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9月13日讯】我已经很多年不信马列了——由一个笃信者变成了不信者。后来之所以不再相信，倒不是因为出于私人感情的什么因素，而是完全看透了它的来龙去脉，看到了它的尽头。这篇文章并不想用雄辩的方式把辩证唯物论驳倒，也无心展开一场杀气腾腾的批判。我只是想平静而理性的反思这个影响了我很多年的哲学。初次接触“马列”，即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大约二十多年前，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我读了一本《通俗哲学》，当时很欣赏和认同书中的理念。在这个基础上，我继续读了不少的相关的书籍，并经常联系实际深入思考，逐渐掌握了这门哲学里面的各种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我认定自己为一个“彻底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然而，再后来，经历了大约二十年思想的积淀与不断反思，我否定了当初笃信的理念，从我今天的认知看来，这套理论，看来是错的。当然，质疑辩证唯物论这套东西，它不可能是一个小的话题，毕竟这是一套不断修订了数十年的学说。我们只能抽丝剥茧的把各个方面逐渐展开来分析，以便看到其中的问题。
国内流传的辩证唯物论，又称马列毛思想，是一个由部分正确的理论为基础，推导出错误的结论，又把这种错误结论作为核心精神的理论。例如它认为，“世界是物质构成的，物质的本质就是客观实在性”。这个基础论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它由此阐述：“物质决定意识”、“神是不存在的”，这就出现了问题。首先，物质为什么要“决定”意识呢？凭什么说前者决定后者呢？物质和意识原本就是一个东西，这样不可以吗？无论是一些宗教的典籍也好，还是很多其它的哲学，认为“万事万物皆有意识”，只是说，不同的物质、生命，它们的意识的展现形式差异十分巨大而已。原本一切物质皆有灵性，任何物质都存在着广义的意识。辩证唯物论却一定要从概念上割裂出“物质”和“意识”两个东西，同时一定要用狭隘意义上的人类的大脑思维活动方式去衡量其它的物质运动，从而否定其它与人类方式不同的意识的存在。
意识依赖于人类大脑而存在，这个结论本身就是一个武断的结论——这一点哪怕是对于人类自身，也是如此。有很多有巨大成就的科学家，以及长期修行的人，他们对自己的意识活动的体察比普通人要细微的多，这些人发现，当他们在思考很深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大脑思维反而是非常平静的，他们却经常感觉自己的精神其实是聚集在心脏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微妙的发出了原始的意识，包括灵感；自己真正的思维，是在这个状态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看来，大脑，未必是人真正意识的来源，它只是一种翻译放大设备和信息存储设备，负责把生命真正原始微妙的意识，在大脑部位的松果体组织中形象化，需要时还会翻译成为人类语言，类似于电子设备中的“功放”装置。这样看来，生物的灵性和意识，并不依赖于大脑等高级神经组织而存在，只是具备复杂大脑的生物，能够将自己的意识信息加强到有形能存储的程度，甚至于能够适应社会化的沟通而已。而意识本身，并非有大脑的生物的专利，甚至于未必是生物的专利。从无机物，到生物界边缘的病毒，到细菌、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植物，然后到动物、高等动物等等，这一切生命体，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识，并没有截然的分水岭，怎见得意识非得依赖人脑呢？扩展这种观点，任何物质都有一定的灵性，只是人类自身的灵性的体现形式，有大脑这种信号处理器官相辅助罢了。
当代唯物论学说说“神是不存在的”，这个结论同样经不起推敲。首先，人类认识“神”吗？“神”是人想像的那种样子吗？如果存在某种能力远远超越于人的带有灵性的生命体，而其物质存在形式又和人类有巨大的差异，让人类难以以现有的理念去认知，如果这样的生命体可以称为“神”的话，怎见得在浩瀚的宇宙中，他们不存在呢？即便是我们没有看到“神”，也无法否定“神”在我们身边，就好比人手掌心中的蚂蚁，无法认知它其实是在一个巨大的生命体上行走一样。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心里，“神”的定义非常的简陋，甚至于停留在童话故事的水平上，以至于很多影视作品中，神的形象都是情欲俱全的：与其说是神，不如说是带有特殊功能的人，他们完全没有神应有的庄严圣洁的境界内涵。这样人为杜撰出来的神，当然不存在，就如人自己杜撰出来的英雄事迹一样。
“辩证唯物论”认为，“灵魂是不存在的”，这同样是一个武断的结论。一个人死了，我们确实可以说这个肉体的人死了，但是并不一定代表这个肉体就构成了他活着的时候的生命体的一切。我们可以假设人的身体的某个层面是中微子构成的，就像人可以穿一件外套，同时还穿着内衣一样，我们不妨把里面这层身体称作“灵魂”。现代科学表明，中微子能毫不费力的穿透很多公里的铅板，很难与任何物质发生相互作用，具备极小的质量。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某个层面是这类微粒构成的，那么它当然很难用普通的物理方式探测到，但是它仍然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假设和实际情况很吻合；如果我们的“灵魂”，或者说“元神”恰好就是这种组成形式，那“灵魂不存在”这个结论岂不是错的？辩证唯物论怎见得断定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实际上，西方很多科学家，早就在着手做这方面的研究。著名的“二十一克”的说法，就是那些科学家所测量出来的灵魂离开肉体后人体失去的重量。