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2月07日讯】武训兴办义学的精神，30年如一日厉行的人格力量，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进入社会的核心层。传至民国时，当时蒋介石有感武训精神，题记“武训先生传赞”，由衷赞叹武训：“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於戏先生！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于坚苦卓绝，世之履厚席丰，而顽鄙自利者，宁不闻风而有立。”后来，张学良赞誉武训“行兼孔墨”，这样一个最底层的草根之人，30年来做着孔子、墨子的兴学事业。
为一介乞丐的精神题词题记，写撰文，散记随笔的各界名流，除了蒋介石，还有梁启超，冯玉祥，蔡元培，张学良，何应钦，张自忠，张伯芬，段祺瑞等人，尽管这些人所处的时代，社会地位不同，题词的角度也各有侧重，但他们对武训精神的赞誉和肯定，却是惊人的一致。
武训身为乞丐，一生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当他的事迹声名远扬后，引起海内外名家名流的震撼，在世人眼中“懿行千古”，“义闻千秋”，“苦节宏愿”的武训，以一个人的屈辱下跪，帮助更多人挺起做人的尊严；以一个人的隐忍卑贱，托起一方贫苦，乃至社会的风尚。他似乎有不同的称号，也有不同的化身，名家名流毫不吝惜的以“圣人”“金刚”“义士”“行者”等称号，来比喻武训的义行。
以致，有人万分感叹的说：“这个乞丐决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这句话一点也不为过。有人算过，武训30年来省吃俭用，乞讨所得，经营所得，献给义学的经费，就高达28，880两，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八百万至一千万元，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大地主，衣食无忧的安度晚年，但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苛严的自律，不为自己动用分文用于义学的经费。他仍到处流浪乞讨，住破庙、碾棚、磨棚、瓜棚，从不肯为自己花乞讨来的一文钱。这样的隐忍气度和宽仁心胸，并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
武七没有念过一天书，却能在行乞中，往往出口成章，吟唱之词犹如天赐一般，不仅简单通俗易懂，却又寓意深刻，更似有化缘劝善之味，可谓称奇：“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谁养家、谁肥己，准备上天雷神击。”，“你行善大家修个义学院。不嫌多、不嫌少，舍些金钱修义学。又有名、又行好，文昌帝君知道了，准叫你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当他的亲戚族人找他所要钱物土地时，武训唱到：“众人钱不养家，养家天打霹雳火龙抓”。
武训不仅攒钱办义学，对穷苦有难的人也慷慨救助。他的兄嫂病死，留下了一子无人照料，武训便把侄子收养起来。1875年鲁西大旱，乡民饿死甚多，武训拿出红高粱40余石委托一绅士为其发放。1885年，他听说有位孝儿媳竟割股养亲，便找上门去奉送十亩土地。他出租的土地，凡真正穷困有难的，就不收地租，也不让外人知道。武训的内境，善之至大，完全超出了一介蝇蝇村野小民，所要做的事。
武训的忍辱苦行，开启的璀璨星空，任凭我们现代的人，尽情仰望他的高度，而难以超越。他是肯为利他之事习惯下跪的人，但也是一个跪的最低，却站的最高最远的人。他的仁爱天性，慈善之心，行乞中的歌唱，不仅像苦度中的行者，又像是和善之圣的苦口劝说。当我们仰望武训开启的那片奇异的天空时，引人震撼惊叹之时，内心又在久久的沉默中，不停的澎湃翻涌。
当世俗沉浸在名利的追求当中时，武训却以放下个人的一切，成为了最自由的人，因为他坚韧的守护兴办义学的信念，又使他拥有了最自由的心灵。这颗无比自由的心，用忍辱的身躯支撑世人站的更加挺拔与高贵。
据说，有个在军阀混战中，打仗多年的将军段承泽，曾在孙传芳手下担任师长、副军长等要职。1927年，当他驻军泰安时，听到友人讲武训的故事，震动中幡然醒悟，当时立定“退赃赎罪”的志愿，并抛弃军中要职，将自己的财产捐献。1933年，段将军开办了武训小学，实施生活教育，以期建立新文化。段承泽去世后被人称为“荣军之父”。这一例子，也在作证武训精神不仅超越时代，也超越了他想要拯救的阶层。
或许，有人不同意，把“圣者”的称号赋予一个身份卑微的乞丐。但想想，一个人的精神，可以引来清朝文武百官的震惊，也使民国时期无论军政大员，还是文界精英，都极力推崇武训，可见武训精神的感召之力，不仅广泛，而且深刻。他以苦行缔结的伟大，在于他挽救的对象，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是普天之下遭受蒙蔽的人。武训悲天悯人的情怀，使他以极度卑微，极度屈辱的草根形象，演绎了千古以来的高贵，他在无比的艰辛和屈辱中，在完全放下自我中，磊磊落落洒脱四方，而他为兴学行乞的大忍大义，更像是耀眼的明珠，照亮世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