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2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刘菲洛杉矶报导）因在2011年初中国茉莉花运动期间写了一首诗而被判7年重刑的大陆著名异议人士、浙江民主党人朱虞夫，其家人因无法忍受长期的监控和迫害，近日逃出中国。2月16日，朱虞夫的四妹朱砚敏、五妹朱小砚和六弟朱乔夫在美国洛杉矶接受了大纪元采访，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朱虞夫的现状，并带来朱虞夫妻子姜杭莉（仍在国内）的一封亲笔呼救信。
朱乔夫说：“我们出来主要是为哥哥呼吁，因为我们发现他的身体……如果真在监狱里待下去，可能不会活很长。第二，我们也一直受到迫害，很想脱离专制统治。”
去年11月11日，陪同嫂子姜杭莉到浙江第四监狱看望大哥的朱小砚因向海外媒体透露了朱虞夫的处境被非法关押三天，丢了工作，她说：“哥哥跟我讲的，他很着急，怕自己也像法轮功学员一样突然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让我跟他的朋友讲一下他的处境。”
朱小砚说先前曾经跟狱方有协定，不能向外界透露探监的信息，但是那一次哥哥的面色、神态、走路趔趄的样子让她也很害怕，就没顾及和监狱方面的协定。
家人：中共企图让“死不改悔”的朱虞夫死在监狱
61岁的朱虞夫曾参与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1998年因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被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2007年再被以“妨害公务罪”判刑两年。他在2011年3月初被公安从住所带走及逮捕，去年2月被杭州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去年年底朱虞夫家人申请保外就医，至今无果。
据三个弟妹说，朱虞夫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腰椎间盘突出等多种疾病，是多年坐牢的结果。朱砚敏说：“我哥哥进监狱前身体是很好的。狱警的‘高招’就是用罪犯来管理政治犯，也就是用流氓来管政治犯。我哥哥都是因为这样身体搞垮的。”
他们说朱虞夫是整个浙江省目前唯一被关押服刑的政治犯（法轮功学员不算），每日大小便受限，人格侮辱、体罚是家常便饭。一次在监狱劳动做雨伞时，曾有犯人用伞骨戳穿朱虞夫的耳膜。目前冬天天气寒冷，朱虞夫因是光头被冷风吹晕了好几次，狱方却连帽子都不准他戴。
朱乔夫说：“我哥哥向检察院的人汇报了这个状况，检察院的人说：不可能放虎归山，你还是心态放平吧。”他说这让朱虞夫感觉自己再难活着出狱。
中共加重迫害朱虞夫的最大理由是他“死不改悔”，朱砚敏说：“让所谓信仰天主教的人来做他思想工作也做过了，利用亲情、友情，利用在我妈妈断气的那一刻也不能见面的办法也用过了，朱虞夫还是这么硬，说‘我宁愿为自由而死’，所以他们才这么样地迫害他。”
将朱虞夫和家人捆绑 互为人质
朱虞夫的家人说，自从朱虞夫投身民运，整个家庭都受到牵连，抄家成了家常便饭，婚姻事业处处受到影响，特别是和朱虞夫过从最密、曾经为救哥哥去上海美国领事馆求助的朱乔夫和朱小砚。
1999年，朱虞夫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有期徒刑7年。朱乔夫与朱小砚暗访关押朱虞夫的看守所，拍摄了朱虞夫在狱中的情形，然后直接去上海美国领事馆，将资料交给美国领事馆官员“陆彼得”，被当局威胁是犯下了非法偷越边境、泄露国家机密和投敌叛国罪。朱乔夫被迫从浙江电视台辞职。
当地公安和国保人员曾明确分别告知朱虞夫、朱乔夫和朱小砚：朱虞夫已经和其家人捆绑在一起了，朱虞夫与其家人互为人质。如果朱虞夫不放弃自己的民主理念，不光自己会被坐牢杀头，家人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糟糕；而家人如果不能“说服”朱虞夫放弃自己的理想，则朱虞夫的刑期会越来越长，甚至死在监狱里。
