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4月03日讯】（德国之声报导）清明前夕的4月1日，数位“八九民运”时期的参加者和民间学者安宁、陈卫、于世文、马少方、胡石根、赵常青等人，在河北正定县殡仪馆铭德堂，举行对“六四死难者”的悼念仪式，他们念出部分死难者的名字，并致公祭词。这是“六四事件”发生24年后，中国大陆首次较大规模的民间公祭活动。
公祭词中写道：“‘六四事件’中疯狂的子弹、坦克夺去一批满怀梦想和激情的年轻人的生命，这不仅是死难者家人的痛苦，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24年中，国家从未公示死难者姓名和具体人数，也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公祭活动，更未给死难者家属和公众一个说法，这些死难者的灵魂无处安息。”
据悉，公祭活动发起人陈卫和于世文，在“八九民运”时是广州中山大学学生，“六四事件”后，两人遭当局监禁一年半。发起人表示，正定县为新晋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之旅启程的地方，在此公祭是提示习近平，莫忘其父亲习仲勋亦是“六四屠杀”的反对者。习近平近期提出“中国梦”，这个梦应该正视民族之殇， 将中国推向宪政民主的方向。该活动未受到当局警方阻挠，于世文在活动结束遭河北、河南两地警方问讯24时后被释放，组织者要求警方向当局转交公祭词，警察口头应允。
除“天安门母亲”群体持续要求当局“平反六四”外，民间在官方封禁此话题的背景下，近年来也有小规模的抗议和纪念活动。2007年6月4日，有民众在《成都晚报》报缝中以广告形式刊发文字：“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中国官方迄今未见对六四的解禁和平反迹象。
“公祭是一种拒绝遗忘的表达方式”
“八九民运”前学生领袖之一的马少方，当年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学运期间曾任北京高自联常委，后入狱三年。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公祭是一种拒绝遗忘的表达及追求自由的实践方式：“我们在一个物欲的社会里，很多人被强迫遗忘，或自我欺骗，记得就是一种拒绝遗忘，对于一种罪恶，对于悲惨的历史，记住就是为了不让罪恶和悲惨再发生，记住也是我们的一种基本良知；另外我觉得这种表达方式也是自由主义的实践，我们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中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其实这都是成熟的宪政理论，今天的中国应该更多的寻找自由主义的实践，在实践中能不能形成真正的追求自由的力量很重要。”
但马少方也表示，他与其他“八九民运”人士多年来的坚持，重点只有两个字“真相”，他认为没有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官方赔偿、没有对“六四事件”真实定性的说法，都是对“死难者的污辱”，因此24年来不再冀望当局，而是更注重民间成长对国家和社会改变的力量。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也向德国之声表示，公祭从民间层面是一种坚守记忆，从另一层面也是给执政者的直接压力，如果没有这些压力，当局会封锁历史并对他们的罪恶继续保持沉默。
“这就是开枪的后果”
鲍朴也是八九一代，其父亲鲍彤曾任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因反对镇压六四而被判入狱7年。2009年鲍朴在香港出版根据赵紫阳口述录音整理而成的《改革历程》；2010年他出版《李鹏日记》未果，两本书中都有大量和“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有关的内容。
鲍朴向德国之声介绍，根据他整理的资料及父亲的介绍，八九民运期间学生提出的“反腐、改革、民主”等主张，其实在中共内部也有一批力量蕴育改革，早在学运几个月前的1988年中共十三大二中全会上，赵紫阳曾作工作报告，已经通过政治改革方案。学生诉求与中共高层中一部分改革力量”“不谋而合”。在“六四事件”当晚，“改革之梦”被枪声打碎，也使中国进入到另外一种历史际遇中。
鲍朴表示：“20多年过去了，有了更多的历史资料，我们知道在那样的历史关头，邓小平用武力的解决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而如果不采取武力解决问题的话，意味着当时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会向前走一步，而不是退后20多年，到现在政治改革还没有摆到政治台面上去，13大通过的政治方案也没有实施，现在的领导人不停改换语言，但实际的效果就是把政治改革无限期的推后，这就是开枪的后果。”
“八九一代，被剥夺青春的一代”
24年后的今天，1989年的春夏之交的历史，成为印有“八九一代”标签的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亦是刻进生命中的记忆。鲍朴向德国之声表示，多年来午夜梦回，常常会忆起青春沸腾的日子：“那是中国最后一代还对中国公共事务能够去倾入热情，对政治和社会问题还有强烈关注心的人，后来就渐渐没有了。八九一代是被剥夺青春的一代。”
2012年8月22日晚间，《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在家中跳楼身亡曾引发中国网友对“八九一代”的讨论，很多年轻一代对“八九一代”的陌生，及与徐怀谦同时代的人的悲情与挣扎交汇在网络间，从另一侧面折射一段不可回避的中国历史。中国知名作家余世存曾作《八九一代是丑陋的》，其中写道：“八九一代人至今没有总结出自己一代人的性格、精神和使命，因为八九一代人跟上几代人一样仍未能展现自己的个性、畏天悯人的生命厚味和关怀广大的热诚，甚至至今跟政府一样不敢直面六四，不敢直面六四那跪着造反的事实。因此，八九一代人也糊涂地过日子……。”
对此马少方认为在中国丑陋的体制下，好几代都在重复相似的“丑陋”：“我觉得余世存骂得很好，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丑陋不是在人性，而是我们生活在现实的制度之下，这样的制度必然的把我们制造成丑陋的一代，不仅仅我们是丑陋的，我们上一代也是丑陋的，下一代也是丑陋的，所以这个制度下，人们无论是主动遗忘 还是被动遗忘，都是制度下的必然结果”。马少方认为所有坚持记忆的人在对抗丑陋，那些公祭也是唤醒更多的人对抗丑陋。
（责任编辑：李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