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悖论，足以证明灵魂的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众所周知，人体是由化学物质构成的；那么我们不妨假设有一种科学技术，比方说是一种绝对的3D复印技术，能从原子层面复制一个物体——这未必是做不到的，因为原子虽然微小，但人体的原子数量仍然是有限的定数，所以，复制一个人体，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当一个人的身体，被这样复制了一份，那么，这两个身体，哪个是他呢？如果是狭隘唯物论者来看，就会出现矛盾，只能说两者都是这个人；如果是传统修行人看来，则很清楚的认为，复制出来的那个身体，并非这个人，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的肉体，只不过是像一件衣服一样；去掉这层肉身，人还有更微观粒子构成的层层身体，即便是旁边再造出一个一模一样的肉体，也只不过是一件相同的衣服罢了，却并非这个人本人，所以这个场景下，只不过相当于这个人穿着一件衣服，而他旁边还放着一件相同款式的衣服而已。实际上，一个人的真正生命的全部，从他的肉身，到层层更微观的身体，在宇宙的高度看来是无法复制的，因为它涵盖了从最表面到宇宙物质的最微观的结构，同时层层身体的信息中几乎印记着这个生命自产生以来的全部历史。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同卵双胞胎的兄弟、或姐妹两个，长相完全一样，基因也几乎相同，却性格差异很大。
在我看来，近代的科学是辩证唯物论的皮肉，逻辑则是辩证唯物论的骨骼。辩证唯物论其实是用它的一套逻辑和概念去试图阐释一切近代科学，从而又由科学领域转向社会和历史领域。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论的“发展”的话，但是站在更高的层面去看，两者也差不太多：辩证唯物论只不过有了一副比前辈更灵动的骨骼关节而已，它的实质，仍然是一个精致的概念和逻辑模型的机械体——说它精巧，是因为它的奥义也仅止于“精巧”，在真实的生命、宇宙的曼妙精微相面前，它只能叹为观止。然而，从细节上看，这套精致的机械玩具却颇不简单，它包含了“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等所谓的“三大规律”，称之为“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而其中每一规律，都自有一套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辩证法的基本定理”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它们在一定的层次上揭示了客观世界运行规律。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具有一定层次的基本规律，其根本来源实际上是脱胎于早已有之的传统哲学、宗教、乃至修炼中的法理。唯物辩证法之于后者，并未做到其鼓吹所说的“飞跃”或“科学化”，而只是抽取出了其普世能理解的表层那部分道理，将其逻辑化、概念化、有形化，并形成体系，便成为今天的样子：“对立统一规律”及其高级发展产物“矛盾论”，不过来源于传统典籍中的太极、阴阳、相生相克之道；“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两者也仍然是传统思想中事物发展的盈亏之理、因果轮回之道的逻辑化描述——前者之于后者，并不能称其为“进一步发展”，也谈不上“升华与飞跃”，恰当的说，是用那种概念加逻辑的语言表达方式，将传统哲学中简洁的语言背后的内涵的较表层含义，从新阐述成为有形的语言描述罢了。之所以不能称之为飞跃，是因为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东西，除了表层的道理之外，还有更高更玄妙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需要人经历修行，才能体悟到，而这些则是辩证唯物论所企及不到的。
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家提到传统哲学，总爱冠之以“朴素”二字，其潜台词是简单外加简陋，殊不知，并非我们的先知先哲语言表达能力差，也并非他们肚子里没有料，而是他们的学说，其更高境界的内涵，必须要求人的身心境界不断提升，才能有层层更高的领悟，而无益于在字面意思上尽言之。这种真正的领悟，是一种“触电”的感觉，是达到那个境界的思维触角，和那个境界的法理内涵之间瞬间打通了通道造成的。故而很多传统的经典，从文字上都极为简洁，无论是《道德经》，还是《金刚经》都是如此。理解道德经的字面意思并不难，直接对照古文翻译阅读即可；然而道德经的终极内涵，延伸至背后的太极的法理，则必须人有身体力行的修行才能逐渐升华到层层新的高度，真正的理解——玄妙无常的太极拳，正是道家法理在人体修行上的物质体现。当代辩证唯物论，却远未触及到这样的层面，更有甚者，当代的很多“唯物论哲学家”直接用“唯心”的帽子把这一切都否定了。
但是，如果从世俗常理的角度看这一整套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体系，那么它真的显得非常完备：和过去的唯物论相比，它的一切逻辑关节前所未有的精致与灵活；从所涉及的广度来看，对现有的人类知识水准而言也几乎是无所不包。它正是用这种概念化、逻辑化的套路，萃取了一切可能的其它学说中的合理元素，将其变成由“辩证唯物”特色的逻辑描述的道理，进而成为了“辩证唯物”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最终形成了涵盖当代社会各种认知领域的广度，还起了一个很酷的名字，叫做“自然辩证法”——这也无怪乎它能让人们真的感觉 “普遍适用”。可惜的是，这种“萃取”，并没有保留原有学说的灵魂，它只是将其皮壳剥离下来，融入到“辩证唯物哲学体系”的大的皮壳中，成为了一个皮壳的学问——它用它自己特定的逻辑，描述了现今认知的各种事物。
