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1月27日讯】（大纪元唐文综合报导）在习近平军权做后盾和王岐山反腐开路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出李克强此前被阻挠的系列改革方案或意向。北京消息人士披露，三中全会改革方案遭遇地方强烈反弹，最终改革实际上是各方妥协讨价还价的一个结果。
三中全会上，习近平阵营为保政权和执政，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三权联盟，推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进行中央集权，瓦解政法委第二中央；与江泽民集团和地方诸侯权力利益直接冲突、恶斗登场。
习近平阵营面临的最大难题和危机是，江泽民政法系统过去10多年来在残酷迫害法轮功中，撕开法律口子致司法真空，地方公检法权力全面堕落和黑社会化，中共基础组织已基本崩溃，习近平阵营的声音已经无法到达地方和基层。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血债帮不清除，缺乏道统、权威、共识和民心的改革要奢望成功，无异于痴人说梦。
习、李游说地方不成
据北京的消息人士向《大纪元》透露，三中全会首日，习近平做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但在随后的讨论中，各地高官的反弹，出乎习、李、王三人的意料之外。
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北京下发省部级的文件草案就引发了很多争论。为了说服地方大员，习李二人分别去了湖南和黑龙江，事先招呼，以免反弹过烈。同时，在三中全会举行之际，三百多名非中央委员的省部级官员被集中到中央党校“培训”，而且被规定不得外出和串门。
消息说，三中全会经过四天的争论，到闭幕时仍未有达成结果，导致中央《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迟了三天公布。北京最高层认为再迟公布将造成不良后果，因此习、李最后做出了让步。这使得三中全会的改革成了夹生饭。按照北京某智库一位智囊的话说，是“目标清晰，路线图混乱”。
习、李、王最后做出的让步
按照北京原有的设想，将以重新划分事权的方式，把法院系统脱离地方政府，全面交由中南海通过最高院管理，实现审判独立。但此一方案受到很大反对。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在最后阶段北京做出让步，法院从北京管变成了省管。最终，在司法改革的这项调整中，实际只剥夺了市县政府的法院和检察院的管辖权，由省高院和司法厅进行人财物统一管理。
另一方面，《决定》公布废止劳教制度，但违法行为矫治却没有规定必须由法院裁决决定，等于为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开了一个“后门”，滥用造成的损害或许超过劳教制度。
在《决定》中，中纪委的权力获得大大增加。第一，中央部委纪委由中纪委直接委派任命，并直接向中纪委负责。第二，省级以下纪委实行双重管理，纪委主要官员提名和任命由“上级组织”进行。
但相比之下，三中全会的《决定》也做出了明显让步。原来计划的中纪委和监察局从政府部门中独立实行单独的垂直管理，变成了大半个的独立管理。省级之下的中纪委和监察局并未全部独立。
三中全会的《决定》完全依照原先计划的，是实行城乡一元化发展策略，其中推动农村土地进入流转市场，是李克强强行的。然而这个“新土改”和城市住宅土地存在同样的土地产权问题。另外，地方政府通过地方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运作，同样可以把农村土地增值利益囊入自己口袋。
三中全会后 习李中央和地方诸侯冲突
三中全会《决定》写入此前各界猜测的关于土地、司法、财税、国企等方面的改革意向。由于各项改革内容都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财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引发巨大的权利和财富转移，不但触及到江系集团的核心利益，两大阵营短兵相接，而且习近平领导的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恶斗也将登场。
11月12日，三中全会闭幕当天，日本英文媒体《外交官》网刊刊登该刊副主编凯克（Zachary Keck）的文章称，习近平上台一年多以来的许多施政措施都在试图建立压制地方诸侯的更大权威。而且事实上，地方政府也已经成为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深化改革的重要障碍之一。
文章还说，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明白，地方诸侯的割据纷争将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范围和程度。如李克强倡导的城镇化，土地制度改革等等都严重冲击着地方诸侯的既得利益，而遭遇强烈反对。此外，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的大量国企、巨额地方债务等等都成为习中央改革的一道道障碍。
11月13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要求进一步抓好今年年度改革任务落实，“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李克强承认已经部署的“一些方面的改革措施尚未落实”。
中南海对基层失去控制
与此同时，诸多迹象表明，中南海中央已对基层失去控制。
大陆媒体《南方农村报》6月16日报导，一些“兄弟会”、“青年会”，并没有在中共民政部门登记，却在广东各地特别是粤西普遍存在。这些民间组织，受到许多人的欢迎，连许多官员也暗暗加入。
