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4月17日讯】刚刚在明慧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在给朋友讲真相并告诉他中共如何造谣时，朋友表示自己早就知道。原来，他曾听某直辖市一名教授说，1999年迫害刚开始，江泽民就下令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全国名牌大学中找了12个教授集中到北京，闭门七天，按照上头指示，专门写诬蔑法轮功的文章。这些教授或是政治系的主任、教授，或是社会知名人士。慑于江的权势，这12人闭门造车，炮制了若干诋毁法轮功的文章。每人最终还拿了1万元的报酬。
不知这12个教授在拿到烫手的1万元后，心里是何种滋味。愧疚？窝囊？无所谓？……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至少在他们完成并上交文章、向权贵低头的那一刻，他们违背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因为强权之外，还有学者的良知和良心。
这12个教授的选择不仅让自己的人生蒙尘，而且对于中共的造假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毒害了十几亿人，甚至间接参与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样的污点如果不及早洗刷，后果令人堪忧！
这些教授们的所为不由得让笔者想起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梁效”批判组。“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指的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化名。其与以“罗思鼎”等笔名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在当时影响最大。
“梁效”成立于1973年，次年，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了该组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由此启动了席卷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其活动结束于1976年10月。
“梁效”班子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另有8341部队一名军人任书记，清华、北大各一人任副书记。其驻地在北大朗润园湖畔一处幽雅小楼中。据说，门禁森严，除老教授外都集中住宿，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班子成员最多时有30到40人，清华10人、北大20多人，还有个别人是从中国人民大学抽调的。
“梁效”班子的指示和要求一是来自毛泽东，一是根据江青等人的授意，或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前后共发表了181篇为他们政治需要服务的文章（撰写219篇），其中30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其文章多数以显赫位置，首发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被视为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足见其显赫。
“梁效”班子成员曾经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但文革结束后，他们都受到了范围不同、程度不一、长短各异的批判、审查，一部分人受到了开除党籍、警告等处分。对于“梁效”班子成员的境遇，一种看法认为是他们跟错了人，所以才倒了霉，似乎只要跟对了人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下场；但事实上，造成他们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正是他们丧失了知识份子的独立性和良知，或者说他们在强权面前选择了屈从，而让他们弯腰的正是中共一次次摧残知识份子的残酷运动。
与参加“梁效”班子的这些知识份子一样，前述12个教授的选择同样令人扼腕。或许，这些人会辩解说，一个有良知的人面对强权时，也会心生畏惧，也会感到害怕，但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可以选择沉默，而不是助纣为虐。你可以选择不写，结果无非是可能失去名利，但却守住了良知，守住了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时的那份坦荡，守住了那个大写的“人”字。
只是今天还有多少知识份子可以做到这样的坚守或者沉默呢？无疑，始作俑者中共不除，知识份子被压断脊梁的现象就不会停止。在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知识份子同样是受害者。为法轮功说话，其实也是在为他们的做人权利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