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狱中留下了千古名篇《正气歌》，诗中以寥寥数语，描写了十几位先圣先贤的凛然正气，令后人肃然起敬，可以告慰祖先的是，在文丞相身后，亦有无 数炎黄后裔承继中华传统，前仆后继，延续着我华夏的精神命脉，于谦就是其中一位“时穷节见”“垂丹青”的民族英雄。
一、少怀壮志敬先贤
明洪武31年（1398年），对大明王朝而言，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这一年，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了，同在这一年，明帝国的一个救星降生了，他就是于谦。于谦降生于官宦世家，祖父于文在洪武初年任兵部主事，后调工部主事，身上却看不到半点“衙内”的狂妄，只能感到一种异于常人的气质。《于少保萃忠传》说，于谦一生下来就与众不同：哭声特别响亮，到满月时，已是容貌秀伟。邻里一些老人见了后，忍不住赞叹：“这个孩子相貌如此出众，将来必成大器，可惜我们已年老力衰，不能看到他将来的显达了。”于谦七岁那年，有个和尚给他看相，惊诧道：“他日救时宰相也。”日后于谦临危受命，保卫北京，果应其言，“救时宰相”之名由此而来。
天才总是不同凡俗的，永乐元年（1403），于谦六岁时，家里便送他到外塾去读书。他好学聪明，读书过目不忘，尤其擅长属对。这年的清明节，父亲彦昭和叔父彦明，与族人一道，带于谦去上祖坟。路过凤凰台时，彦明随口说：“今朝同上凤凰台。”小于谦即在一旁朗声应答：“他年独占麒麟阁。”彦明及众人听了，无不感到惊讶与佩服。
一次去学堂，和尚兰古春看见于谦梳的双髻，便戏谑地说：“蛇头且喜生龙角。”，于谦当即回道：“狗口焉能出象牙。”兰古春暗暗吃了一惊。于谦回家后对母亲 说：“有人骂我，明天不梳双髻了。”第二天母亲便给他梳成三个髻。谁知又碰上了兰古春，和尚一见又梳成了三个髻，又拿他开玩笑说：“三丫如鼓架。”于谦立即回道：“一秃似檑槌。”兰古春见了先生，把于谦大大赞扬了一番，说：“此小儿乃国家栋梁也！”
自七八岁起，于谦就被称为神童，15岁时考取了钱塘县儒学生员（秀才），颇有些少年得志的味道，然而，于才学之外，于谦更注重的，是古人的行事大节。
于谦的正直，与他从小受到的良好家庭教育，尤其祖父对他的熏陶，有莫大的关系，他祖父于文就是文天祥的忠实粉丝，并收藏着文丞相的画像，于谦颇受影响，十分仰慕文天祥的忠义，特地撰写了赞词，悬挂在自己的座位旁：“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历。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载瞻遗像，清风凛然。”。这种贯穿中华千年历史、“宁正而毙，弗苟而全”的忠义精神，成了于谦一生的信仰。17岁时，于谦写下了至今脍炙人口的《石灰吟》：
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永乐19年（1421），于谦进京赶考，不出众人所料的得了中了进士，于是，年仅23岁的于谦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二、刚正无愧“于青天”
宣宗元年，汉王朱高煦在山东安乐州谋反，宣宗御驾亲征（明朝的皇帝好像都好这口儿），朱高煦被这位新皇如此果断的举措吓傻了，乖乖的出城投降，护从宣宗出征的于谦当众口数其罪状，慷慨陈词令其伏地颤栗，口呼：“臣罪万万死，惟陛下命。”此事令宣宗开始留意于谦的气魄与才干。
于谦在江西道监察御史和江西巡抚任上，廉明奉公，不徇私情，特别在刑狱审察方面，对冤案错案加以判明，平反释放了被枉判死刑的数百人，南昌宁王府的违法官僚被他查办的达15人之多。于谦为官清正，在任何场合都能“节操自持”，江西百姓称他为“于青天”，将他的神主牌立于南昌府名贤祠中。于公的人品，才干不仅得到宣宗的赏识，明朝著名的阁臣“三杨”，也都对他十分青睐，凡“谦所奏，朝上夕报可”。
