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救时宰相”保中原
1.土木惊变
明朝早期，蒙古势力渐渐分为三大部：一为鞑靼部，居住在戈壁大沙漠北部；一为兀良哈部，居住在鞑靼部的东南；另一个就是瓦剌部，居大沙漠西面。在永乐年间，这三部慑于明成祖的文治武功，先后对明帝国称臣。到了正统年间，瓦剌部出了个不甘寂寞的太师－－也先，他不但把本部首领弄成了傀儡，而且控制了蒙古其余两部，势力范围东及朝鲜，西抵中亚细亚，北达西伯利亚，南逼明长城一线，大有恢复大元帝国昔日雄风的势头。
此时，明朝的军政大事，全由王振代理。他不仅胡作非为，残害忠良，广植私党，还通敌走私。他让党羽郭敬每年私造钢箭簇数十瓮，用王振名义送给瓦刺，瓦刺则回送他良马。
明正统三年（1449年），也先以明帝国刁难其贡使为由，兴兵南下。长期务农的大同守军，在太监郭敬节制之下，接连失利。大同总督宋瑛等4万余人全军覆没。 警讯传到北京，朝廷震动。其实，也先来势虽凶，也不过只有三、五万兵力，和明帝国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明军如果调度得法，只要派一上将就可击退也先。可是，王振却想趁机炫耀自己的威势，竭力怂恿23岁的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
平心而论，若说王振是瓦剌派来的特务，确实有些冤枉他，按民间俗语来说，这家伙就是个“不知道自己一顿能吃几碗干饭”的草包加混混，可是，看看历史，再看看我们身边的事，就不难发现，这样的草包，其危害性往往比真正的特务要大的多。王振草包偏偏又遇到个不知道自己“饭量”的明英宗，这就成了明帝国的劫数。英宗要亲征的消息一经公布，群臣都吃了一惊，反对之声迭起，尤以兵部尚书邝埜和兵部侍郎于谦为甚。可是，英宗已经被王振忽悠的昏了头，啥也听不进了，英宗下令由他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自己则凑齐50万军队，即日动身。仓促调来的50万大军几乎没有后勤准备，为了携运物资，每3个人配备1头毛驴，队伍中人驴参杂，混乱不堪。
王振本以为，50万大军的旗号打出去，可以“吓退瓦剌”。可是，半路上遇到从前线逃回来的同类郭敬，听完郭敬对瓦剌军队凶猛程度的一番描述，王振自己吓的快尿了裤子。更重要的是，从北京出发后，直到大同，一路上风雨交加，就没停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是上天的警示，于是，明军撤退了。八月十四日，明军撤到怀来东南距城仅20里的土木堡，此地原本有个要塞，后因供水困难而废弃了，稍有兵家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个险地，可王振让大伙在此地露营，原来，他沿途搜刮的民财装了千余辆辎重车，这些车子落在后边，王振担心自己搜刮来的这些东西被人抢劫，需要军队保护，50万明军竟成了给王振押镖的。
此时，瓦剌骑兵接踵而至，切断了土木堡附近唯一的水源，明军大乱，几十位文武重臣，连带明英宗自己都成了俎上鱼肉，任人宰割。这一战，明帝国全军覆没， 英宗被俘。唯一能给大明一点安慰的是，护卫将军樊忠在阵亡之前，揪住王振，大呼：“吾为天下杀此贼。”一锤送他去拜见阎王了。这就是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之变”。
2.保卫北京
兵败土木堡的消息一传出，就不仅仅是朝廷震动，而是举国震惊了。22岁的郕(音同“成”)王此时没了主意，立即把留守北京的大臣们召集来，讨论对策。侍讲徐珵首先发言，他的基本观点就是一个字──“跑”，把都城迁到南边去，他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
这个徐珵，是个有些小聪明的人，《明史》上说他，“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这样的人，如果在今天，确有几分神秘色彩，然而，在中国古代，《易》为群经之首，是每个儒生的“必读教材”。而对于“五术”（备注（1））的研究，能够像孔明，刘伯温这类学有大成者虽然是凤毛麟角，但是那些基础的“科普知识”，贩夫走卒也能随口道来。
徐珵在朝堂上谈及天象，颇有班门弄斧的味道，而其主张竟是要脚底抹油，自然为大家所不容，“金英叱之”(并非所有的太监都是小人)，“胡濴(音同“营”)、陈循咸执不可”，理兵部的于谦更是厉声斥责：“言南迁者，可斩也。”他接着提醒大家：“京师是天下根本，一旦迁都，大势去矣，大家忘了宋室南渡的教训了吗？(“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话不在多，而在于是否能一语中的，于谦的寥寥数语，决定了明帝国未来的命运， “王是其言，守议乃定。”
