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书说：“不知命者如聋聩”。耳不别五声之和曰聋，生而聋曰聩；亦指愚昧无知的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知道命的人就如一个愚昧无知的人。孔子也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就曾记载一个知命、卜筮的人，叫司马季主。在汉文帝时，有两位朝廷重臣，宋忠和贾谊，出朝乘车前往市集，他们认为古代的圣人，如不在朝廷之上，就必定在卜者或医师之中，于是来到了司马季主的馆中。
他们见到司马季主闲坐馆中，三、四个弟子陪侍着他，正在谈论天地的规律，日月的运行，阴阳吉凶的根源。讲了数千言，无不顺理成章。宋忠、贾谊十分惊异而有所领悟。于是他们整理冠带，端正衣襟，恭敬地坐着，说：“我看先生的容貌，听先生的言辞，晚辈私下观看当今世上，还未曾见到过先生这样的人。现在，您为什么地位如此低微，为什么职业如此污浊呢？”
司马季主捧腹大笑说：“看两位士大夫好像是有道德学问的人，现在为什么会说出这种浅薄的话？为什么措辞这样粗野呢！你们所认为的贤者是什么样的人？所认为的高尚的人是谁？现在凭什么将长者视为卑下污浊的人呢？”
两位大夫说：“高官厚禄，是世人所认为的高尚的、贤能的人占据的。如今先生所处的不是那种地位，所以说是低微的。卜筮者，所言不真实，所行不灵验，所取不恰当，所以说是污浊的，是世俗所鄙视的。世人都说：‘卜者多故作庄严地用夸大之辞来迎合人们的心意，虚假抬高人们的禄命来取悦人心，编造灾祸来使人悲伤，假借鬼神来骗人钱财，贪求酬谢来利于自身。’这都是我们认为可耻的行径，所以说是低微污浊的。”
于是，司马季主对他们谈了“贤与不贤”的评论，听得宋忠和贾谊精神恍惚而若有所失，茫然失色，神情惆怅，闭口不能说话。于是提衣起身，向司马季主拜揖了两次辞别。懒洋洋地走着，出门后仅能自己爬上车去，趴在车前横栏上低着头，始终不能舒气。
过了很久，宋忠出使匈奴，没有到达那里就返回了，因而被判了罪行。贾谊做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不慎坠马而死，贾谊引咎绝食，痛苦悔恨而死。这都是追求荣华富贵而断绝性命的事啊！
这种“知命”的观念，灌输在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中，亦是维系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石之一。然而，在中国大陆近代六十多年来，却完全被反转过来：被认为是要铲除的东西，是聋馈的东西。尤其在我们当年所接受的教育当中，认“知命者是聋馈”，是封建迷信，愚昧、落后、无知的人。
从我们上小学读书识字开始，在所有的书本上都看不到有关天命、命运、卜筮、风水、命相、神鬼世界、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等讯息，有时报纸，杂志上偶尔涉及到此类讯息，也是被当作迷信、唯心主义、槽粕的东西来批判的。
记得我11岁买第一本书时，是读小学四年级，当时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半夜鸡叫〉，是高王宝一书中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地主老财“周扒皮”，他为了剥削长工，半夜学鸡叫，不让长工们睡觉，将他们赶到地头干活。小长工高玉宝机智设计，让长工们痛打“周扒皮”。
老师说高玉宝一书现在书店有得卖，于是我便节省了一星期的早餐钱，才能买来这本为青少年洗脑，灌输对所谓地主阶级仇恨的书。这种从小就被培养的所谓阶级斗争观念，陪伴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说是要“仇恨入心要发芽”，我们都成了喝狼奶长大的人。
那时唯一能看到的小说，都是描写那个党如何在对日战争中，对国民党斗争中的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例如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过什么〈烈火金钢〉，〈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等等。直到多年后来到海外，才发现所了解的史实，和在大陆时所学、所听、所读、所看的完全不同。
例如高玉宝一书出炉，完全是为了配合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书的真正作者并非高玉宝，而是一个叫荒草（原名郭永江）的部队作家。高玉宝家乡土改中被划为“恶霸地主”的周春富，就成了书中的地主“周扒皮”。而“半夜鸡叫”故事是荒草根据民间传说加在周春富身上的。
周春富不过是辽南农村一个勤俭持家的小富户（拥有近200亩地和家庭小作坊），并非书中所肆意丑化的为富不仁的恶霸地主。据曾给他家干过活的长工回忆，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严，但对长工还不错。这个普通富户农民下场极其悲惨：在1947年12月底血腥土改中，成为“阶级敌人”被活活打死，还成了建国后非人年代阶级斗争教育的反面典型。
再如对日战争，极大多数战场和兵力都是国民党打的，共党只是躲在后方，消极抗日，积极发展武装力量，伺机在这场民族浩劫后夺取政权等等。
当时，连一本正式的关于中华民族传统国粹的书都找不到。有些著名的历史名著和文学作品，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他知道禁不了，就在前面放个序言，说里面有不少封建迷信、唯心主义、宿命论等等糟粕的东西，要批判地去看云云。总之，在那个年代，视一切知命的东西为聋馈也。
