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辉】 中共处“生死存亡”期 中监委旧址王岐山发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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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11月26日讯】天安门广场和山西太原爆炸的阴影尚未消散,三中全会推出的两大机构和各项措施正在建立或实施之际,青岛中石化又响起了爆炸声。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23日与24日,中共党媒新华网以显着位置报导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22日在湖北武汉“寻根”、考察中纪委的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的新闻。

引起外界关注的是,报导中提到当年建立中监委是在“中共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其目的就是“为了严惩叛徒、纯洁队伍、严格党的纪律、保护党的组织”。王岐山则称:“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开启了党内监督的组织创新,高举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监督执纪的旗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考虑到中共领导人的所言所行通常具有暗示作用,对外传递某种信息,从王岐山的“寻根溯源”之行以及放话可以推断出如下两点:一、现在的中共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二、中纪委最近的扩权,就是为了“从严治党”,根本目的是保党。

不妨先看一下中共这两次生死存亡期所面临的困境。为统一全国,1926年,蒋介石不顾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反对,率军北伐,并在1927年初攻克了江西,之后进军杭州,随之攻克了上海和南京。3月,蒋介石抵达上海,同月,南京城内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北伐军还进入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进行了武装袭击,打死英美法意等国六人,打伤数十人。英国领事被杀死,领事夫人被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外国领事馆和侨民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对此,西方国家甚为震惊,下午三时左右,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三十多人,伤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

蒋介石经调查,认定是北伐军中的中共党员受共产党的理论煽动造成的,因此决定“清党”,将共产党逐出国民党,而在后来军阀张作霖查抄苏俄驻北京大使馆所缴获的一份共产国际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训令中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4月12日国民党在南京、上海等地开始的“清党”使中共损失惨重,中共遂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4月底在武汉召开了“五大”,选举产生了党内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委。此后中共密件落入汪精卫之手,武汉国民党也开始“清党”,中共发动武装暴动,失败后转入偏远农村。

撤入农村的中共依然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在国民党五次围剿下,中共被迫北上逃跑,到达陕北,后暗中策划张学良、杨虎城绑架了蒋介石,制造了“西安军事政变”,从而使中共藉抗日之名又一次摆脱了生存危机。在国民党浴血抗战之时,中共龟缩在西北一隅,趁机坐大,在国民党内部策反,并通过欺骗手段获得了美国支持,最终夺取了政权,度过了生死危亡期。

显而易见,在这一过程中,拯救中共的绝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而事实上,第一届中监会基本上没有发挥任何的监督作用,所期望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共的重点是放在了领导地方武装暴动上,10名监察委员也被分派到各地,并大多死去。鉴于此,1928年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就取消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代之以职权范围较小的中央审查委员会。之后几次易名,但作用并不明显,毛的独断、专权至少并没受到影响。

如今,王岐山重提中监委,为中纪委扩权、反腐寻找政治上的依据,是否能达到“从严治党”,挽救中共将亡的命运呢?

与1927年的危亡处境相比,现在的中共掌控着一国全部的权力,而引发其生死存亡危机的方面绝不仅仅是中共政权腐败、司法不公、践踏人权、打压民众,还包括: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公现象明显,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老百姓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就业率持续低迷,工资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食品不安全,环境污染严重,人民幸福感缺失,对政府满意度低;社会矛盾加剧,民众抗暴运动、上访此起彼伏;经济长期畸形发展,通货膨胀严重,恶果已经显现;社会信任感丧失,政府的公信力业已降到谷底……更为重要的是,中共高层一年多且迄今未停的博弈,核心正是法轮功问题,习阵营试图加强纪检以控制地方和江泽民阵营,防止中共崩溃;而江系为了不被清算,会折腾到底,双方根本无调和的可能。

对于中共上述所面临的危机,中纪委扩权、反腐,甚至在打击江系人马上或许会起到某些作用,但归根结底,不彻底清算江泽民等人的罪恶,不结束一党专政,诸多危机还是无法解决,生死危亡的局面也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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