战略上已经决定坚守了，接下来面临的，是一个实质而且尖锐的问题，用什么守？朱祁镇这趟出门，把京城“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的主力，明帝国北方精锐以及半个朝廷六十几位重臣，统统留在土木堡了，可以说，大明几十年攒的家底基本赔光了。京城周围则是“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于谦请郕王把各地的预备役（“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甚至后勤部队（“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都调到北京来了，细心经画部署，这才“人心稍安”。于谦也不再是代理，而被任命为正式的兵部尚书了。
这真是大明的多事之秋，没过几天，朝堂之上又出了乱子。大伙对于造成土木之变的王振恨之入骨，在朝会上，请郕王下旨“族诛王振”。王振的爪牙马顺当时在场，按理说，在这样群情激愤的场合，他应该悄悄的躲在一边，惟恐大家注意自己才是，可是这小子竟然不识时务的“辄叱言官”，他大概以为还是王振专权那会儿，给事中王竑（音同“宏”）忍无可忍，冲上去就报以老拳(“廷击顺”)，其他大臣也相继加入了殴打马顺的行列（“众随之”）。明清两代最重“官仪”，上朝面君，廷前奏对，如何迈步，眼睛看哪儿，都是有讲究的，谁曾想平时迈方步的斯文大臣们，竟然挽袖子、抡胳膊，打起群架来了－－王振专权，残害忠良，土木惊变，社稷危亡－－所有的怒火烧在马顺的身上，一会儿的功夫，马顺去地府和王振会合了。朝堂上乱了，卫兵们也嘈杂一片。面对这一切，郕王害怕了，起身要溜，朱祁钰若是就这么走了，掌管东厂的王振余党们，铁定会杀害这些大臣，给马顺报仇。那时候，不必也先来攻，明帝国从内部就崩溃了。此时力挽狂澜的又是于谦，他从人群缝隙间挤了出来（排众直前），这番挣扎还真是力气活，于谦“袍袖为之尽裂”，他拽住郕王，让朱祁钰当众宣布：“马顺罪有应得，（打死他的事） 不予追究”。有了郕王这番话，王振的余党们就不敢乱来了，大臣们也安定下来了。退出朝堂时，吏部尚书王直握住于谦的手感慨连连：“国家就得靠你啊，今天的事，就算有一百个王直也没用啊！”于谦从此成了大明帝国的主心骨。
接下来，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国不可一日无君”，大明现在面对的局势比这个更糟，因为那个“君”现在在敌军手上，不但不能掌管朝政，还成了瓦剌手里的挡箭牌。于是，大臣们请皇太后立郕王为帝，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郕王却吓的一再推托（“惊谢至再”），看来，皇帝也不是什么抢手的职业，坐在那个位置上是要担责任的。于谦搬出孟轲老先生“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高声道：“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于是，“王乃受命”。于谦固然是为天下计，然而，此举在明英宗心里，却对于谦留下了芥蒂。
是年九月，郕王朱祁钰登基，后世称为景帝，尊英宗为太上皇。于谦针对瓦剌的企图，向景帝陈述了自己的对敌策略，还推荐了一批文武官员，并立下军令状－－ “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罪”。依明制，兵部尚书不能直接指挥军队，为此，十月，景帝下特旨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
此时的北京与之前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英宗兵败土木堡的消息刚传回京城的时候，整个京城自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一片人心惶惶，军队完全是一触即溃的状态。然而，经过于谦一个多月的精心调度，京城的防务变的条理清晰，虽不能说固若金汤，但足以与也先一战了，最重要的是，人心安定了，大家现在考虑的不再是如何逃命，而是摩拳擦掌，要给瓦剌入侵者一点颜色看看。
与此同时，也先正得意洋洋的挟持着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奔北京而来。大将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于谦不同意，说：“为什么要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