直到有一年（1963年），我从他人手中借到了一本沈醉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才正式在大陆官方出版的书中看到一点有关天命、算命、命定论等东西。当然了，还是被当作负面的东西来报导。
沈醉曾为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戴笠的亲信。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扣押，参加云南起义。1960年11月28日被共党特赦释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释放后写了这本《我所知道的戴笠》。
书中对戴笠的描述，当然要符合那个党、洗脑后的要求才能出版，其中是否作者的真意，不得而知。
因为书中第一页就写到：“军统特务首脑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他忠心耿驮地执行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一贯政策，为蒋介石排除异己、保卫反动政权，以及保护蒋介石的安全等方面，可以说用尽了他手上所有的力量”。“他一贯阴险狡诈、变化多端、性情反复无常、使人不易捉摸”等等。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所感兴趣的，当时天天说国民党反攻大陆，抹黑、唱衰国民党和美国的文章满天都是，不在乎再多一篇。令我眼睛一亮的是，那段描述戴笠飞机失事死亡的前后因果和过程。
书中写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坐222号专机从天津飞上海，到上海时正大雨滂沱，上海机场不同意降落，便按预定计划飞往南京。当时南京也下大雨，机场勉强同意降落，由于云层很低又有雷雨，飞机与地面联络很困难。在穿云下降时，已越过机场而飞到江阴县去了，驾驶员还一再与地面联络。
到十二点半以后联络突然停止，地面再也叫不出222号了。这时，这架专机已撞在江阴板桥段南面的戴山山腰上。
沈醉在书中写到：“他们告诉我，专机撞的山叫戴山，山腰上有一条水沟叫困雨沟。在戴山山脚下有一座不大的戴家庙。由于这种种巧合，迷信神鬼宿命论的人便大肆宣传什么大将忌地名等一类鬼话。”
大家都知道，戴笠原名戴春风，字“雨农”，戴笠飞机撞的山叫“戴山”，山腰上有一条水沟叫“困雨沟”，山脚下有一座不大的“戴家庙”，这就不是巧不巧的问题了，而是证明了“大将忌犯地名”是完全真实的事情。这段文字出自沈醉之手，又是用批判的手法来描述，更不会是假的事情。
记得以前看过《三国演义．第六十三回》，文中也有一个“大将忌犯地名”的例子。庞统是刘备的军师，某次出征成都：“却说庞统迤逦前进，抬头见两山逼窄，树木丛杂；又值夏末秋初，枝叶茂盛。庞统心下甚疑，勒住马问：‘此处是何地？’数内有新降军士，指道：‘此处地名落凤坡’。庞统惊曰：‘吾道号凤雏，此处名落凤坡，不利于吾。’令后军疾退。只听山坡前一声炮响，箭如飞蝗，只望骑白马者射来。可怜庞统竟死于乱箭之下。时年止三十六岁。”。
《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距今几百年，所以，也有人认罗贯中构思此等“大将忌犯地名”的例子，视为封建迷信、糟粕，认为是败笔。因而也无法考证其真实性。
但沈醉在书中写的这次“大将忌犯地名”的例子，却是当今发生的事情，出版在一个唯物论统治下的无神论国家，可见更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呀！所以，其时令我眼睛一亮，生平第一次看到另一个神秘世界的真相。
再者，沈醉在书中又写到：由于算命的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军统局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补他命中之不足。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便是这个原因。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是沈沛霖，因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后，他的事业便一帆风顺，他破格几年都不更换，认为与这个吉利的化名有关。他对化名的选择很认真，有时秘书室拟好了他不同意，还自己拟了交下使用。
到一九四四年，秘书室认为沈沛霖用得太久怕不妥当，才拟了新的化名洪淼，这比沈沛霖所含的水更多，他才答应改用。但到一九四五年底拟一九四六年化名时，他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秘书袁寄滨偏不相信这些，故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化名叫高崇狱，想看看究竟会怎样，毛人凤也马马虎虎地批准了。
不料事有偶合，真是无巧不成书，结果戴笠当年就摔死，军统也结束改编，缩小范围，弄得许多大小特务都一直埋怨是这个化名取坏了。
正因为当年看到了这段有关戴笠飞机失事的报导，和有关戴笠算命的文字，从而奠定了自己日后向算命发展的方向，使自己能从一个认“知命者是聋馈”的人，而转变成为一个认“不知命者如聋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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