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2月01日讯】瑞典有完善的民主制度。但是，瑞典文学院僵化的终身制，持续二百多年。由一些早该颐养天年的老爷爷，一群不懂中文的院士来担任中国文学的终审判官，怎么可能不是“糊涂官判糊涂案”呢？
在莫言发表获奖演说的半个小时之前，我和瑞典女友玛格丽达就站在文学院演讲厅门前，笑眯眯地向各国来宾散发我那锋利如剑的文章——《瑞典文学院背叛诺贝尔》（中英文两种版本）。大约在发完一百多份之后，我们终于被人报警了。我并不意外，因为我知道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不是吃干饭的。
几个瑞典警察客气地“请”我们到楼下大门外去，这是零下十几度的夜晚。我担心身有微恙的玛格丽达会染上风寒，就把正在和警察理论的她推进大门内。然后，我一个人站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灯光黯淡的小街上，继续笑眯眯地用瑞典文和中文向前来的听众打招呼、派文章。抽空闲，就和守住我的四个男女警察斗嘴，笑问他们是否已学会中国的专制手段。
一个苗条而美丽的女人踏雪走来。她一把搂住我，说：“茉莉，我已经读到你的文章了。你千万不要太生气，我知道你的心脏不太好，你要注意身体！”她就是翻译了莫言的三本书、目前名声大振的瑞典翻译家陈安娜。
我们两个不同民族的女人，在关于莫言获奖的问题上，立场是如此对立，但这并不妨碍相互间的真诚理解。初来瑞典时，我曾在“国际特赦”组织的会议上做过一个题为《中国的死刑和受害者》的演讲，当时，身为该组织成员的陈安娜为我担任口译。此时，她理解我们这些政治流亡者心中的痛苦，理解我们为什么无法接受瑞典文学院的这一选择。在暗夜的寒风中拥抱安娜，我欲哭无泪。
警察说：“你这是一种抗议。
贵宾莫言的车最后才到。一群人簇拥着莫言走来，我用中文问走在前面的人：“你们是莫言的朋友吗？”“是啊！是啊！”他们以为遇到了热情的粉丝。我麻利地把文章的中文版一份份递过去，他们很高兴地收下了。
轮到莫言走近时，一个高大的瑞典警察用身体挡住了我。我踮起脚跟，拼命举起我的手，想从警察肩头把文章递给莫言，但他径自进门没有转过头来。我只好在一旁大喊：“莫言，请你读一读我的文章！”
到了听演讲的时间，我走进门口。一个警察担心我进了演讲厅继续散发文章，要求我把剩下的几十份文章留在寄存处。我辩解说，我的文章只是文学交流而已，你读一读就知道了。他摇头说：“不！你这是一种抗议。”
没错，这是一种公开的抗议。在来斯德哥尔摩的前几天，我早就用Email把文章的英文稿发给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文学院，并要求将此文转给基金会和文学院的全体成员。这就是为什么陈安娜说她已经读到此文，而马悦然先生路过我身边时，对我摆摆手拒绝接受我递过去的文章，想必他早已看到。
一九八九年“六四”后，我在湖南邵阳市广场发表悼念死难者的演讲，几天后被捕入狱。此后二十年流亡，在异国他乡我仍然没有摆脱“街头斗士”的角色，免不了和各国警察打交道。曾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门前举起释放政治犯的横幅，被大使馆叫来警察干涉。曾在台北一○一大厦门前，独自举着释放大陆政治犯的标语，抗议来访的中共官员陈云林，我被台湾调查局要求交出护照查身份⋯⋯
最难忘的一次是，一九九六年江泽民访问挪威。当时我应国际特赦组织之邀，前去演讲中国人权问题。在奥斯陆维格朗雕塑公园，江泽民在离我只有七、八米的地方下车，我冲上去大喊：“平反六四！释放魏京生！”挪威警察当即将我按住，抓捕搜身，然后用警车把我载到城郊才释放。第二天，那些因为让江泽民受了惊吓而遭到批评的中国便衣警察，用挪威人听不懂的中文臭骂我：“骚货！”
搅局者要在让人听见的地方发言
现在我已经不年轻了，教学工作也不轻松，常感疲累。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台湾参加“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看到海内外很多异议作家发出尖锐的批评声音。我也觉得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莫言很荒唐，错得离谱。十年前我就撰文批评过莫言小说，深知其作品之低俗和粗劣。在北欧的冬日里，我更愿意读一些温暖而诗意的文学，所以最初我不愿也不屑再谈莫言。
但最后，我又责无旁贷地，充当了一回被警察驱赶的“街头斗士”。因为我想，国内很多沉默的人会希望我为他们发声。当我从台湾回到瑞典，国内学者朋友来信，气愤地追问我这个“瑞典人”：为什么你们的文学院要把这个奖颁给依附共产党的精神侏儒？读到一些异议作家在网上表达他们失望和悲哀的心情，我扪心自问：难道我就不能为此做点什么？
写作就是行动。作家要在公共生活中展开行动，承担揭露真实的责任，就必须如傅柯所说的，以“不屈不饶的博学”去写作。幸好这十几年来我一直撰写有关文学奖的报导和评论，对文学院的历史有一些研究，所以比较能看清这次评选丑闻的原因和后果。