人们惊讶的发现，文职出身的于谦，在军旅中调度有方，丝毫不亚于古之名将。他调动诸将，率领22万部队，列阵于九门之外。于谦自己则和大将石亨，副总兵范广带兵守在德胜门外，这里正面当敌，压力是最大的（“而谦自与石亨率副总兵范广、武兴陈德胜门外，当也先”）。于尚书的这一系列动作，彻底颠覆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偏见。
于大人还有一个惊人的决定，“悉闭诸城门”，也就是说，要么得胜凯旋，要么大家就战死在北京城外，此举颇有当年大将军韩信背水列阵之风。而于谦的另一道军令，后来差不多成了明军的铁律－－“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必死，皆用命。”大明守军严阵以待了，瓦剌那边如何呢？
也先原以为土木一战，明朝君臣一定吓破了胆，北京城完全是囊中之物了。谁知到了这儿才发现，大明守军正磨刀霍霍等着他呢，本来信心满满的也先，有点泄气了 （“意稍沮”）。这时候，有个叛变的宦官喜宁给也先出了个馊主意，让他“邀大臣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说白了，就是把英宗当肉票，让家属拿钱来换人质，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濴等出城谈判，景帝不准。也先的信心又受了一次打击（“也先气益沮”）。
“每况愈下”这个词，简直就是为此时的也先量身打造的。庚申日，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发现几个神色慌乱，装备不整的明军骑兵在晃悠，也先的结论是，明军没准备好，于是，他出动了一万骑兵想趁虚而入，带队的是也先的弟弟，号称“铁颈元帅”的孛罗茂洛海。然而，也先可怜的信心再次受到了重创。
副总兵范广带着神机营留守京城的部队，正埋伏在沿路的民居中（“设伏空舍”）。大明帝国的火器可不是盖的，19世纪70年代，清末名臣左宗棠出师西征，在陕西凤翔发现明制的“开花炮弹”，不禁感慨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于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土木堡一战，完全是 因为王振“外行领导内行”，神机营才未显出神威。此刻，神机营要一雪前耻了。一时枪炮齐鸣，“伏起齐击之”，“铁颈元帅”变成了“断头将军”（“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死”）。
北京城有九个门，在德胜门损兵折将，不能就这么算了，也先想捞回点本儿来。于是，“寇转至西直门”，在这里负责“欢迎”他的是都督孙堂，孙都督的欢迎方式就是手持大刀，身先士卒（“斩其前锋数人”），这时候，石亨的援军赶到了，如此规模的“欢迎仪式”，让也先感觉特别不适应，他掉头就走（“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在彰义门，瓦剌兵受到了差不多的待遇（“副总兵武兴击寇彰义门，与都督王敬挫其前锋”），总之，也先碰了一鼻子又一鼻子灰，估计快出鼻血了，他只好撤退到土城。
这里同样不欢迎也先，居民们爬上屋顶，砖头瓦块，可能还夹带着夜壶之类的，雨点一样的砸向瓦剌兵，同时还用嗓子配以音响效果（“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明将王竑和福寿也带着追兵赶到了，也先只剩一条路了－－跑吧。
相持了五天，也先要谈判没人搭理，在战场上又挨揍,这份沮丧真是难以言表。那感觉，就像正在做一个美梦，在梦里大元帝国就要复兴了，这时，突然有人在耳边喊：“也先，起床，要尿炕了。”而这个喊醒他的人，就是于谦。不过，现实连沮丧的时间也不肯给也先，探马来报，大明各路勤王的部队正在纷纷开赴京城，也先知道，再耽搁下去，自己的性命多半也要交代在这儿，只好带着明英宗“由良乡西去”。于谦却不肯这么放他走，“调诸将追击，至关而还。”于谦的《出塞》诗记录了这场保卫战的胜利：
狼贪鼠窃去复来，不解偷生求速死。
将军出塞整戎行，十万戈矛映雪霜。
左将才看收部落，前军又报缚戎王。
羽书捷奏上神州，喜动天颜宠数优。
不愿千金万户侯，凯歌但愿早回头。
瓦剌兵退，京城解了围，“论功，加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却说：“仗都打到家门口了，这是卿大夫的耻辱，我怎么还能邀功请赏呢！”因而“固辞”，可是景帝不答应，非赏不可。自此，直至景泰8年正月英宗复辟前，于谦在朝中始终一言九鼎。
自朱元璋罢免胡惟庸，中国再无宰相之位，然而，于谦在景泰年间的地位和影响，乃是事实上的宰相，应验了当年那位高人“他日救时宰相”的预言。