然而“辩证唯物哲学”就像是一袭“锁子甲”一样，从微观上看，它的每一环都像是绝对真理，又由这种刚性的环环相扣的精确概念和逻辑罗织而成一个整体；然而在宏观上，它却是柔性而可塑的，它可以任意附和、弯曲、铺张、包容。它可以被任何势力穿上，做任何事情，包括最邪恶的事情。在辩论的战场上，这袭锁子甲有着严密的防护，无论对手从哪个角度攻来，它那环环相扣的逻辑，早已预备在那里防着，故而它总能进退自如，从容抵挡，无愧于它的“辩证”称号。但人类生活的主体毕竟不是无休止的辩论，当我们在正常的思维状态下还穿着这件外套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神奇的钝化人的感知的作用。穿上这袭“锁子甲”后，人们很难有耐性把锁子甲的逻辑关节不断轻柔细微化，以贴近更精微的客观现实，相反，人们总是喜欢把原本曲折的原委简单化，将事实按照自己的好恶删繁就简，用削足适履的方式填充到自己的“辩证法”套路中。这种效应在现实中非常典型，那些耳熟能详的简单而粗暴的“名句”都由此而来：因为这个人贫穷，所以他必然革命；因为这个人富有，所以他必然腐朽；因为这人是商人，所以他必然唯利是图；因为这人是资本家出身，所以必然反动；因为这人是“统治阶级”，所以他必然镇压“被统治阶级”；以至于文革时期的千古名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文革后的“解放思想”大潮中，有人指出这种简单粗暴的思想风气违反了辩证法的原则，但实际上，正是唯物辩证法思维方式这种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机械基因，导致了其使用者总是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倾向，去试图“适当删改简化”曲折的客观事实，以附和他们所希望的简单逻辑，这样做的后果很简单——直接导致认知和实际大幅度背离。
辩证唯物论还能强烈的助长人的偏执。在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会有意无意的将自己的喜好、感情揉入到对事物的评判原则中；乃至直接歪曲客观事实本身，以迎合自己的偏好；甚至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条件反射式的思维：一件事对我有好处，我就认为它对，对我有坏处，我就认为它错——这是人的一种很典型的认知弱点，它能够直接阻断人和真知之间的沟通。辩证唯物论“锁子甲”厚厚的皮壳恰恰为这种偏执提供了保护，它冠冕堂皇的概念和漂亮的逻辑，使藏在其下的偏执很难被注意到，更难被攻击到；同时它的争斗基因，也强烈的助长着人用偏颇的方式攻击对手，又极力保护自己的私见。“辩证法”起源于辩论，其基因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争辩因素，骨子里不是进攻就是防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并非放下私念和偏见去探寻事物的本来面目。这种基因让很多辩证唯物论者陷入偏执而不可自拔，遇到不同的观点，非但不放下自己的偏见冷静理性的评断事物的真知，反而搬出种种理由和借口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又去用似是而非的“雄辩”去压倒对手。逻辑，已不再是梳理认知脉络的工具，却成了保护自己、攻击对手的武器。这种特质并非对每个人都那么突出，现实中它只在一部分人中体现的比较明显。如果是辩证唯物论者具备这种特质，那么它有可能会变得非常尖锐。有很多人都遭遇过这样的场景：当他们和马列毛主义者讨论问题时，对方总是避实就虚、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偷换概念、转移话题；或者强词夺理、走入情绪化；更有甚者，丢开话题直接质问“你到底是站在谁的立场上？”、“XXX惹着你了吗，你非要和他过不去？”，全然已不是在探讨问题了。有人说，这是一种诡辩的策略，但是在我看来，这更应该是性格本身的缺陷被助长的结果。辩证唯物论这门武功秘籍，让多少偏执的人感觉，掌握了它就能扭曲一切。他们忘了，一套说辞无论多么的精巧绝伦，它的作用仅仅是让认知产生扭曲，却不可能改变事实和真理本身，因为后者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欺骗别人、蒙蔽自己。
这件外套本身还能潜移默化的改变人的是非善恶评判标准。模式化的思维套路，让人们一进去就偏离了事情本来公正的评判，例如那个著名的口头禅，所谓的“要辩证的看问题”，就是这类货色。“辩证的看问题”在现实中极少有真正公平的时候。它往往用伪善去遮盖真善的光辉，同时却无数次的让大奸大恶躲过了尖锐的谴责，为邪恶提供托词和借口。普通的罪犯，杀一个人我们就认为他该偿命，不管他有过什么功劳；而毛泽东本人导致了几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同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辩证法的论调下，却是“三七开”，即所谓的“七分功劳三分过错”——这就是现实中辩证法最常见的功用。
这也难怪当今那帮政治家们是如此的能言善辩，他们无论做了什么事情，都总能找出相应的辩解理由来。世上所谓的“障眼法”，其原理就是把一个百般精巧的物件摆在人们面前，人们便无从留意到这个物件的背后有什么。可悲的是，现实中，“唯物辩证法”这套东西，便沦落成为这样一种“障眼法”。无论穿着这件衣服的是什么，人们所看到的总是局部所现的“合理”、“正确”，甚至于成了所谓的“一贯正确”、“永远正确”，却再也难看到锁子甲里面那个东西的真相，正如唯物辩证法的高手是左右逢源的高手——无论他把一件事情往哪个方向说，他都说的头头是道。这种人，并非他天生善辩，而是说他得到了“唯物辩证法”的真谛：这个东西，原本就是干这个用的。故而，“辩证唯物论”给了奸人一个灵巧的舌头，却给了善良人一双模糊的眼镜。
从我的经验看来，辩证唯物论在实际中更善于用逻辑描述事物，它的最大能耐，也仅限于此，它往往并无益于事物的实践。“辩证唯物论”的逻辑的确能够普遍的套用到各种事情中——前提是那个事情已经呈现出来，原本它就是一个话语逻辑体系。然而，很多人发现，用它预知事物发展、指导实践却并不太灵光：它用着无可辩驳无懈可击的雄辩达成了对某个事物的推导，然而遗憾的是，客观事物的实际发展却似乎根本不理这种“雄辩”，“老天爷”根本不讲逻辑，事情发展每每出乎“讲哲学”人的预料。我中学时代的教科书以不可辩驳的逻辑，证明了资本主义必将腐朽和灭亡，社会主义很快就要取代之，到目前为止，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是，资本主义日臻完善和繁荣，社会主义却面目全非、日渐衰微。在我看来，是辩证唯物论精巧的概念和逻辑，把人们本来的智慧和眼光遮挡了，使得人们光去注意这个华丽的外衣，却忽视了看似黯淡的真理本身。很多真实的高妙的事情，往往彻底颠覆逻辑，成为各个领域中的“道”，在这些领域的高境界中，辩证唯物论那套东西，完全使不上力气，却成为思维的累赘。
