁以前就要回来办理。

杨博士说:“这是什么法律,我也不知道,全世界没有的。我当时因是在政治黑名单上,不能回来,我的小孩子也就无法回来。1986年解严后,我才可以回来。”

杨太太生下孩子后,就离开学校,他们四处流浪。孩子读小学时,同学知道她父亲是台湾人,就欺侮她。读初中时,为了让她适应台湾生活,杨博士安排女儿回台就读台南私立长荣中学,因公立学校不能收大陆生。

结果女儿在台湾读书也受欺侮,同学说她是大陆妹。在大陆被欺侮,在台湾也受欺侮。小孩在台湾被当成大陆人,在大陆被当成台湾人,没想到最后“两边都不是人。”

虽然验过DNA,证明小孩是杨博士的,但还是没有办法留在台湾,因此在台湾只读了一年初三,就回北京。据悉,当时某周刋记者曾做过访问,写过这个故事。

官匪勾结侵吞投资 北京设厂最终流产

杨馥成在大陆设的第一个厂在北京。一个退休的王姓法官拿杨馥成博士的产品去试验,发现才喷了几次就可以增产3成以上,他想生产,便叫博士去协助指导开发。

当时王姓法官去找当地农业局局长,说这东西(活力素)对农业增产非常有贡献,做过很多试验,增产3成以上没有问题,想在北京设厂生产,请局长支持。局长说,他一生做了许多农业研究,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东西可以增产30%的,认为这位台湾老头子在骗人,就没答应,设厂计划因而流产。

为了讨回自己及台湾人的尊严,杨博士只好请求大陆最具权威的政府单位“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做试验。为此,农科院安排全国90个点,于1993~1994两年间对各种作物做了试验。

杨博士一人承担了人民币30多万元的试验费用(当时,杨博士夫人在大陆高中教书,月薪是人民币100多元)。试验结果,“活力素”神奇的效能,轰动了学术界。

辽宁省投资 损失新台币近千万元

因“活力素”的效用获得肯定,经由辽宁省瓦房店巿的统战部长王德礼的引进,并在巿领导的支持下,“活力素”在辽宁省瓦房店巿广受农户信赖,用量突增。2年后,杨馥成来此投资设厂,提供当地农民廉价、货实的专利产品“活力素”,瓦房店巿的农业因而受益不浅。

经营十几年后,巿当局各部门领导接连更换,统战部领导也换了3位。随而对“活力素”的看法走了样,活力素厂的忠实干部也一一退下。

这时,统战部有位干部介绍一位“企业管理专家”来承包经营。不到几个月,厂里数十吨成品不见了,这个所谓的“企业管理专家”也不知去向。

杨馥成向法院、公安局提告,当局却以找不到犯人为由,不了了之。屋漏偏逢连夜雨,杨馥成在瓦房店巿的一幢住家,也被人骗走卖掉,合计损失人民币200多万元(约新台币936万元)。

此外,北京有人找杨博士合资作保险,说可以保障农产品,杨馥成投资之后被坑了几十万元。到宁夏投资也是一样被坑害的结局。杨馥成说,反正只要投资就被坑,最后都变成他们的了。

专利技术遭天津武警当局侵夺

辽宁省瓦房店巿的投资遭吞占,房宅也被骗卖,杨馥成博士就迁到天津。

天津武警权力很大,不仅有自己的医院,该医院旗下还有一家植物营养素公司。其领导从有关方面得知杨馥成对农业有许多贡献,受杨馥成所倡导的“农医一体”理论的启发,“要有健康的身体,必须先有健康的食品”。欲以“活力素”推行有机无公害农业。他们想设厂生产,聘请杨馥成去当顾问。

杨馥成同意与他们合作,在天津设了一个厂,从事生产杨馥成的专利产品,行销中国各地,为武警单位赚来一大笔财富,也为大陆农民创造许多经济效益。

虽然杨馥成自己栽培一个当地人,负责管理那个厂,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是搞情报工作的杨栓明中校。此人首先礼聘杨馥成为技术顾问,生产专利产品,商品名为“植物活力素”并以杨馥成名义推出。

