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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江泽民》(71)

江泽民长江源头风水宝地题字立碑 数年变荒漠

中共在1949年后近三十年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意识形态上的破产,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并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邓小平就曾在1980年对美籍华人朱传矩先生说“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大纪元合成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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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8月10日讯】《真实的江泽民》第七章 江泽民的GDP

第三节 环境污染

长江源头有座碑,上面是江泽民在2000年的题字。立碑时;那里还是水草丰满,是块风水宝地。可是数年之后,这座碑的周围就没有了水,也没有了草,而是变了一片荒漠。这就是江泽民题字带来的厄运,也是中共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的恶果。

“财大才能气粗”的理论依据

江泽民“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会挨打”【2】的指导思想,是中共不惜代价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江说:“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在这一理论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GDP的增长忙碌不止。要想有GDP,就得有产业、有公司;公司就得“做大、做强”;公司就得不停地透支消耗原材料和能源进行生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在2011年7月9日举行的全国农村能源工作会议上说,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已经占世界总量的20%,但是GDP不足世界的10%;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但人均GDP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0%;中国的GDP总量和日本大体相当,但能源消费总量是日本的4.7倍;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但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37%。这表明中国的生产模式是一种能源和材料高投入、高消耗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会带来一个副作用:环境污染。

而当生产和环境发生冲突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选择是轻而易举的:企业优先。因为企业的生产会为本地的GDP做贡献,而环境保护只是使百姓住得舒服点。不少地方政府甚至把“廉价排污产品”(降低环保标准)和“廉价劳动力”作为宝贵的招商引资的“优势”来大加利用。绿色和平组织2008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78.6%的在华跨国公司在环保措施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在国外实行零排放,而在中国却成为污染大户。【3】

各级政府各行其是

从中国环境污染的实例中人们不难看出各级政府政策的作用。

河北邯郸的孟仵村是一个典型中国北方的村庄。村民们洗完衣服挂到屋外去晾之后,但附近邯郸钢铁厂排放的黑色烟尘时常使他们不得不回到屋里将衣服再洗一遍。此污染的罪魁祸首是邯钢的一座笨重的、排烟量巨大的炼铁高炉。这高炉以前曾屹立在与邯郸相距半个地球之遥的德国多特蒙德,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集团旗下的钢厂里。那里的居民也曾深受其害:每个星期天男士们穿着白衬衫去教堂做礼拜,回家后发现白衬衫往往都已经变成了灰衬衫。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大批二手炼铁炼钢设备从发达国家卖到了中国。这座高炉也是如此。它被一块块拆卸后,从德国的老工业中心用轮船运到河北省——中国的“鲁尔谷”,又一块块组装起来。依仗这些现成的二手设备,中国钢铁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在环境保护上,德国人换来了蓝天白云,中国人开始为之遭受痛苦。【4】

2005年,为提高企业效率,减少能耗,中央政府出炉了一项政策:提高电价,从而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并迫使那些效率最低的企业无法生存。当政令到达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青铜峡市时,市府官员们便立即开始行动:只不过他们设计了颇具创造性的机制来回避中央的要求。当地最大的青铜峡铝业集团是一个年耗电量占该地区工业用电20%,产值达该地区10%的企业。市政府害怕提高电价影响青铜峡铝业集团盈利,由此给地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就和地方电力公司共同安排了为这个高耗能用电大户提供直购电,不受提价影响。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5】

中国古老的鱼米之乡之一太湖遭受了工业污染的蹂躏。由于该地区日益兴旺的化工业,湖边上百家化工厂排放的污染使一种有毒蓝藻(通常也称为绿藻)在湖里腐烂,使太湖整个湖体成为萤光绿色。湖水散发的恶臭让人们在湖边三里之外就感到难以呼吸。太湖变成了“绿湖”,以打鱼为生的渔民无法打鱼,湖边至少两百万居民不得不停止使用作为主要水源的太湖水。被全国人大命名为“环保卫士”的吴立红是一位民间自发的环保卫士,他曾为太湖的环境污染多方奔走。但他的行为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背道而驰。2011年5月,太湖蓝藻危机爆发之前,他被家乡周铁镇的政府逮捕。八月中旬,当恶臭仍旧在太湖弥漫时,他被以勒索罪起诉,被当地法庭宣判有期徒刑三年。【6】