宣德六年(1431)，33岁的于谦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河南山西，这一巡就是19年。这19年里，他“威惠流行”，甚得民心，连太行山潜伏的强盗都自动销声匿迹了，官儿做到这个份上，仅凭这一点，也足够评个“模范巡抚”，“优秀干部”之类的了。
在此期间，他还在各州县设置“预备仓”(平淮仓)，贷粮赈救饥民。又屡次捐纳自己的薪俸，赈济灾民。并在黄河沿岸，厚筑堤岸，修缮河防，一次黄河泛滥，洪水冲决汴城堤坝，于谦不顾个人安危，解衣跳入水中堵塞决口（这样看来，古时候，领导干部是要奋战于抗洪救灾第一线的）。疾病流行时，又设立“惠民药局”，救治各地人民的疾病。
于谦的巡按衙门口立了两块木牌，分别写着“求通民情”、“愿闻利弊”，民间有冤狱枉屈的事，人人可以直接到巡抚衙门申诉。有人认为此举有损尊严，于谦的回答是：“被天下百姓咒骂，才是有损尊严”。智哉，斯言。于谦所为，得到百姓和当地官吏的交口称赞，于是，江西的“于青天”在豫，晋巡抚任上，又得了个雅号－－“于龙图”。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驾崩，年幼的英宗继位，年号正统。正统初年，因为太皇太后比较贤明，“三杨”等老臣尚在，明廷还算比较安定，之后，太皇太后去世，“三杨”或离世，或老病，大明没有了可以支撑帝国大厦的柱石。此时，一个宦官渐渐粉墨登场了，他就是臭名昭著的太监王振。
正统初，王振这家伙因为有所顾忌，秉持“夹着尾巴做人”的原则，不敢过于放肆，之后，太皇太后和“三杨”不在了，“振遂跋扈不可制”。侍讲刘球因为向英宗进言陈述朝政得失，言语间含有指责王振之意，因而被王振投入监牢，并被王振的一个狗腿子马顺肢解了(马顺后来在大殿上被一群大臣痛打而死，也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大理寺少卿薛瑄平时不太拿王振当回事（“素不礼振”），结果，王振找了个其它借口陷害薛瑄，差点要了他的命（“振摭他事陷瑄几死”）。最搞笑的是驸马都尉石璟，骂了自己家里的阉奴几句，王振认为他轻视自己的同类，仿佛自己也遭到了轻视，竟然把这位石老兄关进了监狱。如此睚眦必报，专横跋扈，活脱一副小人嘴脸。可就是这么个东西，英宗偏偏对他喜欢的不行，还称呼王振为“先生”，把这个寸功未立的太监快捧上天了，皇上对他尚且如此，公侯大臣们哪里敢怠慢，他们叫的就更肉麻了，“呼曰翁父”。一时间，大小官员们争着贿赂王振，把这个马屁都快拍肿了。
然而，浊世之中也有清莲，那个为社稷百姓可以不计个人安危的于侍郎，对权势熏天的王振却不屑攀附。有人劝于谦，进京奏事时即便不带金银，多少给王振带些土特产去，估计少不了还有一番“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开罪小人”的“劝诫”，于谦对此潇洒的一笑，甩了甩两只袖子，答道：“只有清风”。并写诗＜入京＞以明志：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有这样刚正不阿的人时不时到朝堂来逛逛，王振自然觉的不太舒服，恰巧有个名字和于谦相似的御史得罪过王振，王振又糊里糊涂的把这事和于谦混到了一起，看于谦就更不顺眼了。正好有个叫李锡的通政使想借机拍王振的马屁，就给于谦栽赃了个罪名，把他判了死罪，关进大牢。没想到，这下马屁没拍对地方，山西、河南等地的上万名官员百姓跑到北京皇宫“集体上访”(“伏阙上书”)，要求留于谦继续在山西河南巡抚。周王、晋王等几位藩王也出来为于谦说话。这下王振算看明白了，于谦是个好人，可不是个好欺负的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于谦官复原职了。
但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一旦有了“折腾”的“爱好”，是不大可能会自动停止的，没过多久王振就折腾出一件更大的事来，而且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乌龙的一场战役－－土木堡之变。(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