如果马列哲学这件“锁子甲”仅仅是屏障了人的思维和才华，那事情还不算最坏。然而可悲的是，这件“锁子甲”同时还会屏蔽人的所有与生俱来的所有感知能力：当辩证唯物哲学逻辑比较强势的成为一个头脑中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它的粗颗粒会起到对人一切细腻的直接感知能力的隔绝效应，这其中包含直觉、良知、怜悯、廉耻等等。原本人的这些感知是敏锐而灵动的：一个思想真正纯朴的人，他对各种事情自然有一个原始而智慧的判断，他的直觉，也同时自然的维系着他的品格和道德，如果让他说谎，他会非常直接的感受到一种不适；当他看到了别人的痛苦，一股怜悯之心也会油然而生；他看妒忌，则会感觉是一种心智上的病态；让他行淫乱，他更会感觉一种强烈的自责，认为是对亲人和伦常的背叛。当这个人的思维彻底的“唯物辩证逻辑化”的时候，上述这各种自然的行为规范，都会被不同程度的弱化，进而导致信奉者的行为发生变异。各种在人伦看来非常丑恶的现象，在辩证唯物者的圈子里普遍尖锐和突出，其中有四种现象最为典型。它们虽然未必覆盖这个意识形态群体的所有人，但其呈现的概率和程度相比普通人群都非常显着（这个规律同时也适用于部分彻底不信神的人，这些人没有读过马列的典籍，但是其思维状态和唯物论者很接近）：
其一，怜悯心彻底泯灭，冷酷无情。这一点，首先我是从自己的经历体验到的。高中期间，是我最为信奉马列理论的时期，在这段时期，我虽然面对高考的压力，但是我仍然会抽出很多时间去阅读马哲相关的书籍，并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试图消化唯物辩证法中的看上去很高深的道理，我的整套思维也时常沉浸在辩证法的新颖思维中。然而，我内心的最深处，察觉到自己的善良和怜悯在褪去，同时私心迅速膨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然而在很长时间，我没有把这种现象同我思想的“辩证唯物化”关联起来。到了大学时期，由于知识阅历的大幅度增长，以及接触了传统修行文化，我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思想历程，并开始从更高的境界从新认识这一切，我终于逐渐察觉到这其中的关联。我发现先前在马列哲学书籍里面发掘出来的那些像宝一样的逻辑体系，在头脑中的真实作用却是一种笨重的包袱。当我开始丢弃沉重的逻辑框架，回归用原始直接的方式看待和思考事物时，我发现那种久违了的发自内心的善良、怜悯又自然而然的恢复了起来。我这才认识到，我所长期倚重的这种思想体系，竟能够直接影响自己的人格。在不断的进一步思考中，我查阅了大量的史料书籍，发现当代史中政界的很多铁杆“马列主义者”和我有类似的现象，只是他们很多人并没有机缘在余生中反思这件事。以毛泽东为例，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描述：
就我所知，毛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虽很亲切，其实是铁石心肠，感受不到一丝爱或友情的温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是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施。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演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我始终无法了解毛的冷漠，也许他曾目睹过多死亡，因此对人类的苦痛变得无动于衷。毛的第一位妻子杨开慧及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都被国民党处死，大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争中，他有数名子女在长征时夭折或是失散，永无下落。但我从未见他为失去这些亲人表露过任何情感。事实上，由于他一再逃过这些劫难，似乎只让他更相信自己会长命百岁，对那些死去的亲人，他只淡淡的说：“为了革命理想，总有人得牺牲。”
目前还能看到很多其它史料，它们记载着不少中共起家早期那些共产党人的事迹，在很多事情中，我们能惊诧的瞥见这些人的极端冷酷的一面。再看周恩来，在“顾顺章灭门案”中，顾顺章作为中共要员投奔了国民党，结果周恩来亲自带队，来到顾家，以组织分别找他们谈话为由，一个一个地将他们叫进屋里用绳子勒死，将顾一家老小，包括顾的岳父、岳母、老婆、小姨子、仆人及顾的几个孩子等十几人全部干掉，尸体埋进地里，用水泥抹好。后来参与行动的一个人员被捕后交代了经过，于是法租界巡捕挖出了被绑缚的具具尸体，在报纸上刊登，一时震惊中外。在所谓“土改”运动中，共产党人杀死地主及其家人，手段相当残忍，甚至于由于枪支的缺乏，直接拿石头砸头来处决地主。刘少奇，虽是文革中最大的受害者，但他和太太所炮制的“四清”、“桃园经验”等运动中，同样也是以迫害人为快意。这一系列事实，除了“蛇蝎心肠”、“政治的险恶”等公论之外，在我看来，它有更深的思维层面的因素影响——是他们信奉的哲学，导致了他们这样的人格。辩证唯物哲学这类东西，隔绝了人的直觉感知，建立在这种直觉感知基础上的人生俱来的怜悯、善良，被高度钝化。
