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7月05日讯】7月3日，党媒新华网突然刊登了题为《地主周扒皮原型揭秘：生活简朴对伙计不苛刻》的文章，并很快被多家网站转载。文章通过引用当年亲历者的所见所闻，证明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恶霸地主周扒皮”不过是高玉宝配合当时的形势所进行的杜撰，其原型周春富是一个生活简朴、对家人苛刻但对伙计宽厚的富裕地主，而就是这样一个靠勤劳致富的农民，却在土改时被活活打死。
根据文章的描述，周春富有8个孩子，五男三女，大约20口人生活在一起，有耕地一百多亩（有说二三百亩），仅是复县最大地主陈维礼的一个零头（陈有土地7,200亩）。除了土地，他还有染坊、油坊和小卖店。显然，日子过的还是很不错的。曾在周家做过短工的闫振明说，周春富平日生活简朴，最看重土地，一有钱就买地，而自己住的房子很差，还不如闫家的气派。另一个农民孔显德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自己家开油坊，有豆油，但不舍得多用，过年节时油都放的少”，“他对儿子、媳妇比较苛刻，对伙计不苛刻”。
据称，周春富是在日本占领东北时完成土地原始积累的。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中共在苏联的扶持下进入东北，他的好运终止了。中共开始斗地主，并把土地、房产和浮财进行分割。周春富也在此时受到冲击，不仅被分了土地和财产，还受到批斗，而批斗他的积极分子中的黄永祥和他有私怨。后来，国民党攻入了东北，周春富开始向那些贫农索要财产，这被认为是“反攻倒算”，而这成为其不久后被批判的一大主要罪证。
国民党控制周春富所在的辽宁复县闫店乡的时间并不长，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6月初。其后，中共再度控制了该地区，周春富又一次被批斗。村民们目前能回忆起来的周春富仅有的具体“罪恶”只有两个，一是黄永祥指控他偷过自家的葫芦，二是一个女人指控他偷自己头上戴的簪子。因为这样未加证实的“罪恶”，他被关进了村里的“监狱”，惨遭毒打，并在1947年12月底被打死。
据当年正读小学三年级的刘永会回忆，被乱棒打的血肉模糊的周春富并没有立即死亡，还曾回到“监狱”里坐着喝凉水，“喝完水后就不行了，被扔到附近学校旁边的沟里。人还没断气，有两只狗就去撕咬他，身上都是血，活活咬死了。”
而当年批斗大会中有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个子矮小的文盲民兵高玉宝，却在4年后，结合席卷全国的“诉苦”运动主题，写了一本畅销一时的《高玉宝》，成功地将一个乡间富裕农民周春富塑造成了恶贯满盈的“周扒皮”。这个“周扒皮”，以阴险狡诈、长于剥削著称，最经典的表现是半夜跑到鸡圈学鸡叫，然后以天亮为名让佣工早起干活。这个“半夜鸡叫”的故事，从此入选中共的语文教科书，不仅在几代中国人的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加深了人们对地主的仇恨，而且迄今还有人一说到自己刻薄的老板，就马上拿“周扒皮”做比。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高玉宝描写的周扒皮打开鸡笼并划火柴去照，肯定会惊动鸡，公鸡如何会开口打鸣呢？而且，天还黑着，工人们如何看的清地里的庄稼？可是，在中共一言堂的灌输下，很多人都信以为真，而高玉宝则因为这本杜撰之书成为了作家，并从一名普通战士提升为了团职干部。
笔者此前曾看过另外一篇报导。文革后期，曾有记者当面问了高玉宝三个问题：一是书中写的周扒皮是否确有其人?二是如果真有其人，周扒皮是否真的那么坏？三是为什么作者在写了《高玉宝》之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再没有任何作品问世。对此，高玉宝的回答是：《高玉宝》是小说，小说是允许虚构的。周扒皮是按照他家乡的一个地主来刻画的，但很多事是加工的。至于哪些是虚构的，他没有指出。不过，高玉宝还是很坦白地承认，小说是集体创作的结果，他“要非常感谢作家荒草同志”。
其实，只要看看历史书，问问年纪大的老人，就知道绝大多数地主对雇工并不苛刻，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地主对于维护农村传统的秩序和道德水准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番新华网突然给“周扒皮”正名，无疑揭开了毛时代黑暗历史的一角，让那些太子党中的挺薄派及毛左支持者自然不爽，甚至难堪。蹊跷的是，新华网很快删除了这篇文章，笔者推测，此举与此前的被删文章类似，还是与中共高层角力有关。
自挺薄派及毛左支持者此前重新活跃，以及江系刘云山推出反宪政文章，曲解习近平的“宪政梦”并出台“五不搞”、“七不讲”、“九号文件”与“高校通知”后，习近平的声望急剧下跌，习遂在不久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公开了高层矛盾，并对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敲打。习除了加紧逼迫江系周永康、刘云山等人及其马仔外，对毛左也要彰显自己的态度，或许此番给背负了几十年恶名的地主正名就是小小的举措之一。而文章很快被删除，则很可能是刘云山所为，目的还是不能让民众知晓真相，进而威胁中共。只是真相能永远被删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