后来,转而要求杨馥成将原来申报专利的配方稍微改动,再以杨馥成和杨栓明两人共同名义申请专利。

专利核准后,杨栓明即仿冒杨馥成的签名,佯称杨馥成放弃该专利,再以此伪造文书递送专利局。最后专利权所有权人变成杨栓明一人所有。

杨栓明的行为已触犯伪造文书及侵权的行为,杨馥成向专利局提告杨栓明伪造文书,请求其所有的专利权无效,但专利局却不受理。

杨馥成说,专利是他的,未经他本人同意,被天津武警假冒他的名义,向专利局申请放弃,专利权就这样平白地被天津武警占有。

杨馥成指出,天津武警是很有权力的单位,因为他们有枪杆子。告他们,他们不会理你,因他们有枪。请了律师,也没有用。控告无效,都没下文。可谓“枪杆出政权,拳头出银元”!

杨馥成的实证经验显示,在大陆要设一个厂,除四处受到刁难外,生产方法还要申请专利,公开配方。可是申请专利过程困难,层层关卡只有用钱摆平才能获准申请。他说,中国大陆的产业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了!

党官搞权术 公司遭独吞

扶沟县是位于河南省许昌巿(即三国时代的魏都)东部的一个农业县,其县属下的所有化工厂改组成立“神农科技公司”生产杨馥成博士的专利产品,杨馥成负责技术指导,提供30%原材料(不公开配方),并占25%股份。另有日方投资占25%股份,扶沟县方占50%股份,由扶沟县方一手负责经营。

第一年产品由县政府强制安排农民使用;第二年农民开始自动携款来厂排队求购;到第三年,化工厂原先所负债的几百万债务全部还清;第四年,原本破烂的办公室,变成了四层豪华办公楼。

但第五年,厂内领导过世,厂长换人。接班人搞权谍谋术,公司盈利不依法结算,最终公司被扶沟县方独吞。

诈骗台胞 校长带头

1990~1992 年,杨馥成担任北京巿大兴县成人教育局顾问期间,曾居住在大兴县黄村镇,住家附近有一所“黄村第七小学”,杨馥成经人介绍与校长相识。有一天,校长提议称:“学校有一所附属工厂闲置着,可生产化工产品,有执照且有免税优惠,可以租给杨博士生产活力素,每年租7万5千元(人民币,下同)。”

当时,教职人员的月薪才100元上下。校长很快就与杨馥成签订了租约,并嘱杨馥成将1年期的租金汇入工厂的银行账号内。但钱汇进账号的第二天,校长却告诉杨馥成,其上司不准租用,而且租金也不退。

杨馥成向大兴县法院提告,虽判决第七小学应还款,但事经几年却迟迟不执行,最后法院通知:“此案不予执行”且未说明理由。

打官司 律师侵吞赔款

河南省福堪县,一家国营化工厂负债百万元,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特请杨馥成帮忙研发新种肥料,开发新产品。第一年县府命令农民购买,第二年农民自己排队来买,那个化工厂一年就恢复正常营运;两三年后,他们为了独占收益,排挤杨馥成。杨馥成于是离开。

一名律师知道这件事情,出面表示可以替杨馥成打官司。但该名律师利用杨馥成的名义,不知向该化工厂拿了多少钱,结果一毛钱也没给杨馥成。

为大陆全心付出 却不得尊重

后来大莞的巿政府邀请杨馥成博士去投资,大莞是大连的一个点,每个单位都有个“通建部”。通建部长向杨馥成买“活力素”,因效果很好,买了很多,后来巿政府要生产“活力素”,聘请杨馥成当大莞点的巿政府农业顾问。

当时,杨馥成在台湾林口有一分地,卖了大约新台币一千多万元,拿去做为投资大莞的资金。据杨馥成说,那一分地如果没有卖,现在已值新台币上亿元了。

大莞农产很多,在那里做了十几年,后来因为领导换人了,杨馥成又离开了。因换了领导以后,一切就不对劲了,对方想敲诈,要求要赞助多少钱,要栽培三个小孩。巿政府表明有三个小孩很会读书,是孤儿没钱可以读书,杨馥成答应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一切由他来支援。从那时候开始,农业发展协会时常要求要赞助好几十万元。