其二，畸形强盛的妒忌心。无论是我过去见过的一些人，还是翻阅一些史料，我发现有为数众多的马列人士都有着强盛的妒忌心，其心胸也非常狭小。我自身的工作经历中，遇到过多个年纪较大，思想觉悟很高，但是业务能力很平庸，却专门破坏别人美事的人。父辈讲述的在六七十年代工作单位的故事中，也有类似的场景：每当一件比较美满的事情要落到某个人头上的时候，总是有那么一个“老书记”冒了出来，偏偏从中作梗，破人之美，而这些“老书记”们往往都是学马列学得最好的人。政治场上，江青作为一个铁杆唯物论者，自称“具有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其妒忌心也强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文革中她把当年电影界在自己之上优秀同侪统统打倒；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很难说没有妒忌刘少奇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才华的因素；毛泽东对周恩来，则是另一种不同的妒忌，源自历史上很长时期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比他高，因而建国后，毛对周的态度一直尖酸刻薄，不屑一顾，似乎是在报仇（周在毛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在很多书籍中都有披露，包括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和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等等）。
其三，说假话成为习惯。单单看当今党政界的状态，便足以印证这一点。当今从政，必须首先学会马列的那套话语体系，然后就是学会披着马列逻辑的外衣扯谎，并美其名曰“讲政治”。思想淳朴的人，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扯谎，都是会感到浑身不自在的，可是那些辩证唯物论者在扯谎的时候，不仅堂而皇之，而且还给自己编一个快意的理由：这是为了XXX事业的需要。很多生活中的“书记”们，也并不介意自己扯谎，用他们的话讲，叫做“善意的谎言”。
其四，私生活的放荡。无论是建国前党内的“革命者”们在革命中，还是建国后，很多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人的私生活却非常放荡，特别是某些位高权重的人尤其突出。这里且不说早期“为党的事业捐躯”的那些中共创始人，还是当时的共产国际驻华人士，以及后来生存下来的毛泽东、贺龙、江青等领袖，还有以丁玲为代表的红色文艺人士，就连《红岩》小说中的光辉形象江姐，其原型人物江竹筠，不仅在生活中充当别人的第三者，学生时代她还曾放出话，说和她睡觉的人就得入党。至于说今天的当政界，那更不必多说了。
——和第一点相彷，后面三点现象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仍然是辩证唯物论这层厚重而不透明的外套，将人的细致入微的直觉感知同自然、伦常、宇宙隔开所造成的。并非人们天生道德低下，并非他们天生恬不知耻，也并非他们天生铁石心肠，一切的源头，是他们听信了说理而淡忘了直觉，从而让自己和一切原生态的感知断绝，才做变成了这种状态。当我们在整个思想中，破除了这种厚重的逻辑的支配，我们将会发现一切美好又回归原位。
从更进一步来讲，逻辑，包括其衍生方法：推理、证明、反证、证伪等等，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现有的真理、科学，但不足以用来评判我们现有的认知水平之外的事物，这是因为逻辑本身，是现有认知和人的语言表述达成了平衡的产物，说白了就是，人们在彻底认识了一个事物之后，用一种精确的前因后果的方式将其表述出来，从而产生了逻辑；而人类新的认知和现有的逻辑总是不兼容的。在人类历史中，每当人的认知有了突破性的新发现后，那么现有的逻辑就会打破，在这种平衡打破的状态下，人们自然会做新的归纳，直到形成了兼容最新认知的新的逻辑——人的认知，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不断扩充。故而，逻辑，是人类已有知识的外衣和容器，它并非知识本身，更不是真理的主体。所以，人如果用诸如“推理”、“证明”、“证伪”等方法去验证目前还不完全明了的领域的真伪，那几乎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在牛顿出现之前，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从逻辑上来讲，十分缜密——那时候谁会认为物体在不受外力的情况下，会一直“动”(保持匀速直线运动)呢？用那时候的逻辑认知去推断牛顿的新学说，其结论只能是否定的。有人说：“某些东西我不能‘证伪’，因而我无法接受”，他忘了“证明”本身并不足以判断事物的真伪，因为现实中的很多事物，本来就在不停的挑战我们现有的认知，我们何以用现有认知的逻辑，去评判认知边缘或以外的事物呢？但是新的认知，并不一定一直处于“难以证明”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更充分证据的出现与重现，新的认知终究会融入在人类知识逻辑体系中，从而新的逻辑也会被修正与之兼容，那么这部分的真理也自然能够被“证明”了。而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在当下的使用中，却将实证的元素单方面强化，甚至直接演化出一种打击一切事物的棒子，而被打的事物是真是伪已不重要。
辩证唯物论对传统文化观念中攻击最多的，就是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和宿命论，究其原因很简单：它们都不容易被证明。对于因果、轮回、宿命论，唯物论者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迷信”、“唯心”，紧接着扣一个大帽子就是“愚昧”。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哪怕是某个人并不相信这些东西，他的人生经历中有可能隐约看到一些事情表明这些很可能是对的：无论是报应，还是轮回转世，都有大量可信的事件被报导出来；至于宿命论，很多人都有体验，自己以前曾经梦到过眼前经历的场景，说明很久前做梦的时候，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就已经注定存在了，这间接证明了宿命有它的道理。但是，毕竟所有这些证据还过于琐碎，从发生的比率上又太过微小，所以还不足以严密的证明这些所谓的“迷信”。经历了多年的修行，我发现，因果轮回、宿命论难以证明的重要原因，是它们境界太高，以至于所覆盖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尺度都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实验室的范围，甚至于超出了一般观察者的承受极限。试问，有谁能做到跨越人类几生的时间去追踪某个观察对象呢？况且，耗费人力物力而缺乏商业价值的科研项目，在当今社会根本行不通。但是，即便我们单单从最机械的推衍的思维方式去探讨这些“迷信”，也同样能看到它们完全说得通，而绝非凭空臆造。我们不妨一一分析来。
