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2月04日讯】中共腐败官员们的钱都哪儿去了？仔细研究，从已经曝光的中共官员们的调查资料中不难发现，中共腐败官员们钱财的去向可谓多种多样，但总结来说，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藏几角旮旯、买古玩字画、买房产、混入企业经营、外逃他国、以及包二奶。
都知道中国贪官多，都知道中共政府是体制性贪腐，但毕竟中共表面上也讲的冠冕堂皇，声称坚决“反贪腐”，因此对于那些过于露富，或被群众举报而又“靠山”不够硬的贪官们，中共还是时不时要抓几个来平息一下民愤。
另一方面，中共在肮脏的派系斗争中，或是要搬倒“拦路石”时，近年来一直在应用江泽民开创的以“查经济问题”入手，这也令中共官员们相当忌恨。
为了避免被人抓到“小辫子”，不至于在众贪中被推到前台“祭旗”，中共腐败官员们也都小心谨慎的隐蔽着自己的钱财。
那么，中共腐败官员们的钱都哪儿去了？仔细研究，从已经曝光的中共官员们的调查资料中不难发现，中共腐败官员们钱财的去向可谓多种多样，但总结来说，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藏几角旮旯、买古玩字画、买房产、混入企业经营、外逃他国、以及包二奶。
一、藏几角旮旯
中共的体制性贪腐导致官员们不贪就不能在这个体制里混，在中共前魁首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理念指导下，从江泽民家族开始，引领官员们发财第一，导致整个中共官场整体腐败。
在中共官场中，官员们收的现金多了，都不知道放哪里才好了，于是开始想尽办法藏匿。
从中共官方曝光的一些事例中看，官员们藏钱的手法也想当有“创意”。屋顶、床底、卫生间、煤气罐、粪坑等到处都是，从官员级别来看，这种贪官大多级别不高，属胆小型。当然，也有一些小官员胆子特大，直接将钱放在家里，懒得藏了。
从以下的一些事例就可以看出官员们都有一股“机灵”劲儿。
1、藏卫生间。2008年1月，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被查出939万元赃款藏在重庆一处尚未装修的住房里。晏大彬案发非常偶然，楼下住户装修忘记带钥匙，物业公司保安从楼上晏大彬的尚未住人的家里借过，发现卫生间8个密封着的矿泉水纸箱被水浸泡打湿，顺带一看，发现里面全是百元大钞。
2、藏暗道里。河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张全案发后，相关人员发现他家墙角的暖气片后有一条暗道，内藏赃款。此暗道周围的墙壁都是空的，用工具敲开墙壁坚固的水泥后，掏出了一个用透明胶裹得严严实实的牛皮纸包，里面装有各种各样的黄金、白金首饰，还有六张用不同姓名开具的银行存单。
3、藏花池里。原蒙阴县副县长、沂南县政协副主席袁锋剑藏钱也相当小心，他将500多万元存折、首饰、金条、金块、账本等物品放入一个“铁观音”茶叶罐里，然后埋在家中的花池里。
4、藏垃圾堆下。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请人精心制作一个煤气罐，煤气罐底下的夹层里专门用来窝藏赃款，案发后发现内藏数百万元。让人惊奇的是，这个用于藏钱的煤气罐竟然还能正常使用。另外，李国蔚还将内装280万元的密码箱埋到其农村三哥房屋旁的垃圾堆下。
5、藏粪坑里。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案发后，他的一部分赃款和存折被发现藏在妻子在徐州的老家，这些钱有的经层层塑料纸包装后藏在树洞内、灰堆内、稻田里、屋顶的瓦下，有的甚至藏在粪坑里。
6、藏地下。原秦皇岛市煤炭检验中心主任李小林将1500多万元赃款埋于卢龙县老家其父母曾经住过的一处废弃平房院子的地下。
7、藏清洁工具仓库。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黄亦辉把上千万的赃款和存折藏在了一家清洁工存放工具的仓库里，连看门人都不知道，另把一部分现金和存折放在家里主卧内的保险柜和衣柜里面。这些十万一捆的百元大钞，有的连银行封条都未打开，有的因挤压时间过长粘在了一起。案发后，相关从员用了5部点钞机清点了5个小时，最后出动两辆运钞车来拉钱。
8、租“钱”屋。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贪腐不少，因赃款太多，家里堆不下了，干脆另外租了一套豪宅来放钱。罗耀星在租来的新屋地板上铺上了防潮纸、干燥剂，用塑料袋将钱扎成一捆一捆的在屋里存放起来。
9、藏的到处是钱。辽宁省北票市原粮食局局长胡宪林的赃款多的都藏不住了，其办公室的抽屉里、床铺底下、住宅的地下室里、厨房的天花板内、阳台上的铁管内、厨房内、卧室内、门厅里，到处都是数十万元的现金或存折。
10、懒得藏。这一类贪官可谓相当胆大，钱多的干脆都放在家里，懒得藏了。可能是圈子里的人都贪，最后自己都感觉贪腐些现金都不算啥了，只要不放入自己银行账户被纪委注意到就行。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前副主任刘瑞扬。刘瑞扬的太太铁道部宣传处前处长陈宜涵因铁道部天价宣传片一事被查，调查人员意外地在其家中查获超过1000万元的巨额现金和至少9本北京市房产证，导致刘瑞扬案发。
