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赞誉“操守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

作者 : 智真

张伯行操行端正,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浩然正气,其言行体现了我国古代清官的传统美德和优秀思想。(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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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行,字孝先,号敬庵,河南仪封人,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历任内阁中书,福建、江苏巡抚,礼部尚书等。他严于律己,爱护百姓,不贪名利,深受康熙皇帝的器重和百姓的爱戴。康熙称赞其“操守为天下清官第一”。

张伯行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祖父、父亲都熟读孔孟之书,他七岁那年,他的父亲对他说:“宋朝周、张、(二)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荀、孟之传者也,他日务读其书。”张伯行恪遵家教,天天诵读、手抄儒家经典,十三岁时已熟读了《四书》、《五经》、周张程朱之书等。

张伯行于康熙二十四年考中进士,任内阁中书科中书。在他以后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治河、救灾、廉政、养民、教民等方面都有突出的业绩。

张伯行(大纪元)

惠泽于民行善政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仪封地方连降大雨,河水猛涨,城北旧堤立现溃决。在这危急时刻,当时因父丧而须服丧三年在家的张伯行挺身而出,自发地率领民众装沙土袋堵塞决口,使损失降到了最低。河道总督张鹏翮知道此事后向康熙疏荐张伯行,言其“堪理河务”。

一向重视黄河治理、亟需治河人才的康熙谕旨:命张伯行以原衔(内阁中书科中书)赴河工,督修黄河南岸二百余里大堤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水利工程。张伯行上“治河议”十条,系统地提出了对黄河、淮河、运河的治理方案,并亲自督修,“往来督催,无时即安”,奔波了三年时间,圆满地完成了此项任务,因治水成绩卓著授补济宁道。

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上任济宁道时,正值岁荒,他便倾其家资买米、制棉衣赈济灾民。皇上命令各道救济灾民,张伯行奉旨开仓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有余赈济汶上、阳谷等县人民。

山东布政使责其“专擅”,准备上疏弹劾,张伯行说:“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擅自动用;皇上视民如伤,赈济灾民乃是广布皇恩。若官仓有余粟,田野有饥莩,才是本官之罪,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布政使于是停止弹劾之事。

在济宁,张伯行还以治河为己任,他根据自己的实践,参酌古人治水经验,提出治水的原则是:“补偏救弊,相时度势,毋拘成格,毋循覆辙,善为之节宣”,其治河的思想主张及实践都保存在他自编的《居济一得》一书之中。

康熙第五次南巡时,见济宁一段运河河道畅通,特召见张伯行,赞其治河有方而有功,赐予其“布泽安流”匾额。

张伯行兢兢业业,在任上为民做了很多好事,如他任福建巡抚时,上疏请求免去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获准;他看到当时福建地方人多地少,每年的粮食要从他省购买,但前几任官员从不过问此事,致使奸商投机牟取暴利,百姓苦不堪言,当即决定由政府从江西等地买来粮食,再平价卖给百姓,抚民安民;他大力扶持清官廉吏,保举了一批学问醇正、志操洁清的官吏,如陈鹏年、焦映汉、臧大受、李发甲、余正健和陈瑸等人,皆为国家有用之才。

张伯行抑恶扬善,使当地民风淳朴,官清民乐。康熙称赞他说:“汝等皆大臣,当仰体君心,惠爱百姓。如张伯行为巡抚时,凡地方情形,米麦价值,皆不时奏闻,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也。

诸罗县(闽南语:Tsu-lô-Kuān)为台湾清治时期之行政区划。(公有领域)

清白之名闻天下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张伯行任江苏按察使。他秉性耿直,从不巴结上司,有人让他送礼交际,他拒绝说:“我居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不但如此,他在任内兴利除弊,因而得罪了总督和巡抚,常受到他们的排挤。

第二年的正月,康熙南巡到达江苏,对随从的臣子们说:“朕访知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是“江南第一清官”。到了苏州,召见众臣,命督抚们举荐贤能官,督抚们举荐了一些人,却没有张伯行。

康熙对总督、巡抚申斥道:“朕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是个难得的国家栋梁之才,你们却不举荐!”说完又转向张伯行:“朕很了解你,他们不举荐你,朕举荐你。将来你要居官而善,天下会以朕为知人。”当场提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并赐予其“廉惠宣猷”匾额,表彰他是清廉仁惠的榜样。

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奉旨调任江苏巡抚。他一到任,为杜绝送礼者,严禁徇私舞弊之风,便向全省发布一道政令《禁止馈送檄》:“一铢一黍尽属百姓脂膏,亦思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吾心若使爱一文,身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情,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冰檗夙盟,各司道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这则堪称为“金绳铁矩”的檄文,字字句句掷地有声,广大士民交口称赞。