因果报应——类比于物理规律中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个物体对别人施加了某种作用力，那么它自身也必将承受完全相同，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既然万事万物都能分解为不可再分的实体，那么我们可以说每个实体，也都遵从著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规律，这样一来，当一个事物，针对外界起到了任何作用，那么绝对相同的反作用也同时作用于它自己，因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致使它们的求和也必然相等。只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存在：一个人挥手打了别人一拳，为什么并没有发生在同一时刻他被别人打呢？在我看来，“打人”的反作用力，并非让当事人立刻被打，而是让当事人在原本均衡的身体上，瞬间产生了一种冲量的“空缺”，这种“空缺”就像模子一样具有着“打人”动作的全息影像，而在未来，这个空缺迟早会被填补，而被填补的时候，就是在遭受报应。由于这种“冲量空缺”和“作用力”之间有着很强的“归零”趋势，所以在空缺要被填补的时候，对面过来的作用力会去相当程度逼近空缺，致使很多时候报应事件和原行为非常相仿。往往现实中由于报应和原行为并不会完全抵消，总会有点“零头”，这样致使如果报应多了，对方以后要把多余部分还回来；报应少了，以后还得再继续弥补；这样可能会造成一种周期震荡，致使一件事情的后效应有时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切事情都在因果报应之中，而并非仅仅行恶，所以常理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宇宙的物理定律使然，而并非某个神仙在拿着本子记录人的一举一动。因果报应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几乎可以用高等数学的积分公式来表达的精确定量的物理定律。每个生命的轨迹，都是由这种环环相扣的因果报应交织而成。
现实中发现，这种因果作用力，不仅能精确到定量的地步，而且能准确的回报到事情的“主因”者身上，丝毫不差。例如刑警为死刑犯执行死刑，刑警并不会由此而遭到报应，这是因为刑警并不是让人死亡的主因，处决罪犯的主因，是特定司法制度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有道之世”，则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贴近天道行使因果报应之理，这样的社会必然长久、繁荣；如果它是“无道之世”，那么整个社会及其制度本身也同样会遭到恶报，当这种报应的破坏力积累到一定的地步后，社会很快就会崩塌。因果报应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一件事的主因，那么你就得为这件事的所有结果买单，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导致的这个结果：对于一个杀人者，无论他是用一句谗言杀人，还是用一把刀杀人，他的报应都是被别人杀。这是因为，报应的“冲量空缺”就像全息影像一样具备着行为的一切信息，无论你如何变幻作用力的方式，所形成的“冲量空缺”在未来被填补时，你将会遭受导致相同后果的作用力。故而因果报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你是否知道你的行为的后果，还是你压根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做了一件事，抑或是怀着善意还是恶意做的这件事，只要你是主因，那么这件事的后果将来必定会丝毫不差的回报到你的身上。所谓“不知者不为过”的道理，并不适用于因果报应的规律。我曾经听到某个佛教信徒说，“如果是怀着一颗慈悲心做了一件错事，那么佛就会原谅他，不会让他遭报应”。在我看来，这个信徒把这个规律太人情化了，他以为因果报应是一个美好的人事制度，说通融就能通融。岂料它其实乃是一个横亘整个宇宙的无情的理，其间一切物质和生命都必须绝对的服从于这个理，即便是通过修行达到大智大能的高级生命，也同样如此——他们只是能更从容的遵循这个规律做事，而绝非超脱了这个规律。现实中，有多少人不自知而行恶，却又不自知而遭到恶报呢？当他遭受报应之时，他埋怨命运的不公；可是，当无端造业之时，如果有人善意劝阻，他却以“这与我无关、我不信这一套”为由，选择了拒绝。人的确有无视自己行为后果的权利，但是你行为后果的回报，会一直在那里等着你，不管你去面对它，还是不去面对它。
轮回转世——它实际和因果报应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之所以还能转世到下一生，是因为他还欠着很多人的，同时还有很多人欠着他的，所以需要重建一个场景，让这些亏欠的冲量差值尽量归零，这样，便促成了新的一生。同时，人的生命结构也能够这样做：一个人的内层物质身体脱离肉体后，能够从新进入胎儿的身体，开始新的一生，只是这个过程很大程度受到因果作用力的影响而进行。脱离了人的物质肉身后，人的内层身体（元神）是由更细腻的物质成分构成的，这个身体也存在记忆，但是这种记忆也像这层身体一样，是相对轻盈的。当一个人从新投胎后，那么新的身体的表面记忆就会将元神中的原始的记忆遮盖下去，有如一幅色彩浓重的图画覆盖在一个色彩很淡的图画上一样，前者会遮挡住后者，所以一般人很难回忆起自己的前生的事情。但是中国民俗鬼神故事中的地狱、阎罗等传说，并不足以说明那层空间的真实状态。如果说，人死后会有一段时间魂魄处于自由状态，那么当这种魂魄比较多的时候，其势必会有一种类似社会化的生存状态。当这种场景通过某些特殊的途径流传到人间世界时，它必然会一定程度的受到当时文化的影响，乃至被添油加醋，变成有声有色的故事。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那些神鬼传说是如此的戏剧化、故事化而彻底否定它们的存在。
