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十三“千金小姐”
我的世界（一九五八~一九六五年）之二
（接上26）
比我晚一年出世的弟弟京明和我不一样，从小思想就很独立。他酷爱自然科学，读了许多通俗的科学杂志。尽管这类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一样不可避免会有政治宣传，但它们也报导了西方科技进步的情形，这些让京明印象十分深刻。他完全被这些杂志所介绍的镭射、气垫船、直升机、电子仪器和汽车等图片所吸引。此外，“参考片”也使他见识到西方科技进步的情形。他开始对学校、新闻媒体和大人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地狱的话表示怀疑。（此处删去一句）。
由于美国具有最先进的科技，京明就特别注意这个国家。十一岁那年，一天他兴奋地在餐桌上向全家描述美国在镭射方面的新发展，说着说着向父亲表示他很崇拜美国。父亲一下子茫然以对，不知说什么才好，看上去非常忧虑。好一会儿，他才摸着京明的脑袋，对母亲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右派！”不到十二岁，京明就根据儿童科学书上的图片，完成了几项“发明”。其中有一个是他想用来观察哈雷慧星的望远镜和用灯泡的碎玻璃片烧制的显微镜。有一天，他想改进一把可连续发射鹅卵石或罗汉果的橡皮筋“枪”。为求逼真的音响效果，他向一位父亲是现役军官的同学讨一些子弹壳，以烧制撞击发声装置。这位同学找到一些子弹，拔去弹头，掏空弹药，把弹壳给了京明——没想到雷管还留在里面。京明用剪碎的牙膏锡管充填到弹壳里，用火钳夹着放到厨房的煤炉上烘烤。当时炉上有个水壶，京明把火钳伸到水壶下面时，突然一声巨响，壶底炸出一个大洞。大家都跑来看出了什么事。京明给吓坏了，倒不是怕爆炸危险，而是怕我父亲——父亲在我们心目中很严厉。
但父亲并没有打京明，甚至没责备他。他只盯着京明看了一会儿后说，他已经吓得够厉害了，应该到外面散散步。京明如释重负，连蹦带跳地跑走了。他没有想到自己能如此轻松过关。等他回来后，父亲对他说，在没有大人指导的情况下，不得再做任何实验。不过父亲没有严格约束他，京明很快就又我行我素。
我帮京明做过几次实验。有一次，我们做了一个以自来水为动力，可以把粉笔打碎的粉碎机模型。当然这是京明动脑又动手的，我只有三分钟热度。京明和我同读实验小学。达力先生也教他的班级，他为京明打开了科学世界的大门，京明一直很感谢他。
我的二弟小黑出生于一九五四年，是姥姥的宠儿，但我父母很少关注他，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他已从姥姥处得到不少爱了。他本能地觉得父母不太喜欢自己，所以总在他们面前畏畏缩缩。这使得我父母很烦。特别是父亲，他不能忍受照他看来不直接了当的行为。
有时父亲被小黑惹火了，就打他一顿。但事后父亲又后悔了，有机会就摸摸小黑的头，说自己不该发脾气。姥姥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和父亲吵，父亲又会怪她惯坏了小黑，结果他们之间的关系老是紧绷绷的，姥姥因此更疼小黑。
我父母认为只有儿子可以打骂，对女儿则不能这样。我姐姐小鸿只挨过两次打。一次是在五岁时，她非要在饭前吃糖果不可，饭菜端上桌后，由于嘴里还在嚼水果糖，她又嚷嚷说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父亲回头瞪了她一眼说：“叫你不要吃糖偏不听。”小鸿一听觉得挨了骂，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把筷子扔到房间对面。父亲一下子火了，随手给她两巴掌。她马上抓起一把鸡毛掸子就打父亲，他从她手中夺过鸡毛掸，小鸿又抓起扫帚。一场混战后，父亲把她锁进了我们的卧室，嘴里不停地说：“惯得不成样子了！真给惯坏了！”我姐姐没吃成这顿午饭。
我姐姐在她童年时代很任性。不知为什么，她绝对拒看电影或戏剧，也拒绝旅行。有许多东西她讨厌吃。要她喝牛奶、吃牛羊肉，就好像给她灌毒药似的。我小时候因为跟她学，错过了许多电影和无数美味佳肴。