青海省玛多县是黄河源头第一县,这里曾经有过世界上最好的草地,草地面积曾占全县面积的64.7%。当时养一头羊只需要5亩草地。如今退化的草地占总面积的63.7%。就是说所有草地几乎全部成了退化草地和沙化地。退化草地的质量是1000亩草地养一头羊。造成草地退化的原因是采金、挖中药材等。当然也包括汉人的定居、草场承包政策。过去,少数民族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暖来寒去,有利于草地生态环境的生息保护。但是汉人习惯定居,认为游牧不利于管理,政府硬把所谓土地承包的成功经营强加给当地居民,迫使他们定居放牧,在一定的草地面积上达到牧业生产量的最大化。最终结果是草地退化,沙漠化面积扩大,定居的居民再次被强迫搬迁。中共从国民党手中抢过政权初期,青海省的沙化土地面积仅7,995万亩,现在沙化面积2.5亿亩,而且沙化面积扩大速度持续不减。【7】

非人的生存环境

据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和报导,中国环境已遭受了巨大污染。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江河湖泊普遍遭受污染,全国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90%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对118个大中城市的地下水调查显示,有115个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大多数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几千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三分之二的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达不到中国自己的标准,而且中国五亿多城市人口中仅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呼吸到安全的空气(按欧盟安全标准)。

据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的一个新闻报导: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因水和空气的污染每年有七十五万中国人早逝。【8】比如,由于污染,在山西省临汾市,新生儿中带有出生缺陷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三十倍。

与环境污染相比,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失衡的影响更为深远。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

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速度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治理的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在90年代初期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了150万平方千米一年,每年流失量达50亿吨以上,相当于全国的耕地上刮去1厘米厚的土层,其中流失氮、磷、钾肥料元素的量相当于4000万吨的化肥,等于全国化肥施用量。【9】2006年底,全国受水土流失的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7%。水土流失涉及全国近1000个县。每年被输入黄河的泥沙量达16亿吨,居世界河流之冠。从桃花峪到入海口的768千米下游河道,每年大约淤积4亿吨泥沙,河床逐年升高。黄河下游形成著名的“地上悬河”,河床滩面高出背河地面一般3至5米,在河南封丘县的曹岗,竟高出10米。【10】

据统计,中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中国西北、华北、东北、等北方城市几乎全都缺水,年缺水量约60亿立方米,北京市人均用水量虽然只相当于一些发达国家首都的1/3;北方和西北农村有5000多万人和3000多万头牲畜得不到饮水保障。淡水资源不足已成为影响中国许多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种灾难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同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据估计,由研究对人生病请假以及看病治疗的损失量化后发现,光大气污染在2005年给中国经济就带来了1,120亿美元的损失,比1975年的220亿美元大幅上升。据估计,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

污染流向世界

中国的污染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的燃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汉城和东京作为酸雨降落。中国人随手丢到河里的便当盒,保丽龙盒(泡沫塑料盒)等大量的垃圾,随着河、海漂流到台湾、日本、韩国。因为沙漠化而每年骚扰北京的沙尘暴也开始“走向世界”,越过海洋袭卷日本、韩国、台湾。沙尘暴不只是“黄砂”,其成分包含了有毒的工业农业废弃物的尘埃,是“黄毒”。韩国甚至有学校因此而停课。而据《地球物理研究学报》报导,甚至连洛杉矶的很多微粒污染都源自中国。

中共特色的治理

中国各级官员对于环境破坏的解决方法也往往颇具“中共特色”。云南富民县兴建新的县委办公大楼后,当地林业局怕被指没尽责保护环境,在大楼对面的一座光秃秃的荒山上,喷绿色漆油搞“绿化”,将整个山头染成翠绿。

为解决中国北方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中共决定花620亿美元进行南水北调来解决问题。该工程计划通过东线、中线、西线三条调水线,将30亿吨水通过混凝土制的水渠,从水资源丰富的长江流域一直送到中国北方诸省。东线工程由于地势南低北高还需抽水以达到“低水高送”。目前,东线和中线工程已经在建设之中;而西线工程,出于对环境因素的考虑,成为这个工程中备受争议的部分,眼下仍停留在设计阶段。在“人定胜天”的狂妄思想指导下,中共擅长的就是用超大规模的人工活动来“改造自然”。备受争议且问题重重的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明例,但中共对“改天换地”违背自然的做法从来不反思,不改正。

胡锦涛也曾尝试过改变这种经济增长高于一切的政治氛围。他于2007年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在单纯考核GDP成绩的基础上,加入了环保因素,亦即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但是,按照绿色GDP算出的结果让人震惊: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长被污染造成的破坏中和以后几乎降至零。结果中央对该标准不得不马上叫停。

事实上,与“血汗工厂”一样,环境污染是“中国奇迹”背后的一大“奇妙”支柱。为证实其执政的合法性,中共片面的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为此将付出几代(甚至更多代)人的环境代价。这就是真实的中共,为其私利而不惜牺牲十几亿人民的福祉。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七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责任编辑:肖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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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0 10:4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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