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3月14日讯】文章提要：
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对此本文首先从西方学者的看法描述了“文化中国”指的是什么，然后，从近代国家观念的变化，也就是中国在西化、全球化过程中从“文化中国”发展到政治国家，最后到党国；西方从宗教国家发展到近代国家，政治国家，这两条线索提出对“文化中国”的重新思索，以及对于近代国家为人类带来的问题的质疑。
全文共分五部分：一．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二．何为“文化中国”；三．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党国”的发展变迁；四．对近代“政治国家”的辨析；五．文化中国与宗教国家、近代国家的区别。
四．对近代“政治国家”的辨析
极权主义的党国是现代国家的极端化的结果。为此，对于极权主义的反思最终必将导致对于现代政治国家，现代化及西化的反思。
对于现代国家的反思让我们看到，尽管如今现代国家被人们当作天经地义的存在，唯一合理的存在而接受。但是对于思想家来说，对于关注人类发展的社会问题的人来说，却不是天经地义的，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当人们为了从宗教国家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提出现代国家的思想家指出，它不仅有它的合理的一面，而且还有它可疑的一面。最近二百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它的问题不只是思想和理论中，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不断承受着它的正面及负面影响。这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两个极权主义，人类为此牺牲了上亿的民众，可说是一个空前的灾难性结果。
对于政治国家的辨析和反省，当然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到我们面对的现实国家是什么，而且也可以使人能够由此不仅看到“文化中国”所带来的消极方面，还能够在对比中如西方古典和现代学者那样看到它的积极方面，甚至进一步在现代化为人类带来的灾难性的结果中，我们能够从文化中国的内容中互补地取得有教益的东西。
1．近代国家与基督教文化：
文化社会学家弗格林对现代国家的看法代表了一种传统保守主义的文化思想。他在对二次大战和极权主义的产生的分析中人认为，近代政治学家们对于国家和现代国家的研究常常是从基本的抽像、中性的原理出发，研究国家的起源、作用、性质及发展。这样的对于国家问题的研究是把现代国家看作是人类普适的国家。然而他认为，这种对于现代政治国家的研究忽视了来自欧洲的国家形式的宗教起源、宗教本质。欧洲现代国家的形式是产生于基督教文化的社会中，它的基础是教会结构。谁如果看不到这点谁就看不到现代国家的本质。
弗格林的观点如果是正确的，那么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有其特殊的文化特质，形而上学前提，有其对于宇宙、人的根本看法和信仰前提。为此，现代国家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非普适的。
这种看法的结果是，基督教文化是接受并且无矛盾地运行现代国家的必要条件。为此弗格林也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基督教文化的社会才能真正实行民主。显然弗格林的这个观点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其一它在时下已经被民主社会发展的经验事实所驳斥。其二，它涉及到根本的价值问题，多元文化在价值问题上的平权性。而弗格林的观点中含有已经在价值问题上被彻底摒弃了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
然而与此同时，弗格林的由此提出的近代国家的存在形式是否是唯一的，普适的问题，也使他走向了对于现代国家的否定性的批判。他认为，脱离了宗教基础的现代政治国家导致了极权主义。因为这种国家实际上是用国家的权威取代了上帝，用尘世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宗教，超越精神，以知识论造成人本的膨胀。弗格林由此对于黑格尔思想，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科学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认为它们都是粗劣的意识形态。
2．近代国家与自由主义思想：
其实对于现代国家所带来的可能的危害，古典自由主义学者早就看到。在马基雅维利、霍布士等人开始讨论并且提出现代国家的权力观念的时候，经验主义学者就看到国家可能对人造成的禁锢和迫害，看到国家可能变成一个怪兽。因此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要求国家的干预越少越好。
这场对于国家作用和机制的讨论一直到近代，参与其中的包括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经济学家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等人。在现代国家产生前，国家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现代政治国家的产生却使得国家权力蔓延，越来越多，越全面地掌控社会的一切。这个权力扩张现象，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它的表现是赤裸裸地一下子剥夺了个人及社会的一切自由空间。而在一般西方社会或者说现代社会中，它则是缓慢地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蔓延，时下的信息化加速了，并且彻底化了这个过程。