宿命论——当某种智慧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这种智慧能够直观的推演出某个事物的最终的运行轨迹，这便是所谓的“宿命论”。唯物论者将宿命论说成是“迷信”、“唯心”，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见过这种直观化感知未来的能力展现出来，从而就武断的断定，这种对未来的感知能力就一定是凭空臆想。实际上，对宿命的感知，是一种智慧的直觉。当一个人的阅历逐步丰富到一定的地步，而他又有一定的修为，能够让自己的意识非常的平静而敏锐，当他眼前看到了某种情境后，他的思维中会迅速呈现出未来的情形，这种直觉，便是对宿命的感知。当这种感知强到了一定程度后，它便是一种特异功能，叫做“宿命通”。
——由此看来，辩证唯物论批判了这么多年的东西，扣上了“迷信”的大帽子的东西，原来都是科学，而且是更高深的科学。它们虽然无法用最精确的物理实验来证明，但是已经能够用相当清晰精确的逻辑语言来描述了。
如果说，辩证唯物论是用“迷信”、“唯心”的棒子直接把 “因果报应”等传统理念消灭了的话，那么它对待“道德”，采用的则是一种变异。从最开始，它就把“道德”和物质割裂开来，从而造就出一种与一切相剥离的虚无的“道德”——这，也是这门哲学的本质所导致的。因为它否定一切无法实证的东西的客观存在，所以它便下定义“道德”只是虚无层面的东西，是无形的，而并不是生之于自然、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体存在。因而这样的逻辑认为，道德就像鸡尾酒一样，可以随意创造、勾兑和调制。在马列意识形态在社会确立的初期，有些人便展开了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炮制了一整套“XX主义道德体系”及其具体案例。什么黄继光挡子弹、董存瑞炸碉堡。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很少感受到其中对生命的关爱与慈悲，它所谓的“道德”，除了血腥之外，还让人感觉有点莫名其妙。这些故事最多不过造成暂时的“感动”，却无论如何无法造成内心深处的震撼，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实质是假的，是人造的，没有灵魂，也就无法造成我们生命深处的共鸣，就像人工合成蛋白质试图堆砌出一个活蹦乱跳的动物一样根本没可能。可悲的是，由于国人遭受这种熏染时间太久了，以至于人们几乎忘了什么是真正的道德了，而把这些玩意儿错当成“道德”。我们来看看当代的“道德”案例：央视得癌症去世的播音员罗京，人称“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好同事、好xxx”，几乎是哪儿都“好”，就是不招老天爷待见，一定让他得了癌症，还有人又说“天妒英才”，什么“好人没好报”，什么“老天没眼”，最后他“光辉”的成为了“永恒的楷模”；从所谓的“迷信”的说法解释，却清清楚楚：天理报应，丝毫不爽：这个人为迫害人类的的势力站台，充当代言人，怎会有好的下场呢？既然无数的谎言是从他嘴巴和喉咙里出来的，那就让这个部位得到最直接的报应——罗京病情的后期，口腔及咽喉严重溃疡，时刻遭受剧痛的折磨，连吃饭，都需要用麻醉药漱口。故而真正的道德，不是政客们的定义，而是出自于自然，发自于内心，因循天理而为的。人的语言学说之于“道德”，前者只能试图描述后者，而并不能创造后者。其实，道德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遗忘了它：生活中率真而发的真挚善良，恩情的感知与报答，很多点点滴滴的小事，却能瞬间引发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震颤，虽然可能根本是很平凡的事情——这是道德本来面目，它是纯天然存在的实体，是真的。
如果说，除去操控它的邪恶因素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确还包含一部分合理的道理的话，那么我需要同时指出，即便是这部分合理成分，也仍然是比较笨的。这种逻辑繁重的思维模式，它笨就笨在给人的思维安装了一个过于沉重的外套，把原本轻灵的人的意识，导入了刚性的轨道。它用精致的逻辑外表，干扰了人们对客观现实微妙真像的洞察，使人们不自觉的在认识事物过程中，条件反射式的套用那些有形而沉重的逻辑，甚至于对这个沉重的壳子产生了依赖，对反映事物本质的微妙现象视而不见，而人的思维认知习惯也越来越趋向于有形化；而不是轻装上阵，破除一切已有观念的束缚，用我们生命根源中原始具备的智慧去直接感知事物的精微真像，然后再将所看到的真像逐渐有形化，并在现实中找到佐证，从而成为新的发明、发现。突破性的发现永远都是反逻辑的，而辩证唯物论的每个细胞都是逻辑，这导致这门哲学并不适合指导人们取得突破性的发现；这同时也正是为什么取得伟大成就的科学家、企业家、IT精英中，有修行或宗教信仰的比唯物论者要多得多。记得胡适有一句经典名言，叫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便包含了非常合理的求学之道。他所说的“大胆”，并非是让我们无原则的随意假设，而是摆脱已有观念和思维套路的束缚，相信自己的直觉的智慧，相信自己意识微妙处的真知，从而发掘出这种真知，把它从无形升华为有形。
如果说，辩证唯物论套用在自然科学、理工学科上还有三分道理的话，那么它用到社会、政治、历史方面，则完全讲不通了。当年马克思以一本《资本论》，奠定了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和历史方面的理论基础，号称“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开创了“阶级”这个概念；其后，列宁又推演出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的概念；而后毛泽东推出了“矛盾论”、“实践论”等论述——这几个节点，大致构成了马列哲学在历史、社会领域的发展过程。我可以说，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它就说不通。
