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2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春秋综合报导）阅读民国的史料，我们可以发现，民国时期的宪法确立了言论和出版自由，而当时的军阀，无不尊师重教，不遗余力发展教育。与中共的做法相反，那时最好的房子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大楼，有地方军阀下令：“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刘文辉：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1939年，受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之邀，中国电影业的先驱、摄影师孙明经随川康科学考察团在西康进行考察，拍下大量西康省照片，就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照片也是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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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经在考察中发现，学校一般都有最好的房舍，学生穿戴整齐，而政府的房子远远不如学校，有些县政府的办公室简直就是破破烂烂的。孙先生问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这个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到，70多年前，一个地方的最高长官（军阀）是如何重视教育的。
刘文辉就是中共洗脑宣传中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大军阀，1928年任四川省主席，1937年任国民军第24军军长，1939年任西康省主席。
孙明经曾在巴安（今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遇到一个喇嘛，与之交谈，喇嘛用英语说：“对不起，我不会讲汉语，我们可以用英语交谈。”孙明经非常震惊，当时的巴安县城人口不到1000人，其学校却有棒球队，连喇嘛也会说英语，当地教育之发达，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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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经还给当时西康省德格县县长范昌元照了一张像，范昌元随身带着一面旗子，上书其姓“范”字，这面旗子是流动办公的标志，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县政府，不计环境简陋，坐下来就办公，解决民众向政府提出的各种困难与问题。从图片可以看出，他身后是当地一座规模很大的学校。
张作霖：“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民国五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一上任就说：“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训令东北各县县长，每个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到全县年度总经费的40％，哪个县达不到这个标准，县长就会被开除。他规定的这个教育经费比例，比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都要高。
民国七年，奉天国立师范学校成立，在该校就读，学杂费一律免收，而且为学生免费提供食宿，伙食有菜有汤，周末还有猪肉和海参。
民国九年，由于北洋政府经费欠缺，在日本留学的几千名公费留学生没有了经济来源，张作霖听说后，自己掏腰包，给他们汇去10万大洋。
民国十二年，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张作霖每年批给这所大学的经费是大洋160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常年经费是40万元，北京大学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大学每年经费也只有120万元。张作霖有句名言：“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曹锟：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
曹锟是布贩子出身，外号“曹三傻子”，在做直隶督军时，在原保定农业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办了一所综合大学——河北大学。
曹锟经常说自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办大学还得靠教授。只要他在学校，就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嘘寒问暖。大暑天，曹锟在教室外面看见教授讲课满面流汗，命令校工送毛巾到课堂上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在教室里装了铁柜，里面放上冰块用来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恭恭敬敬地送给教授。
当时河北大学教授的工资虽然比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但保定的物价比北京低很多，一个月两三百块大洋的工资已属天价。
曹锟没有文化，却特别尊重文化，强调学生必须尊重教授：“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请来的，如果谁敢对教授不礼貌，我就要谁的脑袋。”
民国宪法确立言论、出版自由 大师辈出
钱学森晚年曾多次质问前来探望的中共领导：为什么1949年后中国再也培养不出世界级大师？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说：“我是美国科学家，不是中国科学家。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出于一个开放的社会，自由的环境是培育科学家的必要条件。”
民国初立，颁布《临时宪法》，确立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仅1912年中国就有500多种民间报纸，即使在袁世凯篡权夺位后的1913年，也有130多家报纸幸存，人们可以在报上称袁为“袁棍”，评论他“为善日少而恶日多”。然而，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被以贪污行贿罪判处12年徒刑，执行总编辑程益中也被逮捕，原因只是他们敢于讲真话。今年8、9月份，中共进一步箝制言论，打击、抓捕网络大V，相比之下，中共和袁世凯比都相差太远。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几乎都是民营，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这些民营出版社，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的出版业，当时中国最好的报纸是民营的《大公报》，无论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是中共的《新华日报》，这些党派报纸都不是当时的媒体主流。
民国从建立之初，教育得到普及，政府大张旗鼓搞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1928年设立中央研究院成立，1934年推行新生活运动。中国1902年开始出现新式学校，1922年出现大学，即使在14年抗日硝烟中，国民政府依然把教育放在首位，当时军队都把房子、粮食优先保证供应给学生和老师。据统计，在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
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世界级大师。抗战期间，中国大学由于日军轰炸被迫迁入云南，由北大、清华、南开组合成“西南联大”，不但培养了大批理科人才，也造就了很多文学上的顶尖人物，如汪曾祺、穆旦，翻译家何兆武，还有在美国的国学大师何炳棣、社会学家杨联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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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中共篡政50年之际，中共给23位科学家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无论是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还是邓稼先、朱光亚等，这些人基本是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单只在1920年代，中国物理学家就取得了14项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就，1930年至1933年间，就有16项。
党文化荼毒中华
除了尖端科技外，当今大陆的普及教育更是远远落后于民国。拿学校教材为例。1904年民营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从小学到高中的系列《最新教科书》，横跨所有的学科，系统非常完整。1922年又推出了更成熟的《新学制教科书》。这些书籍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痕迹，从形式到内容，都跟国际社会和孩子的需求非常吻合。大陆很多老人感慨地说，民国时期一个小学生的水平都比文革时的高中生强，其中教材占了很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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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官方把大量共产党的“党文化”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塞进了每个中国儿童幼小的心灵中。举例来说，翻开大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的《语文》第一册，第一课就是两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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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人，这是无需论证的，不过马上就是一句“我爱五星红旗”，孩子们在识字过程中无形接受了中共的意识形态，“爱五星红旗”与“我是中国人”并列，党文化的病毒就这样被悄然植入了每个中国人心中。
（责任编辑：刘晓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