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9月09日讯】（新纪元周刊291期，记者王净文报导）贪官一般事先做好万全的出逃准备，然后一捞再捞，直到听闻纪检部门的调查风声，即刻以合法身份从容登机，被戏称为“合法输出的一种中国土特产品”。据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间的旧资料，平均一名贪官卷走1亿人民币外逃。
中国究竟有多少贪官外逃？卷走了多少贪腐资产？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曾引起不小震动。报告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曾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至2002年的15年间，外逃金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外逃资金超过了1.5万亿（兆）元人民币。一直关注反腐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的研究显示，外逃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上万名，携带金额约1万亿（兆）元，也就是平均每人1亿人民币。
贪官外逃后，官方对他们的抓捕也很不得力。比如2003年4月20日，原温州市副市长、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携女儿女婿及外孙从上海机场途经新加坡出逃美国，她贪污了2亿多人民币。有报导称，杨秀珠已在2005年5月31日于荷兰落网，但消息出现几小时后便被删除。2011年荷兰媒体惊叹，六年过去了，到底杨秀珠是身在荷兰，还是已被引渡回国，怎么中外媒体都找不到答案呢？
在大陆不成为贪官到底有多难？
贪污在大陆官场已成常态，甚至是必然。承诺“不偷懒、不贪钱、不贪色、不整人”并声称已完全做到的湖南祁东县县长雷高飞，一夜之间成新闻人物。然而，这位高调述廉的县长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表示：“抵御诱惑非常艰难，官员也是人。”
贪官常说的话是：“我不贪，别人会骂我是异类。别人接受好处，我不接受好处，得罪兄弟感情，同时会让更多的人疑心，是否你会去告密。”在这样的氛围中，想保持清廉，不是想不想的事情，而是敢不敢的事情。还有人说：“贪官人缘好，人人都想保；清官自管清，个个都不亲。”
2009年，中央纪委一位干部曾主动向大陆媒体透露，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因涉嫌严重违纪而被“双规”后，广东因害怕被牵连的党政军官员不计其数，在风声鹤唳之下，外逃高官多达150个家庭。其中退休的省级干部六人，厅级干部多达70人，这些人潜逃带走了高达上百亿的资产。由于事发突然，他们在国内囤积的房产几乎都没有来得及变卖，截至2009年5月底，中纪委查封的“无主”（已经潜逃）的房地产仅仅广州一地就高达1,800多套，散布在碧桂园等上百万的豪华别墅就多达160套。
这只是说那些潜逃官员留下来的贪腐房产，不包括被双规和正式逮捕的，那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位中纪委高级官员说，由于这种查封和没收的贪官房产数量巨大，处置作价可以由反腐办案官员随心所欲，于是出现了“大贪办小贪，一贪连一贪”的事情，这让他很绝望，他希望透过披露的消息，能提醒那些专门惩治贪官的贪官们，悬崖勒马。不过，法律都管不了的，他这几句劝告就能管用吗？
中共贪官潜逃的程序和去向
一般大陆贪官有三个去向：一、泰国、缅甸、蒙古、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二、非洲、拉美、东欧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前两者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出逃官员的首选，但风险也较大。所以这些地方往往只是贪官出逃的跳板。对于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主要是去西方发达国家，那里讲人权，把人的生命看得很珍贵，不允许经过他们之手遣送回中国的贪官被判处死刑，赖昌星就是这样在加拿大滞留了十多年。而且美、加、澳是移民国家，只要夫妻中一方加入国籍，另一方就很容易定居下来。
每一个贪官的出逃除了那种东窗事发后，临时决定的以外，都会经过一年左右的准备。大概的出逃步骤包括：家属先行→转移资产→准备护照→猛捞一笔→出国探亲／考察→藏匿寓所→获得身份。
家属先行，一般是送子女出国留学，这相对简单而且有必要，否则一家人谁都不会外语，在国外生活也有困难。送孩子出国留学，自然有人会送上学费和路费，然后妻子出国探亲，有的是去陪读，有的是工作关系，有的甚至是和丈夫假离婚。接下来就是转移资金。涉贪腐问题的“裸官”需要将聚敛的巨额资金转移到境外，有的是汇给已经在境外的家人，有的是通过海外开办公司，有的是通过地下钱庄，有的是随身携带。地下钱庄是主要方式。
如何获得护照呢？与偷渡客不同，贪官普遍用的是真护照。在中国许多地区，花上3、5万元人民币，向一名派出所所长行贿，就可以另办一个正式的身份证，有了身份证就可以办理护照。近年吉林、湖南等地已爆出数起公安机关参与盗卖护照的丑闻。