张伯行严格约束全省各地属员,而他自己则率先示范,杜馈送,处处节俭,不纳分毫,他还写了“一字诗”以明其志:“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应耻实伤。傥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他从福建调任江苏巡抚,整个路费仅花一两银子,令人感叹,先派旗牌官至江苏,通令禁止官员科派百姓铺陈衙署,“及入署,四壁萧然,公恬然安之”。张伯行在外做官三十余年,“未尝携家”,每次上任,所带随从人员很少。日用俭朴、费用自理,一切属于私人的花销包括米麦蔬菜、衣服穿戴,甚至是磨面的牛、石碾都是从河南老家运来。

在他离开福建、江苏等任上时,当地的百姓都挥泪相送,感念其政绩,称赞他:任官数年,“止饮吴江一杯水”。

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两江总督噶礼接受贿赂、纵容舞弊,张伯行不畏权贵,上书朝廷将噶礼革职。噶礼惶惶不安,先派人私下找张伯行说和,遭拒;又进行威胁,张伯行道:“圣明在上,我何惧焉!”噶礼于是罗织罪名,上疏诬陷张伯行七宗罪。康熙命二人俱解任,交由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审理。

穆、张二人不想得罪噶礼,对其有意袒护,称张伯行“所奏全虚,应革职”;噶礼“所奏,有实有虚,应留任”。康熙见他们有意掩饰真相,斥责道:“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而噶礼“性喜生事,未闻有清正之名,朕不能信”,他“屡次具参张伯行,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手批不准,此所议是非颠倒,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矢公据实再议”。再议作出了判决,将噶礼革职,张伯行复任。

笃学尚德施教化

张伯行认为圣人之道必可学,一生孜孜求学,躬身倡导。在从政之后,无论在鞍马、舟车之上,无论是在何等困境之中,他都手不释卷,读书研究不分昼夜和寒暑。他认为学圣贤之道,应当把“主敬”放在首位,尝言“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

张伯行指出:做人当立志远大,“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与天地同体,而后不愧于天地;圣贤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与圣贤同心,而后不负乎圣贤。学者立志,可不远且大哉!”他认为人在任何环境中要遵从天理、道义,“人必于道理上见得极真,亦必于贫贱患难上立得脚住,而后于道理上守之愈固”、“圣贤之心如止水,或顺或逆,处以理耳,岂以自外至者为忧乐哉”,他指出学者中有“只求做官,不求做人”的现象,“盖务举业,饰文辞,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为先,以纲常名教为重,以孝悌忠信为实修,以礼仪廉耻为防检,此求做人者也。做人好,做官自好;只求做官,决不能为好官。

他提出:“何以为学?曰致知力行。何以为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处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温厚和平。守此五者,其庶几乎?”张伯行曾被誉为当时“理学名臣之冠”。

张伯行非常重视教化,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大兴文教,讲孔孟之道、圣贤之理、宋明之理学、伦理纲常等。他在家乡设义学,自建了“请见书院”。

后来,他到哪里做官,就在哪里设书院。如在济宁道时,自己出资办了“清源书院”、“夏镇书院”;在福建,设“鳌峰书院”;在江苏,设“紫阳书院”,这些书院的设立,吸引了大江南北的文人士子,也培养了很多青年人才。 

紫阳书院。(Gisling/Wikimedia Commons)

他还拿出自家的藏书,并广招贤士,搜集先贤圣哲的文集,校订刊印,用来教学生。他每在从政之暇亲至书院讲学,与学子们谈论。

张伯行一生著述甚丰,有《正谊堂文集》、《道统录》、《学规类编》、《性理正宗》、《广近思录》等书,并传于世。他还写了很多诗歌给人以启迪、勉励,如他在《云》中写道:“灵山藏云根,郁郁生岩窦。直上九天表,须臾弥宇宙。乘时作霖雨,遂使嘉禾秀。膏泽遍苍生,普世登仁寿。不自居其功,飘然复归岫。”

张伯行操行端正,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浩然正气,其言行体现了我国古代清官的传统美德和优秀思想。康熙对他多次表彰、擢升,赞扬他“居官清正”,“操守清洁,立志不移”。他的心里始终存有古圣贤铁肩担道义的理想和正直品格,鼓舞着后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真理,坚守道德和良知。

张伯行石刻像。(公有领域)

资料来源:
《张清恪公年谱》
《清史稿》
《碑传集》
《康熙朝实录》
《晚晴簃诗汇》
《困学录集粹》
《清耆献类征选编》
《清稗类钞》
《居济一得 》
《道古堂全集》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

——转载自正见网  #

责任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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