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健检工作坊”的第三天下午，台上正在报告的是“梦想DNA—华语演唱会走向世界之路”的工作团队。
工作坊老师之一、来自大陆的导演应亮说，他对五月天了解有限，但是他要先感谢五月天最近表达支持香港学民思潮的“反洗脑国民教育的运动”。最近有三个香港学民思潮的高中生在宣读了“绝食宣言”后，展开三天的绝食活动。
我接在应亮导演后面，继续从香港这个“社会运动”角度，说出我对这部拍摄演唱会的纪录片的意见。我从绝食宣言中所引用诗人北岛的诗说起。北岛的诗是这样写的：“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梦想DNA”纪录片中有一段引起了我的兴趣。在五月天的演唱会开始前，演唱会的制作人不断问着阿信一句话：“什么时候可以放‘人’进来？”我们看到，当“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进演唱会场时，被加快速度播放的人们，看起来如蚂蚁般的渺小、脆弱。因此我建议导演不妨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只想做个人是什么意思？人应该有的条件又是什么？演唱会又能给人带来什么鼓舞和抚慰？五月天的自觉和社会关怀，为何不同于其他的艺人和歌手？是一种自我觉醒，或是其他理由？”
我说得有点激动，因为在台北即将有一场由学生们和社运团体发起的大游行，这几年这样的游行已经很少了，最近朋友们谈的，几乎都是同时发生在香港和台湾的这两个由年轻人发动的社会运动。于是，我想起二十六年前的一件往事⋯⋯
那一年冬天，我和几个电影工作者飞到韩国三十八度线以北的雪岳山，去寻找有雪景的地方作为下一部电影的拍摄场景。回程时，在首尔碰上了韩国大学生非常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韩国警察刑求一名大学生朴钟哲致死。那是一九八七年，军事强人全斗焕独裁统治着韩国的最后一年。
那个时代，剽悍的韩国大学生总是站在对抗极权统治的第一线，手段相当激烈，终于导致这样的悲剧。元月七日近中午时分，我们行经南大门，韩国大学生们身上戴着孝，遇到经过的路人便发着印有朴钟哲遗像的传单，全副武装的韩国镇暴警察毫不留情用催泪瓦斯对付游行队伍，连路过的行人也四处躲藏。下午两点正，经过示威游行现场的车子一起发出喇叭声表示声援学生，我们也被催泪瓦斯喷得蹲在地上想吐，然后也跟着高声呐喊，像是从台湾赶来参加示威游行一样。
回到旅馆打开电视机，想看看韩国的媒体如何报导这件事情。有一名外国记者访问一名韩国公务员，问他为什么愿意为独裁政权服务，公务员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他说，他不是为独裁政权服务，他是为韩国的未来努力工作。他说，只要大家都肯努力工作，让韩国成为一个更进步更现代化的国家，独裁者自然无法立足于这样的国家，他们迟早会被人民唾弃。
那一年七月，台湾政府也宣布了解除戒严令，台湾社会比韩国更早跨入民主自由的政治，二十六年过去了，韩国果然急起直追，在许多领域大步超前了台湾。我总会想到二十六年前，亲眼目睹在催泪瓦斯下继续勇敢挺进的韩国大学生们，还有韩国公务员那一席动人的谈话，这真是一种意志的考验，也是一种志气的展现。
“纪录片健检工作坊”的第四天下午。正在报告的是“25公尺的泳气”，三个还在大学读书的女学生看来有点紧张，她们想知道要如何诱导那些小学生说出更多精彩的内容。另一个老师是来自立陶宛的年轻制片人妲内，她建议说：“想要‘得’的唯一好方法，就是要能先‘给’。”并举了一个法国导演拍摄关于小孩子纪录片的例子，她说导演要先花很多时间陪孩子们去看电影、去玩耍，彼此混得很熟，取得信任了，才逐步进行拍摄。
在台北的大游行已经开始了，朋友用简讯回报说，人数比预期的多了好几倍，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大学生和年轻人！“年轻人不是好欺负的！”朋友这样写着。
韩国社会能有今天的进步，因为大学生总是扮演改革的先锋；香港社会这次能逼迫原本态度强硬的政府，在国民教育教材上做出重大让步，学民思潮的青少年们功不可没。年轻人，当现实社会中大魔头的脚已经踩在你的脸上时，别以为那是在玩线上游戏，你要大声地喊：“痛！”不然大魔头会用脚踩扁你的脸！@
摘自 《世界虽然残酷，我们还是……》 圆神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