一些原来依附于中共权威的官员和富人，为了自我保护而纷纷组织和投靠这些民间机构，使得中共当局的权威在基层社会面临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挑战；是中共政府在基层普遍失灵的一个明显的证明。这一现象并非只在广东独特存在，而是全国各地皆然。它显示了中共正在为一些新型民间地下组织所取代。
今年6月，陆媒《瞭望新闻周刊》发表调查报导“中国县委书记生态：为免矛盾不敢调整干部”。报导还称，目前县城经济社会发展已到了矛盾最多的时期；信访维稳压力骤增。
中共有2800多个县（市、区）委书记，他们不到全国处级以上官员总数的1%，但却处于中共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熟悉中国的人都懂得，县官在中国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县治失调，是行政上不通下不达的严重征兆。
习近平：地方问题比中央所掌握要严峻
2012年6月初，时任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京召开三省二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北京市、天津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座谈会，贺国强承认：“中央对地方领导失控、对基层党组织指导失控、对乡村政策失控，归根结底三大失控，是中央和省级地方党政关系位置长期不能理顺，从隐形危机到了现实上危机，可以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上都已经集中反映出。”
会议内容针对“基层党组织工作、建设指导失控”，列举四大特征包括：（一）党组织班子成员复杂、党组织生活基本停顿；（二）党组织的工作失去方向，党不管党，腐败堕落情况普遍；（三）官商黑勾结，引发民怨民愤，导致社会政局的不稳定性；（四）买官、卖官情况成风，拉帮结私、山头林立、搞“独立王国”。
中共中央巡视组初步总结地方党政部门、部一级单位党政部门存在着15个较突出、典型的问题.
据报，习近平就巡视组工作报告审阅后作出若干批示：“地方出现、存在的问题、状况比中央所掌握的要严重、复杂、严峻，主要在3个方面：党政领导自我建设和组织建设问题；党政部门、政法系统腐败堕落问题；党群关系及政府和民众关系的问题。”
习近平批示中，特别提到“政法系统腐败堕落问题”。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致司法真空 国家失控
政法系统过去多年来一直控制在江泽民手中。江泽民当政时，因害怕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被清算，强行将中央政法委书记高调塞进政治局常委，相应的，地方各级政法委负责人也都跨入同级党委常委之列，进入最核心的决策圈子。
江泽民因镇压法轮功成立临时权力中心“610”通过政法委控制中国的公安、法院、检察院、国安、武装警察系统，能随时调动中国外交、教育、司法、国务院、军队、卫生等资源，成为另一个中央权力中心。
中共各地公安10多年一直在执行江泽民政法委下达的对法轮功的政策，即“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中共的法律系统被全面摧毁，公检法权力全面堕落和黑社会化。
对民众的迫害也由当初的法轮功修炼者蔓延到全社会。只要有利益可图或遇个人恩怨或当地难摆平的事，或要滥用司法、动用酷刑或者采用违法手段惩治老百姓的时候，中共各级当地公安往往用“打击法轮功”的名义巧立项目，这样上面就会免于追究。
近年来，大陆一再发生警方控制下的一起起荒诞离奇的草菅人命案件，被说是“躲猫猫死”、“鞋带自杀死”、“睡觉死”、“摔跤死”、“洗澡死”、“喝开水死”、“灭蚊中毒死”、“从床上摔下死”，还有“证据不足死”等，都让世人瞠目结舌。
大陆知名律师陈有西曾表示：“近年中国曝光的所有冤假错案，几乎百分之百都有党委政法委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根源。”大陆内部有统计说，在民众上访的案例中，70%以上都与政法委的错误有关，正是由于政法委无法无天，促使官民冲突异常激烈。
民怨沸腾民众觉醒 中共解体没悬念
据悉，今年3月12日晚，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习近平在会中提到，今明两年是中共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并称，“部分地区民怨到了沸点、民愤接近临界点。”并认为长此下去，中共“面临的政治危机会加剧，局部地区会爆发危机。”
另外，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部委办书记、部长政治学习班上，称当前中共存在3大危机：政治危机、政局稳定危机、民心党心危机。
整个国家面临垮台，习近平当局为保政权不得已进行司法等改革，但极度害怕被清算的江系血债帮不惜“鱼死网破”，威胁习近平当局，甚至“不惜同归于尽”。
《大纪元》特稿指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血债帮不清除，中国社会的改革都缺乏道统、权威、老百姓和官方无法达成的共识；尤为重要的是，中共已经没有了任何道德感召力，也彻底失去了民心；要奢望成功，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国民众都说，不平反法轮功、六四以及废除中共这个名号，中国没任何出路。
2004年底，《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和历史罪恶。《九评》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三退（退出共产党、退出共青团、退出少先队）大潮，截止目前，已经有超过1亿5千1百9万881人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中共解体已没悬念，它已没选择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