引起争议的当代维基的创始人阿桑奇，是反抗这个过程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一针见血地谈到对当代国家的忧虑，他认为，信息的发展使得现代国家的权力，对个人的干涉成为极权主义式的，无所不在的干涉。因此必须设法监督，制止现代国家的这种无限制的膨胀。
而一九八九年后，尤其是最近十年来西方和中国政府的合作则从另一个方面让人们看到政治和经济权力勾结为中国民众和世界带来的走向深渊的负面结果。
3．近代国家与极权主义的血缘联系：
对于现代政治国家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和灾难，由于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和两个极权主义，无论具有什么样倾向的思想家，只要稍微有一点敏感性都是感觉到了的。例如具有现象主义倾向的所谓极权主义专家汉娜•阿伦特在分析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现代极权主义不是东方的产物，不是野蛮时代的回光返照，而是西方文化深层的东西的表面化。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其实阿伦特的观点和弗格林的观点是有联系的，并且应该说是把握了西方历史发展的现象，那就是尽管现代国家的发生是宗教退出的过程，但是退出去的是教会和教皇的权力，而不是在社会的文化精神生活中，在个人精神生活中的基督教。恰恰相反在西方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在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争取自由与个人权利中，在文艺复兴中，西方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彻底地否定自己的形而上学前提，宗教信仰和自己的文化。从中世纪黑暗走出来的西方并没有一个如同力图从衰弱中走出来的中国那样的一个彻底反民族，反传统运动。
所以，从宗教国家到近代国家乃至当代极权主义国家，它的基本的文化思想基础并没有改变，也就是二元论的思想基础。这就是说，中世纪前的宗教国家是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上的，上帝和人的分立。西方社会发展到近代国家，其文化思想基础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二元的。因此在近代政治国家中就孕育着一种非常容易产生的发展趋势，那就是上帝退出去遗留下来的空缺，世俗的东西很容易就侵占这个空缺，以世俗的“上帝”的身份发号施令。近代国家的这种绝对化趋向，当代党派权力的这种尘世宗教取向取代的正是过去这二元对立中的上帝的地位。
为此，在对于近代国家的演变与对于极权主义的产生的研究中，很多思想家早就注意到“世俗宗教”、“替代宗教”、“宗教感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
五．文化中国与宗教国家、近代国家的区别
1.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
细读《九评》，仔细琢磨，你会发现人们心中的国家观念的改变是中国传统社会与时下共产党社会之间存在的另外一个根本的区别。这也就是说，五四以后，近一百来历史在人们没有觉察的变化中，中国文化传统的毁灭还伴随着国家观念的毁灭，传统的国家思想——“家国”观念，“家国”基础，“家国”结构的彻底崩溃和改变。中国从“文化中国”变成了“政治中国”，最后成为党国。
仔细辨析这个国家内容、结构形式的变化，它涉及了很多根本的问题。实际上西文中无论是Nation，还是state，都没有“家”的意思，西文中的国就是“国”，而非“家”。
一个区域，一群人，一个权力组织组成国或者国家，而这些人和地域及机构的关系都是由这个群体的文化思想，对天地人的关系，人的关系的理解上建立的。中国人对于生死，对于神的理解，对于国家的来源和目的的理解都和欧洲人不一样，因此国家观念当然也不一样。这就是中国让西方的启蒙主义者和费正清们惊讶的地方。中国居然能够用这样一种方法，一种伦理，而非外在的法来统治中国。而这个中国文明的稳定又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群都无法达到的。
只有在中国的天地人的关系前提下，“国”与“家”二字才可以联系在一起使用。因为西方的国家观念则是外在的，主宰你的，和每个人并没有伦理和家庭纽带式的联系。
研究文化中国的观念，和它与宗教国家，近代国家的区别，与西方文明中的国家观念的区别是一个庞大的题目，在这篇短文中我所能够做的只是提出问题。也就是有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而非能够轻易否定，更不用说被谩骂的文化国家。
2.文化与Culture（音译为靠缺）辨析：
关于文化，这里我还要强调的是，我所讲的“文化中国”绝对不是西文的，Culture Nation意义上的文化国家，而是真正中文原文意义上的“文化”中国。
我在过去讨论文化问题的时候曾经谈到过西文中的Culture，“靠缺”（音译）是向外的，一个典型的二元论产生的词汇。而中文的文化却是向内的，内化，一个典型的中国精神产生的词汇。这两个词都是对人对世界的探索创造的描述产物，但是探索创生的方向却不一样。人在其中的关系也不一样。
为此，费正清们所说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当然也就不应该使用西文中的“靠缺”，而是中文中原文的“文化”二字。对此，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从“靠缺”的意义出发你无法理解中国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外王，这个思想在二元的物与人的对立，人与神的分离的思想中是绝对不存在的。
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奇怪，为何发动一次和二次大战，如此野蛮、尚武的德国，居然把自己称为“文化国家”，而且要以自己的文化战胜西欧的“文明”。斯宾格勒为此明确地以《西方的没落》为题写过一巨册书。原来这个“文化”——“靠缺”，就是用自己的工具开掘，培植自己的对象。在二元论基础上理解了这个词，你就理解了德国的文化。德国人被欧洲人看作是农民，从二元论的意义上，农民是有文化的，因为他在它的对象上非常有成就，而市民社会是没文化的，他们有的只是工业化带来的市民社会的“文明”（civilisation）。在这种意义上你就理解了德国人是有文化的，而英国人有的却是文明。