那里有个墓园,埋葬二、三百位因参战死亡的士兵,里面有二十几个日本人。杨馥成想让它成为观光景点,让它成为日本的历史。他就以做社会公益的心态,在坟墓旁种樱花,约种5,800多棵,当时全世界樱花最具规模的,属美国华盛顿公园,有3,000多棵,那是明治时代(约一百年前),东京巿政府捐赠的。

但为大陆社会所付出的一切,并没有得到相对的尊重或肯定,最终钱财都被榨光了。杨馥成于2011年底痛心返台,在同年12月31日召开记者会,指控在大陆江苏省连云港投资的工厂被吞掉,前述投资案并没有提到,因为杨馥成的孩子、太太还在大陆,北京还有房子尚未处理,怕连累家属,就不敢多提。

据杨馥成说,光连云港“杨馥成生技有限公司”就损失人民币一千多万元。当时杨馥成用50万美金投资,是当地一个姓时的人给杨馥成引进的,并说要帮忙经营,杨馥成则另选派两位当地人帮忙管理,因杨馥成认为那两个人比较忠实可靠。

但那两人时常被姓时的找来黑道殴打,不知打了多少次,后来姓时的索性将那两人赶出去!不久那两个人都死了,杨馥成提告也没有用,那两个人就这样冤死了。

中共对台一切都是假的

杨馥成博士那个年代的人,当时也把中国当成祖国,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当他发现中共对台湾的一切都是假的、表面的,他现在对中国大陆毫无信心。

他说大陆从上到下,经常在宣传:“台湾目前这么好过日子,就是因为当年国民党从大陆把许多金银财宝搬到台湾来。”“实在太冤枉了!大陆一般民众认为国民党不知道拿了多少金银财宝给台湾人,所以现在台湾人去大陆,他们就要吃定我们台湾人。”

到大陆投资风险大 赚了钱也危险

杨馥成说,到大陆投资风险很大,台商很多人都去冒险,有的甚至没命回来,大陆为了吸引台湾人去投资,一开始都很优惠,不用税金,什么都不用,他们用最好的优惠政策吸引台商过去投资,等时机成熟,就缩编起来。

杨馥成说,大陆整台商的方法很多,最普遍的办法就是“查账”,只要查账,几乎没有一家能幸免无问题。他说,在北京的时候,他被查了二次帐,查来查去也没查到什么问题,还是被罚款。因为他们来那么多人,没有给一点费用,肯定是不行的,最后给了一万多元人民币,没有任何名义。

杨馥成劝台湾人不要再去大陆投资,他说他是早期过去的人,在大陆有二、三十年了,他觉得有义务告诉台湾同胞,不要去那个是非之地,很危险的!现在有很多台商在大陆遭到迫害,他奉劝台湾人一定要醒悟,不要去大陆投资,真的没有好处!

杨馥成称,他在大陆住了二十几年,在海南岛住过一年,还有黑龙江、新疆也住过,很了解那边的政风民情。他说,大陆为了想统一台湾,对台胞甜言蜜语,但一定要小心,去那里不仅赔了钱,卖了命的也很多,行踪不明也不少。

他还说,台商到大陆,就是赚了钱也不行,赚了钱也很危险,有时连命都没有了;还有,赚了钱要拿回来台湾也很困难。他认为台商可考虑到东南亚发展,因东南亚对台湾人都很友善。

获联合国颁发“和平使者奖”

杨馥成博士研发活力素,推行绿色农业,维护生态环境及全民健康有突出贡献,2003年获“联合国第十五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组委会颁发“特别贡献奖”及“和平使者”头衔。

杨馥成的研究与世界和平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人如果吃饱了,心情就会安定,比较不会闹事。如果肚子饿了,或身体缺少某种元素,心情就不会安定。杨馥成用营养平衡人的心情,让人的情绪稳定。

他说,猪被关着有时候会乱咬柱子,这是因为它缺少某种营养素。如果让它吃,让它满足,就不会乱咬。他做过这个实验,这个元素就是镁。镁是很重要的元素,人若缺乏镁的成分,心情就容易不稳定。