朱乔夫说：“每次哥哥发生什么事情，我马上就会受到打压。当地公安为了让我哥哥放弃民运活动，就告诉朱虞夫：你看，你们家都是被你害的。由于你的行为让你的弟弟妹妹全家遭受所谓不公平的待遇，意思是不是我们共产党造成的，是你自己造成的。”
反过来公安又对朱乔夫说：不是我们要打压朱虞夫，只要他继续干这个活动，我们只能压你们。你们劝哥哥不要再做这个，否则家里吃不消。
多年来，由于和朱虞夫的关系，朱乔夫和朱小砚不得不经常更换工作。朱小砚的第一次婚姻就是因为拒绝国保委托公公（党委书记）要求她监视朱虞夫一事而破裂。
以创作布绘艺术为生的朱砚敏虽然旅居日本，因为事业的主体还是在大陆也不能幸免。她说：“去年正值茉莉花运动的时候，我的第二本布绘书完成了，千辛万苦的，但就因为里面的一个作品而夭折：画面是静静的夜晚，地上是被鲜血染红的大地，一朵一朵雪白的茉莉花飘落下来，飘到染红的地上。”
朱乔夫说：“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我们内心也有反复，我们也受到打压，家里很不顺，一天到晚抄家，半夜上门……现在我们想通了，不是我哥哥造成的。是整个共产专制制度造成的。”
身为调查记者 无法揭露兄长遭受的迫害
朱乔夫是一名在业内素有名声的调查记者、温州双头婴儿内幕（温州某医院妇产科为了获得标本，诱骗产妇生下畸形婴儿事件）的揭露者。然而身为记者，他不仅无法为哥哥呼吁，反而要保证不与哥哥来往才能保住工作，即便如此，去年12月他还是被《浙江法制报》解职。
“就因为我写了很多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问题，他们把我政治化，认为我的思想和哥哥是一样的。” 2004年，朱乔夫将自己的精华报导汇集成《记者心中的天平》一书发表，被“国保”认为是故意集中暴露社会阴暗面，对国家政治制度不满的表现，在各大书店禁售。
父亲和外公文革中自杀身亡
两次被判刑7年，一次被判刑2年，十几年来朱虞夫大部分时间在监狱度过。
三位弟妹说：大多数做过牢的异议人士都会相对“收敛”，朱虞夫却矢志不渝，这与朱家世代遭受共产党迫害分不开——外公王云堂因为抗战时期在日本人修建的铁路上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被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愤而自杀；父亲朱炽云因为曾在国民政府总统府任职，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诬陷，后服毒自杀；甚至朱虞夫的儿子朱卬，也因为父亲的原因被非法判刑，可惜一个曾经获奖的数学天才至今找不到工作，情绪已经出现不稳。
大哥以及侄子的遭遇，加上外公、父亲的悲惨人生，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大难临头的感觉时时控制着朱家的兄弟姐妹。
朱砚敏说她还清楚的记得母亲弥留之际想最后见哥哥一面不成的情景以及父亲和外公自杀的惨状，“每一次回忆都是很大伤害，真的不愿意回忆。”朱乔夫说：“平时不说大家也看不出来（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说起来就心悸、后怕。” 朱小砚说：“特别在（中国）那种压抑的地方又没地方去说，只能私下几个姐妹自己哭自己的。”
避免悲剧继续上演 选择出走
朱家兄弟姐妹自称胆小如“羊”，多年来忍气吞声，生怕说了什么害到大哥，或让自己的生存陷入危机。现在选择出走实在是忍无可忍，同时他们感觉朱虞夫的情况不妙，如果还留在中国，他们的状况不会改变，朱虞夫可能就死在监狱里。这一代的悲剧结束了，下一代还会继续。
2月1日，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在发布《2013年度世界人权报告》的同时，引用了朱虞夫等人的案例，称中国的人权记录在2012年仍然不佳。去年11月上台的新领导层，面对民间要求提升法制、问责与政府公开性的呼声日益升高，尚未表现出愿意回应的迹象。◇
附：朱虞夫妻子姜杭莉的亲笔呼救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