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6月04日讯】“异教徒”在火刑柱上燃烧的身体，照亮了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二零一二年以来，数十位藏人男女，点燃他们英俊秀丽的生命，为自由的真理而献祭；那一团团在悲风中狂舞的金色烈焰，照亮了当代东亚大陆中共极权铁幕下的黑暗。
藏人抗争中共暴政，追求自由的当代英雄史诗已历半个世纪。知识份子神圣的天职之一，就是用思想使追求自由的英雄史诗，升华为自由的哲理和政治意志，升华为一个民族的魂魄。《土鼠年和平革命——吐蕃赞普精神文化复兴之道》一书证明，她的创作者承担起了藏民族知识份子的天职。书的作者笔名学懂。
《土鼠年和平革命——吐蕃赞普精神文化复兴之道》的原名曾叫作《开天辟地》。其意在于，二零零八年藏区高山大岭、草原河川之间如火如荼的抗争暴政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思想的大觉醒运动，即精神意义上的“开天辟地”。反抗的藏人不仅展现出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生死热恋，而且把吐蕃复国的意志刻在时代的额头之上。这意味着，从此之后，自由西藏运动不仅以宗教信仰自由为诉求，而且将在更广阔的精神价值领域中，表述藏人对自由的理解。
任何反抗暴政的现实运动，如果不能升华为自由的哲理和政治意志，将很快被历史遗忘。在中共暴政试图用专制铁幕和豪华的谎言埋葬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学懂则承担起为自由西藏运动铸造生命哲理与政治意志，铸造复国之魂的天职。就此而言，学懂堪称当代藏人的智者，也无愧于民族智慧之镜的称谓；《土鼠年和平革命——吐蕃赞普精神文化复兴之道》则是关于藏人自由命运的智者之书。
西藏流亡政府原总理桑东仁波切留下两项消极的政治遗产。这两项政治遗产使死于中共暴政的百万藏人冤魂黯然神伤，欲哭无泪。
首先，桑东仁波切为藏人的反抗运动设立了一个荒谬的限制，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寻求真正自治”。超越半个世纪，数十万藏人翻越云际之上的喜马拉雅，走上流亡之路；百万藏人为反抗暴政的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而作生命的血祭，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宪法为法律之王的中共专制恶法之内，只有奴役，没有自由。桑东仁波切却要在极权专制的法律铁牢中，寻求以自治的方式获得自由，岂非与虎谋皮，水中捞月。
中共暴政把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对境内藏人的反抗实施残酷镇压。桑东仁波切却把同中共暴政的谈判视为最重要的政治活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对境内藏人反抗暴政运动的支持和援助。桑东仁波切显然不懂一个常识：没有人民对暴政的抗争，就没有自由；自由从来不会来自于暴政的恩赐。
桑东仁波切的第二项消极政治遗产表现为，在他离职前的安排下，西藏流亡政府改称“藏人行政中央”。称谓的改变意味着重大的政治退化——西藏流亡政府由此从领导全体藏人追求民族自由的政治组织，退化为只管理流亡藏人行政事务的机构，最多只能算一个人权团体。
在追求自由的藏人心目中，无论他们死于刑场上，还是凋残于铁牢布满血锈的阴影下，或者消失于苦役犯的命运之路上，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都是他们心中希望的圣火。然而，桑东仁波切不顾普遍的反对，在西藏自由命运艰难时刻，亲手熄灭了希望的圣火。他为什么这样冷酷？
然而，天祐藏人。就在桑东仁波切的消极的政治遗产，使“自由西藏”运动走入困境的时刻，学懂的著作《土鼠年和平革命——吐蕃赞普精神文化复兴之道》，却开启了通向另一片广阔天地的思想之门。这个事实也表明，无论桑东仁波切这些远离西藏的人如何思想和行为——我在这里所说的“远离”是思想和心灵意义上的，而不是指肉体；只要魂系西藏高原上为自由而献祭的红血与白骨，而不是醉心于同中共暴政谈判，即使肉体远离故国万里，思想也可以同故国同呼吸共命运——雪域高原上反抗暴政的运动，都将同自由的风一起，日夜浩荡，直至西藏自由理想的实现。因为，西藏境内的藏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智者和智者之书。
半个世纪前，达赖喇嘛尊者引领藏人走上流亡之路，开创了自由西藏运动。这条艰难困苦而又勇敢高贵的命运之路，既是走出中共暴政的政治法律铁牢的自由之路，也是回归心灵的神圣之路。达赖喇嘛尊者可称为当代的摩西，无论对于藏人、汉人，或者全人类，都是如此。因为，中共暴政不仅奴役藏人，而且奴役中国人，同时，也正以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威胁人类的自由命运——中共暴政是当代世界的万恶之源。
二零一一年，达赖喇嘛尊者宣布放弃政治权力，从而走下权力之巅。千古之时，佛走下王座，赢得了真理，成为圣者。当代，中共千万贪官污吏都在为获得和保住权力而日夜焦虑，并生活在血腥阴谋中，达赖喇嘛尊者却离开了权力。尊者走出权力殿堂的脚步，同释迦牟尼走下王座的脚步一样，都通向不朽的宇宙精神。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圣者，而藏传佛教又是藏人心灵的归依；达赖喇嘛尊者将守护藏人圣洁而高贵的心灵，他是藏人的民族之魂。以学懂为象征的当代西藏智者——我愿把他们视为一个群体——正在超越宗教的视野，创造属于藏人的现代精神价值；他们将成为藏人自由意志和政治战略的表述者，藏人反抗暴政的史诗因此会在充满智慧的自由意志和政治战略引导下，赢得未来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