他并且说,人和动物都一样,若缺少镁,情绪容易不稳。例如,当大家一起讨论事情,如果对方说得不好听,就容易暴怒,争吵起来,如果情绪稳定,就比较不容易起争执。

最明显的就是中东,中东因生产石油,土壤很坏,营养素不足,生产的农产品营养不均衡,就会影响人的情绪。因此,住在那边的人都很暴躁,容易发脾气,所以中东有许多战争、抗争。

《寂静的春天》的启示

杨馥成提到,1962年美国的一个女科学家Carlson博士,是位很有名的学者,她写了一本书叫《Silent Spring沉默的春天》,台湾翻译成《寂静的春天》。

这本书警告,如果人类再一直这样使用农药下去,到某一年的春天,全世界都将变得很寂静,没有声音。因环境被破坏到连野鸟都飞走了,到了春天,没有鸟飞,没有花开,也没有人了,全世界都变寂静了……

当时美国总统看到这本书,很震撼,就指示针对这个问题做研究。从那时候起,农药的问题才开始被重视,开始禁止使用TPP这类东西。接触TPP虽不会立即死亡,但毒性会维持很长时间,TPP这些东西含有机磷,从此与有机磷有关的农药开始被重视。
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杨馥成心想:如果不用农药,如何改善并发展农业?因此,他就开始动脑筋研发。后来有机会去日本参加研讨会,日本有个农业化学研究所,杨馥成就跟该所所长一起从事农业研究。

在中国受尽挫折 返台设基金会盼传承

因为女儿的居留权问题,杨馥成博士打算移民到日本;但他表示,如果有机会,他还是希望回到台湾故乡。杨馥成曾说过:不管我的事业在中国如何飞黄腾达,如何受广大农民欢迎,但心中未曾忘掉“我是台湾人,道道地地的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杨馥成一生投入研发如何不使用农药,而能维持或提高生产,台湾有好些朋友认为,这么好的东西(活力素)要留在台湾生产,要想办法把它推展起来。杨馥成说,为了台湾这块土地,希望它能更好,他不拒绝。但若只是为了赚钱,他就不愿意,他认为必须真正对台湾土地、对农民有帮助的事,才有意义。

杨馥成认为,要让全部农民都知道如何不使用农药,还可提高生产,提升品质,就必须藉由政府的力量去推广。因此,他曾找过有关单位的政府官员,提过想在台南找个地方作试验,但没有下文。

创办“嘉农农业发展基金会”

杨馥成觉得大家都应该来关心我们的农业生产,要生产对全民健康有益的产品,否则光农产丰收,产品却有毒或营养不良,并没有意义,吃了反而有害人体。

杨馥成热心公益事业,2003年捐资成立“财团法人嘉农农业发展基金会”主要目的在于呼吁“嘉农”人共同肩负这个社会责任,集结力量完成使命。前不久,“嘉农农业发展基金会”开会,杨馥成表示,他要移民到琉球,希望基金会由年轻人来接棒,代代相传。

大陆中央官员有特供农场

杨馥成认为现在癌症、或奇奇怪怪的病症为什么会这么多,就是因为农产品不健康,有农药残留,亚硝酸是致癌的凶手,亚硝酸是怎么来的?就是化学肥料使用不适造成的。

杨馥成说,在北京西北有一片农场,那个农场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产的蔬果不可拿到外面卖,全都要给中央官员。

中共中央官员知道农药有残毒,对健康不好,可是不禁止,因为只要让农产品丰收,农民可以吃饱,不会起来反抗就好,管它有没有毒,因为农民若没有粮食,肚子饿,就会起来闹事、反抗。

恩师的感人故事

战争是国与国的互相残杀,但仍有许多不分国界的感人故事。杨馥成博士有一个日本籍老师叫常贺,是火药专家。战后台湾有许多美国飞机空袭的炸弹没有爆炸,政府找常贺老师来处理这些未爆弹,他就留下来没有回日本去,常贺历经好多年时间,才处理完那些未爆弹,期间有一次发生爆炸,他的助手当场死亡,常贺本人也被炸伤1只眼睛。