许多贪官都是钱没藏好，被意外发现落马。除了上述的晏大彬之外，乌拉特前旗原科技局局长院保卫将47万元的存折藏于房顶棚上，被民工拆房发现，其400余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事实浮出水平；贵州省长顺县原县发展计划局局长胡方瑜，将巨额存单藏于特制的皮带内，结果皮带连同裤子被盗，最后小偷扔掉皮带被人发现，才导致案发。
除了藏现金之外，官员们喜欢采用的另一个方法，是利用七姑八姨或八杆子才能打着的拐弯亲戚的名义开户，将赃款存入银行。如原蒙阴县副县长袁锋剑贪污公款558万多元后，以妻子、孩子和亲戚的名义分100多次存入济南、日照、临沂、沂南、蒙阴等地的37家银行；重庆原公安局长文强的妻子也曾先后将大量的现金，交给弟弟周泽新存放，并以周泽新的名义理财。
二、买古玩字画：
对于官员们来说，无论是将巨额现金藏在家里，或是用别人的名义开账户存起来，数额太大总会让人生疑。于是许多贪官采用的另一个办法是“收藏”金银饰品、古玩字画、贵重家俬等，这样既可以让资金保值，又能将资产隐藏的更深。一些行贿人甚至因此直接送古董字画，代替巨额现金，这被行内人称为“雅贿”。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就属于这一种人。慕绥新案发后，搜查人员从他家里查到的金银饰品、玉器珠宝到名人字画让人目不暇接。据说10多名工作人员清理了三天才理出头绪。在慕绥新居住的房子里，一次就整理出各类古董字画和工艺品近400件。
这种情况目前非常普遍，如：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因受贿案落马后，相关人员从他家里找到了整整5箱名人字画、古瓷古玉等赃物。
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原副局长邹建新在家中专门挖了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藏宝室来存放古董字画。案发后，相关人员在他的秘密仓库里搜出大量古董、石雕、古瓷、古玉、名画等。
河北省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案发后，其家中被发现有名人字画59幅，其中包括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范曾的人物画，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等名贵真品。
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原局长王天义更是“收藏”惊人，他家中陈列的古董和字画之多堪称“私人博物馆”。这些收藏品包括书画作品195件，古代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文物、鸡血石等1351件，其中不乏上品。
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专爱“收藏”名贵的寿山石(田黄)。福建一位寿山石收藏家透露，近30年福州出土的寿山石名品，差不多有三分之一落入周金伙之手。该收藏家曾亲眼见过周金伙收藏的四块寿山石，每块价值超过200万元之上。
此外，据说近几年许多官员还兴起了收藏古家俱，什么红木家俬，黄花梨、紫檀木老家俱都成了最爱。这些老家俱在市场上均是天价，一张老黄花梨床可能价值数百万至上千万元。
中共官员们“口味”的改变也影响了市场，有分析称，近几年文物、古董、老家俱价格高涨，与官员们对此的“爱好”极其相关，收藏的、行贿的，都推动了市场价格及成交量的高涨。
欧洲艺术基金会委托编写的《2011年国际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报告称，2011年中国在全球艺术品市场所占的份额由2010年的23%上升到30%，首次超越了此前多年居于冠军的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与古董市场。作为全世界最具上升动力的市场，中国的艺术品和古董拍卖市场2010年激增177%，2011年又继续上升了64%。一些研究者怀疑，官员们的黑金极可能是推动行情上升的重要力量。
还有行内人介绍，因为贪官“热衷”收藏，还滋生了一批专门卖假古董给贪官的生意人。《现代快报》曾报导，江苏省如皋市原副市长单定方曾先后将受贿款和向别人”借”来的1700余万元人民币交给台湾文物交易商庄某代购古董，买回的文物经鉴定都是假货。
有分析称，不少收受贵重古玩的官员，之所以敢收价值几百万元的古玩，而不愿收现金，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古玩真假难辨，一旦事发，找点关系就可以鉴定成假货，既保留了资产，又降低了赃款额度和量刑。退一步讲，也可狡辩“以为是赝品”，或者亲友馈赠、或者祖上遗传、或者自己走运在市场上淘来的等等。
重庆原公安局长文强受审时就被指控收受部下赠送的一幅张大千名画《蜀山携琴访友图》，但此画其后被鉴定为一般仿品，于是文强的受贿数目剔除了三百多万元，不过，文强倒是被薄熙来给判了死刑。
其他不少贪污案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贪官收受的古董、名画，事后都被鉴定为赝品，但究竟真赝假赝，我等外行人即便亲眼看了也很难知道。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李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