如果我只在中文世界发言，不管如何有理有据、头头是道，瑞典文学院的那些老院士大都会不屑一顾。为此，我的一位中英文俱佳的美国朋友，承担了将我的文章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她那精确的译文，使我的文章大大增色，并使诺贝尔基金会、瑞典文学院以及各位参加演讲会的外国学者无法轻视这篇檄文。
有了抗争的文本，我还需要做什么呢？赛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和干扰现状的人。这种干预活动包含“一种戏剧感和起义感，善用一己罕有的发言机会，博取观者的注意，比对手更具才智。”
跑到文学院不顾一切地散发文章，我这个搅局者很有一点“起义感”。来宾争相阅读批判文章的情景，我被警察赶到门外的争执，其场面也颇具“戏剧性”。但至今为止，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文学院都对此保持沉默，莫言及他的宣传者假装不知道我的存在，原来约好要采访我的中国媒体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海外媒体的报导，我就没有展开辩论的对手。但是，“莫言是一个伟大作家”的神话，在一些阅读了我的文章的人那里，多少给增添了一些怀疑，有了一点破碎的迹象。
浮嚣泡沫源自“糊涂官判糊涂案”
中国留学生在斯德哥尔摩街上献歌献舞，女的大红绸衣，男的扎白羊肚巾，一曲高亢的《红高粱》。虽然这里年年颁发诺奖，但好静的瑞典人这还是第一次见识获奖作家的国人如此狂热闹腾的阵势。瑞典记者到中国国内采访，几乎人人都说：“莫言获奖，中国人很高兴，因为这证明了中国的实力。”
就这样，由瑞典文学院的判官们一锤定音，中国就冒出了一位空前的“文学大师”。国家公权力的操纵，官方媒体的渲染，很多文学评论家立刻把对莫言的“文学批评”改换成“文学赞扬”，莫言获奖给国人制造了一种“文学强国”的幻觉。无边无际的溢美之词，加上爱国爱党的高音阶，吹出了一片轻浮喧嚣的泡沫，充满了滑稽的娱乐性。其中最大的一个气泡，来自瑞典文学院撰写的授奖词。
瑞典这个才九百万人口的小国，有着世界上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但是，一七八六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建立这个文学院时，就规定了一个院士终身制。这个陈旧僵化的制度至今未改，而人类的寿命又大大延长。这样就造成了今天这种令人悲哀的现象：一些早该在家颐养天年的老爷爷，一群不懂中文的评委，还有一个虽懂中文但自认缺乏文学理论修养的院士，由这些人来担任中国文学的终审判官，怎么可能不是“糊涂官判糊涂案”呢？
假如莎士比亚还活着，读到瑞典文学院给予莫言的授奖词，他都会自愧不如的。十二月十日，瑞典文学院诺奖评委主席维斯伯格在颁奖仪式上高度赞颂说：“这位作家知道一切而且能够描写一切——一切手艺活、冶炼术、建筑业、下水道、畜牧业、游击队团伙的花招。他似乎把所有的人类生活带到他的笔端。”“莫言捍卫小人物反对一切非正义——从日本占领到毛主义的恐怖和当今的生产狂热。”（根据瑞典文翻译）
然而据我们所知，莫言的写作是回避当今中国一切非正义的敏感领域的，从天安门的血迹、因言入罪的政治犯到藏地的火焰。看来，在宣布颁奖莫言的两个月之后，瑞典文学院实在无法向外界解释，为什么要颁奖给一个二流作家，一个站在专制立场上的中共文化官员，于是他们只好在庆典上用如此华而不实的夸张语言，给莫言披上“反对一切非正义”的子虚乌有的新衣。第二天，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关于中国言论审查制度的恶劣讲话，立即给了瑞典文学院一个耳光。
作家在文学污染中寻找清澈水流
“有时，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降临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向青年小说家道出现实的荒谬。莫言获奖的现实也告诉人们，如果你不能像莫言一样在生活中极尽聪明油滑之能事，你就很可能被置于盛宴的一旁，永远是一个边缘人。
那么，既不愿效忠专制体制、也不愿投西方人之好的中国作家，还有路可走吗？不止一位国内朋友来信说，他们同意我在文章中所说的，这次颁奖大大打击了坚持独立写作的人们。但是我相信，有人格尊严的作家会迅速地从这场打击中恢复过来，从此洞察人类的悲剧性与悖论。在对诺贝尔奖去理想化之后，他们可以利用文学的想像资源，在被污染的文学泡沫下，寻找那清澈的水流。
一位美国人说过：“若一个公民批评自己的国家，那就意味着他是在向自己的国家交一份意味深长的贡品。”我这次冒雪去斯德哥尔摩散发的批评文章，以及后来所做的多次采访发言，都是我送给我的母国和第二祖国的礼物——以诺贝尔精神为宗旨的公共说理。
让莫言带着诺贝尔那八百万克朗走吧！我们只忠诚于自己心中的文学审美原则，承担诗人为世界道德立法的责任，以诗性对抗强权。这样，我们可能生活在清贫之中，但是不会生活在丑陋之中。
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转自《开放》杂志2012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