直到1987年常贺过世,他一生都住在台湾,一生都为台湾付出,几年前他的太太及孩子才搬回日本东京。

常贺很疼杨馥成,杨馥成被关出来后,常贺不避讳他是政治犯,仍然很照顾他。因感念师恩,只要杨馥成去日本,都会到常贺老师家去祭拜恩师,并带钱去慰问恩师母。

几年前常贺的儿子告诉杨馥成,他们日本人出生的时候,肚脐眼会被保存起来,他的父亲有一个遗愿,希望把肚脐眼留在台湾,因他一生在台湾工作,对台湾有感情,想要留在这里。

由于常贺恩师在台时住在嘉义,杨馥成就去找现任嘉义大学的校长,说明这件事并争取在旧校舍建立一个纪念碑,好让台湾人知道这件事情,因这段历史很多人都不知道。

被召募到大陆的台湾知青很凄惨

杨馥成还提到,民国40年,周恩来邀请台湾一批海外知识分子到大陆去,有一个嘉农同学叫赖俊铭,他在京都大学读书,当时李登辉也在那里,李登辉回台当了总统,赖俊铭跑去大陆,当了乞丐。

据杨馥成说,当时在大陆的台湾人都被凌迟得很凄惨,许多人自杀,有一个台南西港人,从3楼跳下去,刚好被树挡住没死,后来不知道怎样了。他说,这批知识分子,都很可怜,下场都很凄惨,说也说不完。

结语
杨馥成博士一生坚持医农一体,以生态环境保护及维护全民健康为宗旨。运用科学配方,提高产量与品质,降低农业成本,达到生态环保的绿色农业目的,并创造无毒生活环境。

“不要急于争取眼前的丰收,而将生灵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破坏无遗!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美好的绿地吧!”这是他一向呼吁的格言,并力行实践。
综观杨馥成的一生,为环境保护、人民健康,竭尽一生的精力、金钱研发绿色农产品,为大陆农业留下不少功劳与汗水,但最终遭到大陆无情的遗弃、财产被侵占、掠夺、年老尚无法落叶归根,还得继续漂泊海外,只为一家能团圆,令人不胜唏嘘。◇

【台商泪总汇点评】

人性的光芒 在政治的中国荒芜

杨馥成博士在中国25年的农业梦

文/童文薰

1922年2月出生于台湾台南县下营乡的杨馥成博士,如今已是90高龄。他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中国与台湾近百年的现代史。

杨馥成在日据的台湾成长受教育,二战末期被日本征召到新加坡基地。二战结束后杨馥成回到台湾,成为台湾省政府招考的第一批农业人才。后来台湾发生228事件,杨馥成转行当新闻记者。

1950年夏天,在白色恐怖当道的年代,杨馥成被特务陷害,顶着共党匪嫌的罪名,前后坐了6年8个月的政治黑牢。出狱后杨馥成的未婚妻已改嫁他人,亲朋旧友都对他敬而远之。想找公家机关的工作不可能,私人企业也不敢聘用他。

放诸四海皆准的模式 在中国行不通

杨馥成因此远渡重洋前往日本深造,同时参与农业科技研究和推行工作。1975年以其“无用农药而使农作物提高其栽培成果的肥料研究”,获日本特许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此时杨馥成已经年过半百,但他在提升农作物品质与产量、改善农民生活的热情,却才方兴未艾。因为协助菲律宾解决了发生在1984年的芝麻疫病问题,引起中共驻菲大使馆人员的注意,主动邀他到大陆考察。

1985年春,杨博士应邀前往中国大陆考察,走访各地农村之后深深明白大陆农村的落后及农民的贫困惨状。杨馥成的中国情结被激起,想要把所学与研究贡献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自此走上了一段长达25年的重复挫败之路。

杨馥成不是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在台湾的政治冤狱,也不是一般人有过的历练。台湾虽有过白色恐怖时期,社会上也有商业诈骗,官场上也有官商勾结,与日本社会没有太大区别──社会的运作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基础与法律底线,一般人可以互相信赖,尤其是信赖官方。

有契约为凭者,如果契约履行出了问题,最后还有法院可以做最后的仲裁,平头百姓即使面对政府机关,也可以有充分的保障。

但这些行走社会甚至于放诸四海皆准的模式,到了中国却一再触礁。第一次投资是在辽宁,最后被统战部官员介绍的承包商骗走库存,连住房都被人卖掉,共卷走台币近千万元。接着杨馥成转战北京、宁夏、天津等地,合作的单位甚至是权力极大的武警部门。可是最后不仅投资被侵占,连专利权也遭伪造签名,被侵夺。