接下来就是安排探亲或商务考察的机会，去探探路，一则经历一下办理签证的过程，并选择日后逃到什么地方比较舒服，一般这时贪官们会争取多次往返的外国签证，一旦东窗事发，可随时出逃。
关于出逃时间，贪官们总想多捞点，一捞再捞，都是听到纪检部门要调查他的风声了，才咬牙决定出逃。由于前面准备工作做得好，他们大多以合法身份从容地登上飞机，从来没有闷死在货车或淹死在太平洋之类的消息传出，以至于海外媒体戏称他们为“合法输出的一种中国土特产品”。
很多时候贪官出逃并不只是为了“自己”，或为了家人，更多时候还要保护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更高级别的领导，因为贪腐很多时候是一条链，他不走，大家都麻烦，所以暗中互相帮忙出逃的人很多。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贪官二奶村”和“贪官子女村”。
比如赖昌星这个走私“大王”，之所以能成功外逃，与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通风，以及原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的“鼎力帮助”密不可分。1999年8月11日至12日，庄如顺在得知公安机关正在缉捕赖的情况后，四次给赖昌星打电话，敦促其出逃。出逃的和还没逃的，他们早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
裸官118万 平均每市县逾50人
2010年两会上，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哲披露说：“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对这些官员，他们应该及时向组织汇报，其配偶和子女到国外去定居留学，费用从何而来，是谁提供资助的？”118万意味着每个省平均有近四万个裸官，全中国2,000多个市县平均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尽管中共组织部在某些地区提出“裸官不能当一把手”的纸面规定外，实际执行中根本没有落实。一个连官员自身财产都不能公布的国家，怎么能要求官员汇报其家人出行变动呢？
而且，中共还一直隐瞒贪官的出逃。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早在2002年已外逃，但官方一直捂着不允证实，直到八年后的2010年，新华网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高严，1995年6月任云南省委书记。任职不久就与云南省电视台的一位美女主持人倒在了双人床上，1998年高严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正部级），高一度藏身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小镇。
原河南省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在人间蒸发达三个月后，河南省高检才以“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对李卫民的失踪，安阳市主要领导还有一句经典回应：“他去看病了”。这次政治局高官逃往美国未遂案的真相，人们可能要等到中共倒台那一天才能真正知晓。
沉船前老鼠先弃船而逃了
如今中共的统治已危在旦夕，不说百姓们起来造反，就连其内部官员也在用脚投票，抛弃中共，逃出中国。据统计，2012年一季度，中国对外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6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了惊人的95％。外汇资本项目顺差约为50亿美元，是中国近15年来的最低水平。
2011年底，《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胡润《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等，相继报导中国资金外流严重，出现了富人携资外逃的现象。据知情人透露，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富豪们没有安全感，而且大陆投资机会减少，人们对未来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加上有人担心18大后政治动乱，于是出现资金大量外流现象。
在资金外流的同时，大陆也出现了新的移民潮，其中投资移民比例骤增。福布斯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高净值人士（私人可投资产超过1,000万元）达到38.3万人，超高净值人士（私人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已达到128人。在这些人中，60％表示已完成或正在考虑投资移民。很多大陆富豪认为，获得外国护照就像上保险一样，他们需要这样的保险，否则，灾祸临头无处可逃。◇
本文转自291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93/1119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