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代宗师苏轼，他的诗词、散文、书法，世称“三绝”。而他性情淡泊，性格洒脱，虚怀大度，屡处逆境却不改忠君爱民，甘为苍生造福的高古风范，更引历代文人士大夫竞相折腰。
宋元符三年五月，苏轼在流放中遇赦，结束七年流放生涯，从海南北归。苏轼北归一路受到热情款待，有人是他朋友，有人慕其文名。路经靖江的时候，许多文人朋友都来拜见他，但章惇的儿子章援却没来。当年苏东坡作主考官，亲自第一名录取章援，按照当时的传统，章援当为苏轼之门生。
原来，当时传闻，苏轼北归将入朝拜相。曾在哲宗朝为相的章惇之子章援，因害怕其父曾经对苏轼的迫害甚多，而受苏轼打击报复，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请求他的宽宥。对官场恩怨早视作过眼烟云的苏轼即作覆书，坦诚相告：“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这种不咎既往，珍惜情谊，以德报怨的胸怀，着实令人击节赞赏。
苏轼与章惇确有“同年”之谊。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和章惇为同榜进士。早年，章惇和苏轼结交于陕西，后过从甚密，无话不谈，是为颇有情谊的好友。但在宋哲宗赵煦亲政后，苏轼反对王安石的激进改革，并进谏哲宗皇帝好好学习，远离女色，宋哲宗颇为不悦。
章惇、蔡卞当权后，因与苏轼政见的分歧，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将苏轼降职免官，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贬置苏轼至岭南惠州。岭南彼时为蛮荒之地，瘴气盛行，语言殊异，苏轼在惠州以苦为乐，写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
诗传到京城，章惇听后更为恼怒，他嫌苏轼在逆境中也能这么逍遥，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再贬六十二岁的苏轼为琼州别驾，发配儋县。身为宰相的章惇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氏兄弟在官舍居住。于是，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但是，苏轼仍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虽然在海南住茅屋，还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样的诗句。
宋徽宗即位后，章惇失势，被贬到雷州。不念旧恶的苏轼非常怀念与章惇的“同年”之谊，为其遭贬后的生活、健康而牵挂。在给章援的覆信中，苏轼叮嘱他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多备些“家常用药”，“切不可服外物”。苏轼还给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药方，嘱其多多保重自己。
苏轼对迫害过自己的章惇，仍像对老朋友那样，关爱有加，不计前嫌。他的宽容大度，如此博爱、宽厚的胸襟，为后人所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