25年从合资、顾问到独资 一路遇劫

即使如此,杨馥成还是被河南省许昌巿扶沟县政府说服了,前往扶沟县投资,成立合资企业。这回杨馥成负责技术指导,提供原材料而且不公开配方,占股25%,又再找到日资占了25%股份,扶沟县方占50%股份,看来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当这家原本亏损累累的县府化工厂转亏为盈之后,就被接班干部侵吞了盈利,再透过清算程序把公司整个归给扶沟县方。杨馥成千算万算还是落得一场空。

大钱有人贪,小钱也有人骗。1992年杨馥成曾被北京巿大兴县黄村镇第七小学校长,以“学校有1所附属工厂闲置,有执照且有免税优待”诱使杨馥成交付1年份租7万5千人民币。

结果钱汇出的第二天,该校长却说上司不批准租约,但钱也不能退。杨馥成向大兴县法院提诉,官司倒是打赢了,可是却迟迟不执行。几年后法院来了通知,只说:“此案不予执行。”然后就没有下文。

河南另一个国营化工厂一样是负债累累,找上杨馥成生产新种肥料。头一年县政府强制农民购买,之后效果显着,农民自己排队来买。但赚了钱之后这个国营化工厂便无视与杨馥成的契约,逼他离开。不料一个律师主动出面为杨馥成打官司,结果不知从这家国企拿到多少钱,反正杨馥成一毛钱也没拿到。

接着又是大连大莞的投资案。为了这个投资案杨馥成卖了台湾林口的1分地。在1990年代,林口台地的土地只卖了约人民币300万,杨馥成全部投在大莞的案子上。这个案子是和大莞市政府合作,结果一样被侵吞,投资全部泡汤。可是到了2010年,原本那块林口土地已经市值上亿台币。这一进一出的对比,更让杨馥成痛心与灰心。

屡败屡战 直到看透中共本质

但最惨痛的经验还在后头。杨馥成在连云港投资成立的“杨馥成生技有限公司”。这家杨馥成自己拥有的公司,找了两名可靠的当地人协助管理经营。这应该不会再重蹈之前的失败覆辙了吧!却不知在利益受人觊觎之下,就算能够找到可靠的经理人,却在黑道的围攻下,这两名经理人被驱逐甚至殴打至死。杨馥成向法院提告也无法为这两个人找回公道,上千万的投资再次成为他人的囊中物。

一场中国梦,杨馥成得到了妻子与女儿,其余投入中国的钱财全被榨取一空。因为杨馥成在1980年代就前往中国投资,导致回台之路一直受阻。回台之路解禁之后,却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相关规定,在中国出生的女儿竟成人球,无法取得台湾身份,在中国也不被同侪认同。为了女儿的将来,90高龄的杨馥成决定移民日本。

但杨馥成仍然没有忘情他的农业大愿,在台湾捐资成立“财团法人嘉农农业发展基金会”,希望基金会有年轻人来接棒。

在日据时代,有不少人如杨馥成这样,由衷认同中国是祖国。这是对历史的中国与地理的中国,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可是杨馥成与更多的人一样,弄不清还有一个政治的中国,这个政治的中国因为共产主义的思想对人性的屠戮,社会上不是没有好人,但是能够掌控权力的党官们,空具一副中国人的皮囊,骨子里没有中华固有文化的内涵,也不相信善恶有报。为了眼前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等到杨馥成走进并走近政治的中国,他的心最后远离中国。他说自己开始厌恶大陆,没有信心。走过25年的梦醒之路,杨馥成已经认清了中共的本质。但这是以25年的岁月为代价,以一生的积蓄为代价。

这就是近百年的战争、纷扰后,一位自幼聪颖的台湾人才的故事。杨馥成身上折射出热情与善良的光,但这样的光在当前中国社会,却不得不黯淡凄凉。不以成败论英雄,现代历史辜负了杨馥成,但杨馥成并没有辜负自己的一生。无论受到何种挫折,他仍怀抱着农业的理想。这才是真正成功的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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