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2月27日讯】编者按：许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生于浙江省临海市，毕业于浙江大学，为中国知名科学史家，中国大陆第一位翻译《爱因斯坦文集》的译者。长期专于爱因斯坦的著作翻译与研究工作。
许先生待我“恩重如山”！
东望神州，仰对苍天，抚今追昔，先生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如何想像，如何接受，这世上就再也没了先生！
在我的生命中，我的亲友中，有不多的人影响了我的生活。许先生是我作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在我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痕迹的少数的几个人之一。他对我的器重与关心也是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所以尽管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年中因为不能够容忍我的经验主义立场，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妥协、不留情的批评，而和我断绝了联系，但是对我的关心却从来不曾，也不会断绝。对此，我深信不疑。
一
最早知道许良英先生应该是一九六八年，那一年他的长子，许成刚，在革命激情和理想的支配下主动去了东北建设兵团，这引起了我的关切。我是一个晚熟的人。虽然比许成刚大两三岁，可是却一直充满孩子的玩心。虽然从六六年四月干部子弟的怪异刺激了我，而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但是直到六八年我却都是凭着直觉，凭着对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正义冲动及兴趣参加的。虽然先天那种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和百折不挠的性格使我参与很多，但是对未来和人生的规划却从来没有过。直到六八年春天，如许成刚这些同一派的朋友“先知先觉”地走上了“充满未来大志”的人生之路，我才开始积极认真地思考自己的未来。
我之所以走向今天的这条道路除了六八年当时的气氛，也就是我从文化大革命的挫折感到社会和自己的未来问题的所谓的严重性：连毛泽东都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走资派还在走是个永远要警惕并且威胁我们的题目。或许我自己应该对未来有所承担。而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承担应该说和清华附中及包括许成刚在内的很多朋友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我是一个不服输，英雄主义气质很强烈的人。从来觉得有抱负是自己责无旁贷的特征。我喜欢鲜明，而厌恶“温吞水”。当时在我们这个群体最早走向这条路的就是许成刚们，还有我那时的朋友陈淮子等人。所以大约六八年夏天我开始越来越自觉地走向现在这条道路。
一九六八年我听说许良英先生，是作为许成刚的背景。只知道许良英是他的父亲，一位大知识份子。“不凡”的许成刚给他写去绝交信，还画了一把手枪，要他彻底接受改造。而对许成刚的“支边”他却是非常支持。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决心走上这条革命之路，到农村去。我的这条路是革命和传统混合体。革命豪情的同时还混杂着传统的有志者要在年轻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铭言。我是独子，不愿意蹲在父母身旁，而希望先飞出去历练几年。六九年初我拒绝了分配在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作而在四月到东北白城插队。
第二次再听到许先生的名字的时候，许成刚已经成了“反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不敢和我们联系，回北京也是悄悄的。但是到了七二年后，他希望得到帮助，而那个时候我已经彻底完成了思想的反叛，有条不紊的开始自己的追求。我对于社会的禁锢及这个社会的名誉地位已经不屑一顾，经常会有很多出乎周围人想像的主意和出格的行为。所以许成刚在成为反革命后再次和我联系，并且希望得到帮助。
第二次听到许先生的名字也已经和许先生的个人内容相联系。这次我知道他在农村，但是还在坚持翻译等学术工作，对国家未来非常关心，非常关心并且支持许成刚。
大约在七四年，社会的形势起伏变幻，邓小平复出，批林批孔。我那时对此已经毫不关心。因为我已经彻底看清共产党，用邓小平的话说黑猫白猫共产党都是猫。当时我嘲笑那些关心这些的朋友们，“新地主，老地主，都是地主。”绰号“乌鸦”的朋友则嘲笑我的这句名言说，“这是什么话，莫名其妙。”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知道邓小平主导反右，并且五六年对于匈牙利事件主张坚决镇压，所以我对邓小平从来没有好感，包括七十年代后他的复出和推行所谓改革政策时，我从来没说过他一句好话。那是一个真正杀人不眨眼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典型的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
