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7月28日讯】《真实的江泽民》第六章 以恶治国
第五节 极端的维稳
《明镜月刊》对中共“维稳”的定义是，“中国式维稳，克格勃加黑社会”。【16】
国内维稳经费连年超军费
中共维稳的概念提出于1991年4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将各地党委主管政法的部门统一为政法委。90年代的维稳主要体现在前两次的严打。一般认为被官方正式宣布的严打有四次，分别发生在1983～1986年，1996～1997年，2001～2002年和2010年，没有例外的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主持的。其中后两次因为和迫害法轮功有关而有了特殊的含义。
1999年“6.10办公室”成立以后，纳入以政法委为中心的维稳机制，一方面迫害法轮功成了维稳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在迫害法轮功中建立起的手段、方法和机制使维稳变成了控制全社会的庞大的产业和利益集团。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执行人罗干同时兼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各级“6.10办公室”就设在“政法委”内。在迫害法轮功时经常引用的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简称“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权制和领导责任查究制，就是把各地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和主要领导官员的政绩升迁利益捆绑起来，或者说迫使主要官员每个人手上都沾血。
这几年中共在“维稳”上的投入有了大量的增加。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公布的数据表明，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据《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中共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已高达6,244亿元。“中国今年维稳费用继续超过军费”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内容。路透社2012年4月30日报导，中共为了巩固权力而拨出大笔维稳经费，2012年比前年增加了11.5%，达到了7千亿元。而2012年的国防经费才6千3百亿。【17】虽然因为中共的军费开支不透明，很难准确地把军费拿来与维稳费用作比较，但是维稳费用的增加之巨，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财经》杂志于2011年5月9日曾发表长篇报导，谈中国维稳经济题目是《公共安全账单》。该报导援引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孙立平的文章，《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说，近年来，“各地维稳投入急剧上升，维稳成本相当高昂，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到了不计代价的程度。”【18】中国学者蔡慎坤发表文章“中国特色维稳付出了多大代价？”他指出：“一些地方的维稳经费已经出现紧张局面，以往维稳机构很大方地解决上访人员吃住交通旅行费用，如今开始倒过来向上索取维稳费用。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对现有的而且仍在不断增长的维稳经费无力承受，而老百姓对所有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的维稳方式忍耐到了极限！”。[10]这说明维稳已经是中共维持统治的最重要的机制。维稳却是由中共制造了迫害和动乱，再用国家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继续强迫镇压被迫害人们的恶性循环运作。
中国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由于受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经历了不同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称“群众闹事”、“聚众闹事”；80年代初～80年代中后期称“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称“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90年代中期～90年代末期称“紧急治安事件”；90年代末～21世纪初期称“群体性治安事件”。2005年7月7日，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他纠正了国外记者用的“骚乱”这一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显然，“骚乱”这个词有损中共的“和谐社会”的面子形象，如同把“失业”称为“下岗”一样，“群体性事件”是中共用来掩人耳目的一个中国特色的词汇。
近年来，农民失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工人维权，贫富不均，官民对立等等都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抗暴潮。中共的应对措施就是进一步的暴力镇压，如此恶性循环。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0.87万起，1994年约1万起，2003年则达到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估计，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由于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得很多群体事件在政府封杀之前就在国内外被广泛传播和关注。比如，重庆万州事件，贵州瓮安骚乱，湖南吉首示威，湖北邓玉娇刺官案，湖北石首事件，浙江钱云会事件，广东乌坎事件，广东增城市新塘事件，重庆万盛区聚集事件等等。
中共是造成动乱的原因
瓮安骚乱是2008年6月28日下午发生在中国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的群体性事件。聚集的民众达到约2万人，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受到当地群众冲击，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被点火焚烧。事发缘由是一名中学女生非正常死亡，学生抗议讨公道时遭到当地警方粗暴对待，引起当地群众强烈不满，造成官民对立的大骚乱。据官方解释，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在开矿、拆迁安置的时候，民众的利益受侵犯，而一些官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法粗暴，并肆意动用警力加上地方黑恶势力坐大，产生民怨。
邓玉娇刺官案是2009年5月10日晚发生于中国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的一起宾馆女服务员出于正当防卫目的意外刺死、刺伤镇人民政府人员的刑事案件。三位官员要求服务员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但遭邓玉娇拒绝，三位官员恼羞成怒之下便试图强奸邓；邓玉娇在与几人冲突中，出于正当防卫目的慌乱场地抓起水果刀，刺伤邓贵大和黄德智。邓贵大则抢救无效死亡。此案发生后迅速名震全国，邓玉娇也被许多民众称赞为“当代烈女”。
钱云会事件起因于中国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的一位村民2010年12月25日上午9点多，在虹南公路寨桥村路段，被一辆解放牌重型自卸货车辗死的事件，以及之后几天发生的官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引发国内外多方的媒体报导和多方调查的事件总称。
乌坎事件是2011年发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所属陆丰市的一宗群众运动。由于土地被村委会成员私下变卖，村民代表两年十数次之上访仍丝毫不得解决，村民与汕尾市与其下之陆丰市政府发生矛盾。2011年9月21日东海街道乌坎村有三、四千人聚集在陆丰市政府大楼与派出所，不久获政府答复，可问题没有实质解决。乌坎村之后再爆发多次示威，警民发生激烈打斗，之后村民自发组织“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在12月9日起村民每天在村内村委会附近的仙翁戏台前集会示威，并在游行通往陆丰市政府大楼前与警方爆发冲突，此后开始警民对峙局面。
虽然中共数十年一直高喊“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中共的胡作非为却使社会越来越不稳定。近几年大陆社会矛盾，包括群体抗暴事件，越来越突出，于是为了维护高压统治，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甚至基层的乡镇街道，都出现了“综治办”、“维稳办”等机构，常常又和“6.10办”、“防范办”在一起办公，比如在一些基层文件中会看到“维稳办（防范办）”、“维稳办（6.10办）”的说法，所以有人猜测是不是“6.10办”改名叫“维稳办”了。
中共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简称“中央综治委”）成立于1991年，是中共中央的“直属工作部门”，下设“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央综治办”），它是“中央综治委”的办事机构，与“中央政法委”机关合署办公。“中央综治委”的主任一般都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的“议事协调机构”，正式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其下设的办公室“维稳办”在各地的建立是近几年的事情。“维稳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其常设办事机构是“中央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维稳办”）。同“中央综治办”一样，“中央维稳办”也是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一般也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通常由政法委副书记兼任。“维稳办”涉及到社会多个方面，并不仅限于政法方面。因此，其成员单位比中央政法委广泛，除公、检、法系统及国安部门外，还纳入宣传部门。中共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一级、乃至重要事业、企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
“维稳办”虽然成立已久，但首度引起外界关注，却源于2008年的沃尔玛“工会门”事件。2009年，大陆媒体《南风窗》杂志连续发表文章：“09年维稳新思维”【19】，“‘维稳办’走上前台”【20】，反映了中共数十年的“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统治模式，是造成社会矛盾日益频发和冲突日益加剧的罪魁祸首。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六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责任编辑：肖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