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2月01日讯】五年前的今日是我能活着走出监狱就是共产党的最大失败纪念日。共匪以莫须有的罪名，没有任何法律条款为依据的枉法判决我二年半徒刑。理由就是上访时在新华分社对面的树丛中小便，乘坐公交车不买票，被倒打一耙的“打人”。
由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的这起冤案判决书上的三起“罪行”，排除上访因素充其量，也只是违反城市卫生管理条例、公交管理条例的处罚条例。即使当场处理也最多罚款。至于第三条，其实就是共匪故意精心购置的陷阱，即使真的我这么一个矮小的老人能够打身高马大的“受害人”陈光杰，被判刑的依据是必须构成伤害，而且必须权威机关出具的伤残鉴定证明。
在法庭上不仅没有让控辩双方的证人出庭，连据说被损坏的衣服、眼镜等物证都没有在庭上提供，主持庭审的审判长居然敢敲响判决有罪的法槌。凡是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构不成犯罪，那么这些吃法律饭的权威为什么会脑残到如此地步，敢于肆无忌惮地践踏庄严神圣的法律，对一个毫无过错的遵纪守法的公民作出如此枉法判决。他们也是受到领导指令，在权大于法的中共一统天下，法律已经成了中共装点门面的遮羞布。
在2003年7月21日，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兼政法委书记的刘云耕窜到闸北区，与时任闸北区长现任中央办公厅要职的丁薛祥密谋。事隔二天后我即被送劳动教养一年半。
从此我成了有前科的“案犯”，原芷江西警署所长刘建青多次表示“我们对你侵权一次是违法，侵权十次也是违法，我们准备把所有的侵权行为都用在你一个人身上”。
在领导授意、走狗卖力的辣手摧花作弄下，我不仅没有通过上访讨还公道，反而一次次被中共以法律的名义制裁。带着相信共产党的信念到怀疑共产党的德性，最后唾弃共产党的过程不是一蹴而成，而是反复实践得出的结论。
2006年6月2日我穿着睡衣在小区散步，芷江西警署新上任的所长赵静，以到派出所谈谈为名，骗我上车直送闸北看守所，开始漫长的二年半精神折磨、人身伤害、酷刑虐待的牢狱之灾。
被中共闷在瓮中折磨的滋味，度日如年、生不如死 。经过中共监狱的磨练的人都知道大官司好吃，小官司难捱，二年半时间除了最后几个月中共为了面子工程欺骗社会舆论的需要，没有虐待我，其余时间基本都是吃的小官司，尤其是被送到山高皇帝远的白茅岭监狱。
中共为了征服我不惜工本，给我换了四个监狱、五个监区、十余个监室，不断更新队长（狱警），更换数不清的羁押犯、服刑犯。按照共匪监狱规定：每换一个监狱、监区、监室，或者更换队长、羁押犯、服刑犯。你都必须重新开始新收，而所谓新收犯人必须接受服刑阶段最难捱的守规矩阶段，时间大约是一个月左右，因人而异。共匪监狱当局为了按照领导指令折磨我，不断让我处于新收阶段。
监狱当局以不背诵监纪监规36条、48条，不穿囚服为由，不断堂而皇之地对我施加酷刑，除了背后唆使羁押犯、服刑犯对我精神折磨、人身伤害、酷刑虐待以外，还对我动用了手铐、电警棍、约束带、扎床等硬酷刑，暴晒、冷冻、断水、饿饭、不让睡觉等软酷刑，让我度日如年、生不如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