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1月17日讯】前几天去朋友家做客，其5岁的女儿伶俐可爱，要求我与其一起玩耍，我们俩个玩的很起兴。因为孩子玩的高兴了，就用抑扬顿挫的声音给我背颂起四书之一的《大学》来。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五岁的孩童颂读《大学》，也许她现在还不能够懂得书中所说的涵义，但是对于熟背经书的孩子来说，长大之后，她就很容易明白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从胡适之等所倡议的白话文开始的吧，不过很多年过去后人们都会禁不住的慨叹：从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过大师级的人物，相反“犬儒”式的文人和学者却比比皆是。
前几天打开网页，看见《环球时报》的文章：“媒体应该是国家利益的看门狗”，那一刻那个标题让我目瞪口呆，但是作者以所谓的“国家利益”来要求媒体做“看家狗”，那一刻，我对于什么是“国家利益”还很模糊，我相信那位作者(据说是复旦大学的一名教授所写)自己一定也是模糊的，因为我读了半天也不知其所云，因为那篇文章写的太烂了，才知道他们的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
我相信，从小就在“党文化”中浸润的人们，对于太多党文化的说辞，已经失去了分辨的能力，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中共的媒体上有什么话说不出来呢，有什么谎言不能够“堂而皇之”的说出来呢？而他们最善用的技俩就是用贬义词去形容正义的事情，从而弱化了贬义词的道德谴责作用。
在中共的体制下，写作者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人实在是不容易，而做狗就很容易了，放下了做人的尊严，可以心安理得的苟且偷生，甚至替主人咬人，偶尔还可分得一些残羹剩饭甚至还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但是不管吃的如何好都不过是狗而已。回头再看做狗的人也不都是吃香的喝辣的，文革中惨死的也不乏急功近利的人。
那篇要媒体为了国家利益做“看门狗”的标题，多日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看来是我良知的一面从党文化中慢慢的清醒过来了吧。什么是国家的利益？我苦思而不得其解，但是我的良知会对我说“我们的良知就是国家的利益”试想一个失去良知的国度会是什么样的国度呢？
什么是国家的利益？那一天当我静静的聆听着5岁的小女孩给我所背颂的《大学》时，我终于知道了另一种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诠释，曾子的《大学》中是这样说的：“……此谓国不以利为义，以义为利也。”
因为感慨于此事，昨天又和朋友说起，朋友也很感兴趣，和我聊了一会。朋友说：“狗的特点是不分善恶，谁给我骨头，我就维护谁的利益。”对于中共来说，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高于真理高于人民。而《环球时报》的说辞，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奴才”相已经深入其骨髓了，根本不具备正常人的思维了。做狗的忠诚对狗来说是一种美德，可是狗就是狗，它不具备人所具有的坚持真理的尊严。
这让我想起新华门前的一句话：“为人民服务”。中共也一直在标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要做人民的公仆一类的好话。而《环球时报》让媒体做“看家狗”的说词，完全把自己做公仆的面纱揭下来了，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奴隶；是“看家狗”。
这也让我想起古人的忠，那种忠是忠于本分，终于天理和正义，而不是做“狗”那样的人狗。所以新华门门口的那句话该改成“为狗服务”才贴切中共的思维方式。谁是人谁是狗？是狗让人做狗？还是某人让狗做人？
媒体是什么？媒体的本分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和良知。也就是儒家说的“义”，再说宽了就是“仁、义、礼、智、信”了，媒体的存在意义是以对普世价值来分辨善与恶的，如果媒体没有了抑恶扬善的自由，没有了公认的价值体系，这样的媒体就成了某些邪恶的人、邪恶的政权用来打击善良的工具，那么这样的媒体还是消失的为好，人民不需要这样的媒体，他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罪恶。
因为在党的思维中没有高尚，只有物质的利益，它们理解不了高尚，理解不了古人 “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在中共的思维中，只有斗争、斗争，再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真的其乐无穷吗？其实是其祸无穷而已。
那么在强权之下，我想对于媒体来说，我们有“莫言”的权利，我们有趴下的权利，我们有为其所利用来说谎和害人的权利……，只是我们失去的是做人的尊严的权利。
呜呼，人狗难分的党文化思维，残害了自己也残害了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