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1月12日讯】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的专访时称，为了保障民营企业家自身利益的公正、公平，（政府）应该给民营企业家一个明确的政治身份，（这个身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群人。
这句听起来比“红歌”还肉麻的慷慨陈辞是在近日中共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谈及的经济改革话题的讨论中应运而生的。不得不说，这句“向党献礼”的谄媚之语表达了某类依附政治势力发家致富的民营企业家对党的赤子忠诚。而正是因为以柳传志为代表的这些所谓民营企业家的溜须拍马动作太高调，才致使人们很容易发现他的这番言论实则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虚假的连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
民营企业家到底需不需要政治身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民营企业“前世今生”的变革中来一探究竟。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相信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都不会陌生。或许“并不华丽的转身”这个说法可以恰如其分的形容当时国企摆脱困境，变身民企的真实过程。尽管官方总在刻意强调民营企业是由私人注资经营的个体经济，但90年代刚刚打上民营标签的各大企业实际上是在政府的操控下，通过对国企的贱买贱卖、私相授受来得以建立和起步运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初的民营企业仍然打着很深的官方烙印。这样的民企能够持续发展到今天，与中共的支持与利益涉足也同样是密不可分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共始终本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则来对民企的各项利益所得进行搜罗瓜分。
由此可见，民营企业与中共政治利益集团，到底谁更需要谁？似乎无需再进行长篇累牍的陈述。或许我们用“被需要”来形容民营企业的境况则更为合适。对于一般的独立性企业或经济实体来说，市场竞争机制的淘汰法则以及供求关系的市场规律更能让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以及良性的发展机会。原本就向政府上交着一笔可观税费的个体企业也并不希望政府再伸进一只无形黑手，对自身加以钳制和干预。因此，政治的“加盟”对于民企来说，就好像是背后多了一双觊觎财富的眼睛，浑身不自在；而无缘无故被安上“政治身份”，则更像是被套上了“紧箍咒”，总会伴随着头疼欲裂的危险。
既然“政治身份”是个不怎么好玩的负累，但为何那位鼎鼎有名的民企老总却信誓旦旦的公开表态称，民营企业家需要政治身份，且想要成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呢？或许就在前不久刚刚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官方逮捕的民营企业家的悲惨境遇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无独有偶，早在今年7月，湖南湘西民营企业家曾成杰以“非法集资”罪被长沙中级法院秘密处死。事实上，这样的案例并非只此两例。众多知情人士竞相披露，中共政府之所以对这些民营企业家施以高压、秘捕，甚至不留活口，只因为不苟同于中共作风的他们一旦被处以刑罚，其名下资产便可顺理成章的划为“国家所有”，即政府私有。
事实上，这些令人恐慌和绝望的历史教训早已让众多拥有巨额资产的民营企业家纷纷选择逃离中共的魔爪。无论是依附于体制存活的知名大企业家，还是白手起家，靠自身努力独立创业的小企业主，都处于一种迫切的逃离状。“惹不起，躲得起”的本能反应让他们最终选择背井离乡，踏上了移民海外的征途。有资料显示，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富人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其中80%以上为民营企业家。
看到这么多商贾巨擘选择移民海外，远离政治的高压与管控，一些仍仰赖中共生存，又一时找不到更好台阶和后路的民营企业家，尽管此时此刻内心极为恐慌，却仍要强作镇定。或许他们认为，在媒体面前高调表表决心，为中共站台能够为自己赢得一线生机。只不过，他们未曾看清，能给他们带来生机的永远不可能是中共这个以“谋取私利”为先的强盗集团，而是自己或秉承良知、正义或纵容邪恶的内心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