二
一九七五年，许良英先生到北京商务印书馆做临时工编选他的爱因斯坦文集。许成刚对我说他父亲担忧国家的前途，很希望能认识一些有志气有思想的年轻人，准备从事一些艰苦的工作，他向许先生推荐了我。那时我身患严重肝炎在家养病，转氨酶五六百以上近一年。尽管如此，我去了商务印书馆，和许先生谈了一下午。
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屋子中的绳子上晾着几件许先生自己洗好的衬衫，许先生穿着也很简单，是个不修边幅和随便的人，一切都很简单。现在回想，那年许先生其实才五十四岁。可脸上已经布满沧桑。
我和许先生的谈话极为激烈，直率但是愉快。我们是两代人，两个世界的人。我谈到我的经历。由于六六年到六八年跟着毛泽东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让我非常痛心，为此我认为是自己的思想方法出了问题，而专心于认识论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在认识论问题上是错误的，所以最终导致它成为一门专制学说，成为极权主义的革命理论。要说清马克思主义就要弄清楚认识论问题。为此我除了自学哲学外，还在自学数学、物理。对此许先生给予坚决的否定和反对，他认为政治是政治，专制政治和认识论无关。
那次见面我以自己经历也对他那一代人提出质问，你们读过爱因斯坦等人的作品，为什么会跟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这些问题都和我六九年后的读书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已经在我们这群文革的中学生中流传这个观点，那就是一个人二十岁的时候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血性，一个人三十岁如果还信仰马克思主义那是他没有思想。与此同时，我也在书中读到，当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年轻一代起来问老一代，你们当时干什么去了。
一九七五年我和许先生见面谈的很多问题都溶有那几年读书的痕迹。
概述那一次我们的争论：第一，我明确地推崇经验主义，他坚持有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我对共产党是彻底否定的，是吉拉斯的观点，只有彻底抛弃。他则认为毛泽东是暴政，但是认为共产党能够改变，支持邓小平一派。第三，我痛恨四九年后的知识份子，针对那种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却依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我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启蒙，而非反左。启蒙的对象是知识份子，共产党需要抛弃，而非启蒙、改良。
从那次开始，在其后几年我们的多次对话中，我的中心问题就是，你们这代人读过那么多西方思想家、科学家的著作，为什么会和我们这代人一样，如此愚昧地跟着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此外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问题上根本是错误的，所以决定了它的教条性、专制性。由于许先生毫不讳言地坚持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对这个观点尤为愤怒。他一直对我坚持强调认识论问题表示坚决的排斥和愤怒。
我记得在我之后，我清华附中的朋友戴建中也去见了他。在言谈中戴建中对列宁极不恭敬，这使得许先生对他十分反感。其实我比戴建中的观点更为激烈彻底，但是大约我谈的是思想，所以并没有引起许先生那么强烈的反感。
第一次见面以后，由于形势变化，他又回到浙江，而我则一直陷于重病之中。再听到许先生消息的时候已经粉粹了四人帮，他回到了北京。我不时从许成刚处听到他的消息，如他非常看重一个叫做CTY的学生，这位CTY报考他的研究生但是因为发生了《红与黑》式的事件，被称为于连式的利用了N业部副部长的女儿而未被录取。由于那个时候我早已经反叛出这个社会及其精神知识领域，所以我对CTY这些人从心底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我确信一个有思想的人，能够提出问题的人，一定不会还在马克思主义的笼子中。
这种思想让我敌视中国四九年以后的知识界，我声称绝对不买一本中国知识份子的书。我甚至误以为，四九年后的知识界的情况是四九年以前的延续，因此中国知识界是肤浅的。当然这种思想也是因为我当时无法读到更多的四九年以前的著述，前人的探索研究，也读不到当代海外如余英时先生等人的文章。那十年我能读的只有些许的翻译的内部读物，以及能够找到的各种古典作品。我不过是依靠搜遍这少许书籍的角落，拚命吸吮其中的营养长大的。
这种思想第一次受到撞击是八四年读了洪谦先生的“论时间与空间”。他那种把握概念，阐述问题的能力，让我感到惊讶，在中国居然有和艾耶尔、罗素一样级别的思想人物。后来读了陈寅恪我才看到，原来中国曾经有过一批这样的知识份子。而认识齐如山则是更后的事情。
三
许先生返回北京，住在东厂胡同的时候，我和许先生见面不多，而且匆匆。及至他们搬到海淀黄庄新建的教授楼的时候，再去他那儿就有了一个变化。此前我都是找他儿子许成刚，可那时候逐渐变成每次到他家主要是和他谈。我们这些年轻人已经都是他的客人，无形中，许成刚已经退到了次位。这个变化是耐人寻味的，是人格魅力。我想所有因许成刚而拜访过中关村八一二楼七〇四的他的同学回忆过去，都会发现有类似的体会。
