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7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马有志旧金山湾区密比瑞市报导）在七七事变、纪念抗战76周年之际，7月6日下午，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主持下的“重写抗战史”座谈会上，六位抗战史实教授、学者阮大仁、肖如平、赖小刚、郭岱君、周珞、以及吴景平就“抗战史”的几个重大研究项目举行演讲。有多位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学者、教授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郭岱君说，“重写抗战史”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旨在利用新公开出来的“蒋介石日记”、中国国民党档案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中国近代领导人档案，能够还原历史；同时，还要兼顾和周延各方的立场和想法。
她表示，“重写抗战史”计划有几个任务，一是要说以前没说过的，二是说清以前说不清、众说纷纭的，三是说出以前不能说的。
郭岱君说，现在，世界上有好几部抗战史，有黄埔、国民党、中共、日本、英国、美国等；但是，这些抗战史都有站在自己立场上讲述历史的问题。“重写抗战史”有一个在美国能够让各国学者参与、客观重写历史的有利条件。计划年底出第一本书，一共将出版3、4本书，需3、4年才能完成。
阮大仁：守住四川 奠定抗战基础
首先发言的是旧金山的独立学者阮大仁。他认为民国政府的抗战战略是成功的，基本上把骄傲的日本兵牵着鼻子走。阮大仁在谈“潼关与石门：战时四川的防卫”的议题时，谈到了民国政府早在1936年10月的洛阳会议上制定了抗战三大战略原则，既实施持久战、改变日军从北向南的进军路线、避免与日军在平原作战。抗战胜利靠的就是这些原则的实现，国民政府成功地在四川建立了抗战根据地，迫使日军在山区作战，最终拖到了抗战胜利。
阮大仁谈到，蒋介石派出最得力的嫡系将领胡宗南守陕西潼关、陈诚守鄂西三峡和石门、杜聿明守云南，守住了通往四川的唯一的三条通道。抗战之中，这些守将一直没有让日本人踏足四川一步，从而“奠定我国长期抗战获胜基础”。
阮大仁说，这些将领的稳守，堪称是中华这条大船中的压仓重物，保证大船在大风浪中平稳不翻，功不可没。
肖如平：“以战求和”的策略
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肖如平，在题为“从一二八到八一三，此中有深意”的发言中，谈到了蒋介石“以战求和”的策略，及抗战初期“不抵抗”政策的苦衷。
肖如平表示，抗战中上海有两次大战，一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当时国民政府思想上没有战争准备，战必败；军事上也不能两面作战，不可能同时对付日本和瑞金的中共；三是经济上国库空虚。这些就是抗战初期“不抵抗”政策的原因。
他表示，所以，等到5年后的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国民政府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抗战条件：一是国家统一、军力提高、税改成功；二是提前做了精心的军事战略准备和战术工事。这场战役是主动出击，从战争层面上，取得了战略的成功。
赖小刚：苏联“双重外交”政策的祸害
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助教授赖小刚，在题为“纵横捭阖，诡秘莫测：战时中苏关系”的发言中，讲述了苏联“双重外交（Double Game）”的阴谋：一方面与中国中央政府外交，另一方面通过其代理人中共领导各地方实力派（包括国民党）来直接插手中国内务。苏联的目地是为了保护沙俄时代的既得利益，包括中东铁路路权；其结果主导了国共合作和分裂、东北易帜、西安事变、新疆、内蒙等诸多问题的发展，甚至诱发日本对中国东北利益的担心。
赖小刚谈到了国民政府“联共政策”属于无奈。后来同意内蒙古的独立，也是在苏联几乎已经占领新疆时，提出以新疆和东北换内蒙古，加上苏联对内蒙已经几十年的实际军事占领、国民政府被迫急需与苏联签约等情况下所为。
赖小刚提出，蒋介石认为他真正了解斯大林，称他为“知己”，就是知道斯大林虎视内蒙和中国的野心。
赖小刚表示，国民政府被迫“联共抗日政策”的后果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但是导致了国民政府的倾覆。用阮大仁的话就是，“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周珞：汪精卫被诱骗走上不归
独立历史学者周珞与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的演讲，“汪精卫及汪精卫政权”，试图开始重新认识汪精卫。周珞在演讲中谈到汪精卫的悲情英雄色彩，他与蒋介石的不同在于，汪过分地相信日本人，对于抗战也抱悲观态度。
周珞表示，汪精卫是被日本一步步诱骗走上不归路的，和谈是国民政府开始的，一开始和谈的条件是保留中国主权和日军两年内撤军，但后来全都变了。用淘希圣的话讲，“我吃了，发现不对，立刻吐掉了；但是汪先生吃了，发现是毒药，还是吞下去了。”
周珞表示，汪精卫的伪军，只打共产党，不打国军。当时的国军的空军，只要跳伞，一定主动去找伪军，马上就会被解救出来。
郭岱君表示，汪精卫问题的研究，资料不多，对于他是不是卖国等议题，“重写抗战史”团队还在研究、未下定论，现在还是以讨论会的形式进行。
吴景平：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是奇迹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在题目为“牵一发动全局，战时财政问题”的演讲中，讲述了抗战财政问题的艰难。他认为，抗战中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是一个“奇迹”。
吴景平表示，首先，中日两国国力悬殊，国民政府当时实际控制的7省在开战后半年就全部沦陷，政府还迁都重庆。战时，通商口岸被日本控制，经济发达地区被日本占领，战火破坏生产力，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相当严峻。
他说，但是，奇迹产生了。国民政府没有破产、银行体系反而加强、金融市场可以掌控、工业体系正常维持、农产品征收逐年增长、交通和邮政也正常运作。在战时75％的政府支出都无法产生经济回报的情况下，这些是非常不容易的。
吴景平把这些“奇迹”，归功于国民政府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外，还提到了美国、苏联、英国的外援，及国民们整体对于抗战的付出承受、和牺牲奉献。
（责任编辑：任一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