3.清廉自守
转眼明英宗在蒙古住了快一年了，这期间，于谦坚持不和瓦剌讲和，又设计杀了那个给也先充当狗头军师的太监喜宁。也先越发觉的，把英宗留在身边，讨不到半点便宜，还得免费给提供食宿，这买卖亏大了。于是，也先接连派出使者，提出要把英宗送回去。大臣们商量派使者去迎接，景帝不高兴了：“我本来不想坐这个位置，是你们把我推上来的。”言外之意是：“我哥哥回来了，我们俩如何相处？”于谦给了他一个定心丸：“皇位已经定了，不能再改，我们得快点把他接回来。”景帝态度马上变了，连说：“听你的，听你的（“从汝”）。”于是，先后派李实、杨善前往把英宗接了回来，安置他住在南宫。所以，《明史》上说，英宗最后能回家，是“谦力也”，然而，于谦从不以此居功（“上皇虽归，口不言功”）。
土木之变后，明帝国国力大衰，湖广、贵州、广西、瑶、侗、苗、僚等处变乱蜂起，调兵遣将，平息叛乱的重责，都担在于谦一个人肩上。在战事急迫，瞬息万变的当口，“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于谦的同僚和下属“相顾骇服”。
此时的于谦已经位极人臣，然而，他并未得势忘形，生活依然简单俭朴，居住的房子仅能遮挡风雨而已。景帝把西华门的一处豪宅赐给他，他推辞说：“国家多难，作臣子的怎么敢只顾自己享受。”以往皇上赐给他的玺书、袍服、银锭之类，他也全部封好，写上说明，只是每年拿出来检查一下。
有一年，于谦过生日，皇上派人送给他一只金座玉猫。谁知管家根据于谦的叮属把送礼的太监拒之门外。太监有点不高兴了，就写了“劳苦功高德望重，日夜辛劳劲不松。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情不通。”四句话，叫管家送给于谦。于谦见了，在下面添了四句：“为国办事心应忠，做官最怕常贪功。辛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太监见于谦这样坚决，无话可说，回去向皇上覆命去了。
景帝深知于谦的为人，因而“所论奏无不从者”，景帝想任用哪个人，总要事先悄悄问问于谦的看法，于谦总是据实以答，“无所隐，不避嫌怨”。这下得罪的人就多了，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不像于谦那么得皇上信任的，也妒嫉他。然而，“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这句话在于谦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于谦的刚正并未因此而有丝毫改变。
当初那个建议南迁的徐珵托了个熟人，求于谦推荐自己作国子监祭酒，于谦向景帝推荐徐珵，景帝的记性倒是很好，一听这名就想起来了，原来是那个业余预测爱好者啊，这人不行啊，会把国子监那些学生带坏了（“将坏诸生心术”）。徐珵不知道于谦给他说了好话，还以为于谦故意挡他的仕途，“深怨谦”。这小子后来把名字改为徐有贞，可是对于谦的怨恨依然没改变。
武将石亨，在北京保卫战之前，本来因为违犯军法被削了职，是于谦请求景帝重新起用了他，还让他“总兵十营”，但他因为害怕于谦而不敢放肆，觉的自己总是束手束脚，因此也不喜欢于谦。京师保卫战中，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但是却得到世袭侯爵，内心觉的不太踏实，于是他上疏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因此下诏让于冕到京师，于谦推辞不肯：“国家在多事之秋，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石亨身为大将，没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或提拔一个士兵，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让儿子滥领功劳。”
于谦称得上是维护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在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中，善恶是非是有固定的尺度去衡量的，决不会因为某人对自己好，就认为某人好，反 之，也不会因有人对自己不好，而另眼相看，甚至打击报复。这番话出自于谦之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并非他对石亨有什么个人意见。然而，石亨并不是个道德君子，他因此事对于谦怨恨更深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