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1月09日讯】被纳粹法庭以叛国罪判死刑的马克‧尼姆的最后陈辞：“所有德国人都知道天快亮了，只有你们还在坚守黑暗。”——题记
中国的清华大学要学生“精忠报党”，北京大学要防堵学生“激进思想”。在一个思想受到限制，观念需要防堵的大学里，永远不可能有独立的大学精神，永远不可能有世界级的大师，永远不可能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最大的成就无非是培养了多少干部、培养了多少企业家、培养了多少亿万富翁。这样的大学上和不上有什么区别？
燕京大学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意思是，只有掌握了真理你才能获得自由，而你的自由是用来奉献的。司徒雷登说：“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分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中国曾有过这样的大学和校长，但是那是在60年前。
每一个北大学生都应该知道，你脚下美丽的校园是一个叫司徒雷登的美国人从军阀手上买来、并一点一点建起来的。这个善良的美国人在遗嘱里希望他的骨灰能安葬在他倾注毕生心血的燕京大学校园，和他的爱妻为邻。但我们却没能让他如愿以偿。偌大个燕京校园居然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一个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他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他为中国建设了一所成功的大学——燕京大学。他靠步行和骑毛驴为燕大找到了美丽的校园。他游说哈佛大学和燕大合作建立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抗战期间，为保护燕大学生，他被日本人关押四年。他是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
在那个年代，一个既爱美国又爱中国的人注定是悲剧的。司徒雷登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他说自己是中国人多于美国人。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深情地赞美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可惜这段话在收入中学课本时被删节了。而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使他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但历史终究是不能被篡改的。
1908年6月23日，美国国会准将美国庚子赔款数减至1,365万美元，并决定将已获赔款的差额1,079万美元退还中国，希望中国将退款用于办学。两国商定，中国每年送学生赴美留学，前身为留学生预科学校的清华大学就由赔款所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说，直到今天，新竹清华每年还收到庚子赔款支票。庚款的留学生计有：梅贻琦、胡适、闻一多、陶行知、竺可桢、赵元任、侯德榜、梁思成、钱钟书、杨振宁、李政道、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周培源、茅以升、朱光亚，李四光，邓稼先、吴宓等。
洛杉矶加州大学60多名华裔学生和18名教授，2005年发起成立“中国关爱俱乐部”，他们与在美国的中国领养儿童交朋友、为仍然在中国的残疾孤儿做手术募集资金。在美国，各种慈善团体在大学中比比皆是，大学生的社会责任从学生时代开始培养。而我们培养大学生，最怕的就是太有社会责任，所以要有政治辅导员。
美国“富二代”马修（Matt Dalio），他从17岁起开始资助中国残疾孤儿。迄今为止已资助了1,000个孩子。并为其中的400个孩子找到了收养的美国家庭。我们的富二代在比跑车、比名牌、比泡妞，人家的富二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资助残疾儿童。
美国人坐飞机花大钱来中国收养残疾儿童，而汶川地震后，全国各地的中国人也坐飞机去了一大堆人要领养88个孤儿，到那儿一看个个都有缺陷，就跑民政部门问罪：你们凭什么把健全的孩子藏起来，给我们这些“歪瓜裂枣”？民政部门很委屈：没有缺陷的孩子，人家爷爷奶奶都不给呀。最后，那88个孩子一个都没被领走。
美国只是一种现象，“反美”或“爱美”事实上反映的是你所坚持的理念。但是我发现很多反美的五毛朋友，只是为了反美而反美。如，他会举例告诉你，其实美国人也不尊重人权、其实美国也没有民主。言下之意，他已经承认了民主和人权是好东西，因为美国没有，所以美国不好。如果这么反美的话，我和你们没矛盾。
历史已经证明，民主制度在实行经济赶超时，远没有专制制度来得有效。但没有一个专制国家在赶超以后能实现持续发展的。印度虽然表面没那么光鲜亮丽，但建国六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过重大动荡，没有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人民利益能得到保障，民族矛盾能妥善解决。国家政权也因民主的成熟，而不用担心被推翻。
一个经常出入官场，黑白两道均游刃有余的富商，非常认真地问我的一位朋友：“你们这些人有什么不满的，难道现在的生活不好吗”？我的朋友说：“难道你真的不觉得没有自由吗”？富商真诚地说：“我真不觉得。我现在想干的所有事情，政府没有一件不让我干的。而政府不让我干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是我要干的”。所以说，满意不满意和你要什么有关。
当一个国家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价值寄托、失去了信仰支撑。它还能追求什么？财富、金钱、权力、虚荣。人类最原始的欲望成了社会的共同追求，被文明抛弃的丛林法则又回到了我们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