我却不任性，还不满十岁，大人们都说我懂事。我父母从来没对我动过一根指头，也没骂过我。他们难得的批评也很审慎客气，好像我是个成人，自尊心容易受到伤害。他们给了我很多爱，特别是父亲。晚饭后，他常常带我去散步或去他朋友家拜访。他最亲密的朋友都是些老革命，聪明能干，而且背景上似乎都有什么“污点”，因此职位都不高。有一位朋友曾是毛泽东的挑战者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军官；另一位是唐璜似的风流才子，他的妻子——也是位党的官员，总板着一张冷冰冰的面孔，我父亲尽力回避她。我喜欢这些成人聚会，但更喜欢一个人悄悄呆在一边读我喜爱的书。学校放假时，我整天都一边咬着自己的辫梢，一边读书。除了文学和一些较简单的古诗集外，我还喜欢科幻和探险故事。我记得有一本科幻小说描写一个人在另一座星球上只呆了几天，返回地球时，发现已是二十世纪了。所有事物都变了，人们吃装在胶囊内的食物，乘气垫船旅行，用电视通话。我渴望能生活在这些拥有神奇发明的世界里。
童年时代，我急着快点长大，常梦想长大后要做什么。从开始阅读、写字起，我就喜欢看尽是文字的大部头书，而不喜欢小人书。我也很性急，吃水果糖从来没耐性慢慢吮，总是一进嘴就几口嚼了，甚至连喉片也咬碎吞了。
我和弟弟、姐姐相处融洽。按传统，男孩子和女孩子很少在一块玩。但我们是好朋友，彼此关心，不会忌妒或竞争，也很少吵嘴。我姐姐一看到我哭，自己也会哭起来；听到别人表扬我，她会很高兴。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常被人夸赞，别的孩子家长常请教我父母是怎样教育孩子的。
父母和姥姥共同营造了一个爱的家庭。我们只看见父母相爱，从没有见过他们吵架。饥荒年之后，我父母和大多数干部一样，不再像五十年代那样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了，家庭生活占据了较重要的位置，也不再被视为对共产党不忠诚。我父亲这时已四十出头，人也成熟了，变得和我母亲更亲近。他们有较多的时间在一起，随着年纪渐长，我看见他们越来越相爱。
我听到父亲告诉母亲，他的一位同事对她的恭维话。这位同事的妻子素有美人之称。“这是我们俩人的好运气，老婆这样出色。”他对我父亲说，“看看周围，她们俩是无人可及的。”我父亲很是得意，以一种喜不自胜的表情回想当时的情景。“当然，我客气地笑了笑，心里可在想，你老婆怎么可以跟我老婆比？我老婆才更出色呢！”
有一次，我父亲参加了一个为时三星期的招待全国各省宣传部部长们旅游全国的观光团。在父亲整个官宦生涯中，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旅游，这个团一路上备受礼遇，还有一位摄影师随行帮他们拍照留念，但我父亲却觉得若有所失。到了第三个星期，旅游团到达上海时，他想家想得不得了，借故说不舒服，飞回了成都。从此以后，我母亲就叫他“老傻瓜”，你的家飞不了，我也丢不了，就这一星期你都玩不下去？你看你平白失掉了多好的游览机会啊！但我能感觉得到，母亲其实是蛮高兴我父亲会如此想家。
我父母最关心小孩的两件事是：学业和品德。无论工作有多忙，他们常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也经常和老师联系，希望我们在学业上出人头地。饥荒年后，他们有较多的空闲时间，对我们的学习情况更加关心。晚上他们轮流给我们做课外辅导。
母亲是我们的数学教师，父亲辅导我们国文。这些晚上对我们来说是个严肃的时刻。我们可以进父亲书房去看书，书房里硬皮精装书和线装古书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在翻书之前，我们得先洗手。我们读过大作家鲁迅的作品，也读了唐宋诗词，有些诗即使是大人也难理解。
父母也十分注重我们的道德教育，父亲想让我们长大后成为诚实而有人格的公民。对他来说，共产主义革命其实说是道德革命。他给每个儿子各取了个能表达他理想的名字：“直”，正直、诚实，给了京明；“朴”，朴实无华，给小黑；“方”，廉正、不圆滑，给了小方。我父亲相信这些都是旧中国缺少的品质，共产党革命就是要复兴这些东西。
一次他训斥京明。原因是他用公家信笺做纸飞机，我们用家里的电话得先征求他同意。由于他的工作包括新闻媒体，公家提供给他多份报纸和期刊。他鼓励我们看，但不许拿出书房。每到月底，他就把它们拿回部里上交，因为旧报纸都卖给旧货收购部门，他不要占国家一丁点儿便宜。为了帮他检查报纸是否齐全，我不知花了多少枯燥的星期日。
父亲对我们很严格，这使他和姥姥、和我们之间不时关系紧张。一九六五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帕花公主到成都表演芭蕾舞。这对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社会来说是桩极为新鲜的事，我非常想看演出，由于父亲的职务关系，他常有新上演节目的招待票，而且通常是贵宾座。他常带我去，这一次，他因事不能去，但给了我一张票，不过却要我不得坐在贵宾座上，得找人换到后排。那天晚上，我手里拿着票站在剧场门口。观众们蜂拥而入，拿的全是招待票，座位好坏视职位高低而定。当演出就要开始时，我仍站在门口，不好意思吆喝换票。入场的人渐渐少了，我急得差点哭出来了，心想要是有个不那么严厉的爸爸就好了。正在这时，我看见一位父亲部门里的青年干部，就鼓足勇气，从后面拉了拉他的衣角，恳求他换票。他笑了，立刻同意让我去坐他的后排位子。他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我父亲对孩子管教严格在省委大院是出名的。