为此，理解中国，描述“文化中国”也就必须使用“文化”二字，必须直接音译才行，而不能够用culture nation，中国不是“靠缺”国家。“靠缺乃顺”的思想基础是二元的，向外的。而“文化中国”的思想基础则甚至无法用“元”的概念来描述，它是一个转换的、演变的、多方面的宇宙维度，是向内的。
所以，描述中国特点的“文化国家”或者说“文化民族”，在西人读来就应该是wenhua Nation，“文化乃顺”(音译)。而Culture Nation，在中文中则并非对应文化国家，而是应该音译为“靠缺乃顺”，或者“靠缺国家”。
3.中国“文化”与“党国文化”（党文化）：
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理解了文化，也就是“靠缺”这个单词的意义，你才会理解，从宗教国家发展到近代国家，为什么在在西方的政治学中明确地认为，任何把“国家”和“宗教”或者“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做法都必将导致不宽容。而传统中国却是因为把“文化”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决定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中，种族观念中的宽容性和包容性。
因为文化和“靠缺”的不一样，你才能够更加理解为何《九评》把党文化作为共产党社会的一个典型特点。
在当代政治学的研究中，政治学家也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任何一个专制都不产生自己的文化，“靠缺”，可唯独共产党极权主义产生了一个自己独有的文化，“党靠缺”(党文化)。这就是因为它是在二元论思想方法基础上的一种绝对一元化的产物。
在西方的文化思想基础上，在近代，宗教和上帝退出去以后，世俗的共产党占据了这个本来是上帝的位置，为此，它就带来的世俗的替代宗教文化。然而，在此笔者必须强调的是，这个替代“宗教”，它替代的是西语中的“宗教”（religious），而不是东方的道教、佛教。因为儒道释都没有那种要主宰一切的宗教动机和功能。
在东方的宗教的意义上，你根本无法理解“世俗宗教”、“替代宗教”和“宗教感情”与极权主义的联系。为此，我们也就看到，“党文化”，“党靠缺”是一种典型的西化产物。
4.复兴“文化中国”的积极意义：
对于文化问题的理解，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法轮功群体的文化和共产党文化的根本区别。受到如此残酷迫害的法轮功群体，从来也没有共产党从诞生时就伴随它的阶级斗争思想，暴力夺取权力思想，非黑即白的二元的斗争论。而相反，他们反对共产党的迫害，解体共产党，却从来没有要斗争消灭一个族群。
在此笔者也要特别强调的是，所谓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思想，消灭阶级论，就是当代所说的族群灭绝，也就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明目张胆地标志在旗帜上的，就是希特勒等人所犯下的反人类罪。
与此相反，中国文化中从根本上没有这种反人类的倾向，四海之内皆兄弟，有教无类，人之初，性本善，都表达了这种倾向。而当代法轮功如此大的一个群体的存在却没有那种异议人士群体，西方党派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内斗，它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国传统中的文化——内圣，那种高境界的“和”为贵。它也直接证明杭亭顿的那种东西方文化冲突论是不存在的。
在如此残酷的镇压和如此坚决彻底的抵制之间，法轮功学员们所展示的和平与宽容现象，与上述我们对于文化中国的考察更让我们看到，只有到达“现代国家”，在纯西化的非中国传统的文化基础上，才会激发出西方十九世纪才有的那种基于二元论宗教排他性基础上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那种“政治”压倒一切的思想。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所谓西藏人、蒙古人乃至台湾人的独立精神，才会在现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中产生那么大的恐惧。
如前文所述，历史上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对独立产生过那么大的仇恨和恐惧。当代中国人对于独立的排斥和愤怒，那种民族主义所展现出来的同仇敌忾的“侵略性”、进攻性，不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瓢自飘、水自流，顺其自然，是中庸之道。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是文化的，精神的，道德的自居天下中心与大同社会。而非纯粹的党同伐异，政治征伐。而当代那种完全是敌我的统独观，则是基于现代社会，来自西方的非黑即白的二分法。
当然那种十九世纪开始从欧洲而来的欧洲人所具有的“恐惧”现在已经货真价实地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存在，即那种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十字军式的族群对立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思想基础，党派文化的思想基础。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文化中国已经崩溃，过去那种以文化为上，以文化为凝聚力，为自豪的精神，国家观念及传统都已经在大陆中国崩溃，它甚至在台湾，在西化和左派倾向、意识形态化的精英的影响下日益消退，式微。所以我们已经不得不面对这一切现实，这个东方现在的现实。然而，正是因为此，我们应该知道：
曾经有一个文化中国，目极千里伤心悲，魂兮，归来，不可以久些……
2013 德国•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