当然我和许先生的争论并没有因为那几年的社会变化和他的变化而减少、减弱。一九八一年夏天的一次见面我和他之间再次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我记不清楚具体的争论细节，但是在那次争论中，我们都动了情绪。他的激烈的态度和言辞致使王来棣伯母在偶尔旁听的时候，不断地在旁边低声说，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如以往一样，我们之间的那次争论涉及的仍然是根本的经验论者们曾经提出的哲学问题、启蒙思想问题，它让我感到非常痛苦。因为我几乎只能在一个答案上选择，要么我全错了，也就是从七零年后走向的路根本是错误的，要么是许先生在基本的哲学概念上错了。
我痛苦至极，因为我的哲学是自学的，并且根本没有老师可找，可问。我无法通过第三者判断自己。而所有一切又是根本性的。大约经过两三周的痛苦彷徨，我只好问我太太，还学文，她当时已经在北大哲学系读过三年，也看了不少哲学书，我说，现在是我抉择的时候，人生最重要的抉择的时候，因为是根本性的分歧，因为涉及未来，我可以转向，你抛开个人情节判断一下，是我对还是他对。还学文经过考虑后说，你是对的，他在基本哲学问题上的理解是错误的。于是我才走过这个问题，从此决定继续坚持自己的方向，而不再和他进行争论。这同时也让我对于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哲学框架，对西方哲学的曲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四
七十年代初期后，因为思想的反叛，当然也有马克思式的狂妄的革命情怀，以及经历过六十年代彻底的封闭社会后的无知的井底观天的自大，我对中国知识界极为蔑视，谁也看不上，认为已经没人能够当我的导师了。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九八二年初夏，许成刚突然问我，你是否愿意报考我父亲的研究生，如果你愿意报考，他就争取明年招考一名研究生。你如果不能，他就不计划了。因为他已经有四名学生，一个导师一般只能够招收四名。他可以以这四名学生并不都是科学史所的学生，而是和别人合招的为理由，申请明年再招考一名。
这不仅让我大为惊讶，而且极为感动，因为许先生知道我们的分歧，知道我对共产党及其知识界的看法。如果能够进入科学院学习和研究，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因为很多条件都是我在中学当老师所无法比的，我当然愿意。
经过一番周折，我所在的中学，北京二十九中居然同意了我报考。在报名后，许先生就拒绝再见我。我再见到许先生的时候是在复试考场上。
我的报考如我一生的命运充满了戏剧性。我原来的计划是在哲学史和外语考试上超过别的考生，拿分，理论物理不丢分。但是不料评完卷后，恰好相反，理论物理我得分最高，外语居然五十九分不及格。总成绩我是第三。我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十几年刻苦自学哲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甚至读了中文译本后，因为听译者我的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朋友马元德先生说，罗素的英文可当作教科书范本阅读，而又逐字逐句阅读了英文原本。我根本不相信同代人中有比我对於哲学史把握更好的。外语不及格对于我来说更是难以想像。有朋友提示我说是否判卷、计分有误，是否可以请许先生要求招考办公室复查卷子。但是我的确心存疑虑，怎么会万里难挑一的事情又让我碰上？
事实上在我犹豫的时候，许先生已经在得知结果后坚持绝不复查卷子。他并且说仲维光有自学和研究能力，分数不够就不必上了，不需要复查卷子。然而，事情到这种地步，谁也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自然科学史所负责招考的朱兵女士在考场注意到我，她看到结果后坚持要复查卷子，并且说，这个专业很少能招收到有能力的人，我在考场看到了这个考生，今年就是不招也要复查卷子。在她的坚持下，所里重新开封复核了卷子。结果真的是我的卷子判错了，被计算错了分数。外语甚至扣了我两次，六分的整洁分。哲学史则由于我的答卷没有完全按照考试的规范，而回答了整整十二张八开纸，阐述对六位哲学家的思想和我的看法，在重新传看后认为分数给低了。与此同时，那一年科学院下达了通知，所有的研究生录取都要进行复试，一个名额要有三人复试。就这样我在曲折中通过了第一关。
在复试中，笔试和口试我的成绩是那两个人的分数总和的两倍多。这个成绩引起所里人的惊异。为此，许先生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们，这个学生是我挑来的，早就认识。有人立即提醒他，你不怕别人说你营私舞弊？许先生则因为他做得正，对于这种可能发生的中伤他连想都没想过。
在这件事情上，许先生让我看到他是个公私分明，原则清楚的人。我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件，不知道自己碰到类似的情况是否能够做到。身教胜于言教，这将永远是我做人的一面镜子。在我命运的路上当然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朱兵女士，她对我有知遇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