一九六五年新年，为慰劳教师举办了一场特别演出。这次父亲带我去看，但他不让我和他坐在一起，把我换到最后一排，说我坐在教师前面不合适。结果我几乎看不见舞台，心里直气爸爸。后来我听老师们赞扬他的周到，教师们看到一些高干子弟懒散地半躺在前排座位上，感到很刺眼。
纵观历史，权贵子弟往往骄横无礼，令老百姓大为反感。有一次，一位新来的门卫没认出一个住在大院的女孩，不让她进来，结果她对他大吼大叫，还用书包打他。有些孩子常粗鲁地冲者厨师、司机和其他公务员直呼其名，这样对长辈是一种大不敬。有一次我目睹一个男孩子把饭菜退回小食堂，指名道姓地说厨师饭菜做得不好吃。那位厨师流露出深受刺伤的眼神，但什么也没说，显然是不想得罪孩子的父亲。有些家长对孩子的纨裤作风不以为非，我父亲却非常生气，“这种干部怎么会是共产党员！”我父母亲教我们要懂礼貌、尊重别人，称服务员“叔叔”、“阿姨”。我们在餐桌上吃完饭后，总把用过的碗筷送回厨房，我父亲说这样做是尊重厨师。这些琐碎小事使我们赢得大院职工的好感。我们回来迟了，厨师会把饭重新温热。花匠给我们花和水果。司机会乐意绕路接送我们——当然是瞒着我父亲，因为如果他不在车上，我们不得坐他的车。
我们的现代化公寓在第三层楼上，阳台面朝大院院墙，墙外是泥巴石子路面小巷，对面是一排穿头式木板连檐平房，是成都人的典型住所。这些房子都是泥巴地面，没有厕所或自来水。房子正面是用直立的木板一块接一块拼成的，其中两块木板构成了门。前面的房间直通里面一间，这一间又通到另一间，一连几间就是一户人家。房子后门通向另一条街道。由于房子两侧的墙与邻居共有，这些房子都没有窗户。居民们为了通气透光，得让前、后两面门敞开着。盛夏夜晚，他们坐在狭窄的街缘上读书、补衣或聊天。从他们坐的位置可以直接仰视我们寓所亮晶晶的玻璃窗和宽绰的阳台。我父亲说不要刺激住在小巷里的人们，不许我们在阳台上玩。
夏季晚上，小巷里居住的男孩子常常沿街叫卖蚊香。他们吆喝着一种特别的调子，“蚊香哟蚊香”以吸引买主。我的夜读就这样被这种悲伤的调子所萦绕。由于父亲的不断提醒，我明白能在宽敞、凉爽、有嵌木地板和防蚊纱窗的房间里看书是一种特权。“不要认为你们比那些卖蚊香的孩子高一等”，他说，“你们不过是运气好。我们为什么要搞共产主义？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住进像我们这样的房子，住进更好的房子。”
父亲的教诲，使我逐渐对自己的特权感到羞愧，每听到大院里一些男孩子，站在阳台上模仿穷孩子叫卖蚊香的小调，我都为他们感到羞耻。当我随父亲乘轿车外出，司机按着喇叭穿过拥挤的人群时，我觉得窘得不得了。人们一往车里窥视，我就往座位底下滑，以避开他们的目光。
十一、二岁时，我就是这么一个严肃的姑娘。我喜欢独自沉思，想着那些令我困惑的道德问题。儿童乐园、做游戏早已引不起我的兴趣，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说长道短，我也觉得没意思。尽管我容易接近，也招人喜欢，但是我和别人之间似乎总有一段距离。在中国，人们相互间很容易熟得不分你我，特别是女人们。但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喜欢独处。
父亲注意到我性格的这一面，曾称赞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当我的老师要求我要有“集体主义”精神时，父亲却告诉我，过分“甜如蜜”、“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没什么好处。父亲的教育，实际上就是给我英文所说的privacy与space。这两个词中文没有完全对应的字，但这不等于中国人没有这类要求。京明也坚持要有自己的生活，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孤僻、脾气古怪。事实上他爱交际，也惹人喜爱。
父亲常对我们说，“我觉得你们的母亲用‘自由放牧’的方式来培养你们，实在是好。”父母让我们自在生长，任我们保有自己的天空。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