马克思用了很多的笔墨，写了那么厚一本《资本论》，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剩余价值”，说白了就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刨除各种人力物力成本后剩下的利润；他认为，资本家对这部分的利润的取得，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所在，因而断定，这个“硬伤”注定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但是，在历史又走过了异常丰富曲折一百五十多年后，我们今天再看这个论述马克思的这种论点，我们能很直觉的感觉到它的偏执：这部分叫做“剩余价值”的利润，如果不给资本家，那它还能给谁更好呢？难道均分给企业的每个员工？很明显这样做是荒唐的，在现实中完全不合情理，也没有企业家这样做。实际上，一个企业，它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并非简单的一群员工的集合。在这个有机体中，企业的底层员工，是无法和这个企业的老板对等的，因为企业的老板，或者说是“资本家”，它是这个企业的首脑，是这个生命体的意识体现，某种程度上，它是这个生命的灵魂。企业所创造出的利润，是这个生命体在生长过程中积累的能源，当然应该让这个生命体本身贮存，由它的灵魂——老板来接纳。就像人的身体一样，人的消化器官产生了人体所需要的所有的营养，然而，这些营养却并没有按“劳动比例”大部分的分给消化器官，而是输送到了身体的其它部位，其中，大脑消耗的营养最多，据说占了大约四分之一的糖分。面对这个生物学场景，我们没有人认为它“不公平”，任何正常人都认为这一切理所应当：大脑“不事生产”，却消耗了很大比例的营养，这是因为大脑为整个身体负责。我们用同样的逻辑去看待一个企业，也就十分明了了：企业家、资本家，是一厂之尊，他是整个企业的主体，利润当然应该归他拥有，因为只有他，才能为整个企业负责：在企业盈利的时候，多余的财富可以用于拓展业务，或者积蓄下来以便后用；企业亏损的时候，以前积蓄的财富，又可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所以这种自然而然的分配方式，是再合理不过的了。至于说，有的企业家钱多了，就必定生活腐化，导致企业败落，这其实是一种武断，这种情况一直只是个案，不会成为普遍状况，它是整个国家经济环境中大量企业中必然存在的差异化，而谈不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就好比在一大群人中，有少数的人身体营养太多的时候，很多养分物质堆积在大脑血管中，结果得脑溢血一个道理。但是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中，部分企业没落了，必定会被新兴的企业所替代，优胜劣汰，自然而然。
辩证唯物论号称是“承传了机械唯物论的衣钵却在后者基础上有了本质的飞跃”，然而我们如果从更高的境界看它，这种演变仍然没有超脱其机械的底子，它仍然很机械；与此高度对称的是另一个事实：“科学社会主义”也号称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有了本质的飞跃，然而，当我们站在更高的高度去看，“科学社会主义”及其近代的实践，也依然还是空想，它同样没有摆脱空想的底子。这一点，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能够典型的体现出来：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这段描述，从文字上看是多么的和谐而美满，然而真实的它，却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一连串巨大的灾难。什么反右、大跃进、四清、人民公社等等，全都是缘此而来。这些影响深远的事件，一方面是历史、政治、人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的结果，但是是从哲学的因素来分析，它们同样有着发生的必然。我们说，马克思唯物论催生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具有乌托邦的基因；从更根本上看，辩证唯物论这门哲学，在真实实践中，就具有空想基因，这是由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这门哲学的根本特性造成的。这门哲学，它将自己的一切能量都注入到了逻辑和概念的定义中，从而将一切内涵都灌注在逻辑和语言的层面上，但是这种外露的色味，却阻挡了人去进一步感知相对无味的高一层的真理、乃至层层更高的宇宙规律，因而，迷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的人们，由于这种“遮挡效应”，他们很难看到更高的规律在事物运动发展中的制约作用，而且还会有一种站在了“最高真理”的制高点上的错觉，又因境界的局限，他们同时也察觉不到自己不断膨胀的妄念，这种强烈的执著反过来也扭曲着他们的认知，故而导致信奉马列的人们，在做他们的事业的时候，很容易不知不觉产生出一厢情愿、节节升高的幻想，从而构成了这门哲学根深蒂固的幻想基因，用传统修行的语言说来，这其实是一种“自心生魔”。如果说，马列哲学的幻想基因影响到科学技术领域，只不过会造成信奉者思维的局限、进步的缓慢、成果的贫乏的话，那么它通过政治家，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就完全是一场世纪大灾难了。
笃信马列哲学的人，往往容易有一种特殊的“计划癖”，这同样也是“遮挡效应”的产物。“计划癖”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下，人们欣然痴迷于制定计划的过程。它的迷人在于，它能提前让人看到成果，而且这个成果还能够随意定义。但是，它却是非常害人的，是因为事物发展的关键是“过程”，而过程之中有着层层规律的多重制约，由于辩证唯物论对人的认知有着“遮挡效应”，“计划癖”往往无视于高层无形规律的存在，甚至直接将“过程”的细节绕开，单方面以自己最希望的结果为导向制定计划，往往计划目标幻想出来的美好图景，像鸦片烟一样让计划者心醉神迷。只是到了实践环节，事情的实际发展每每与计划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大抵这种情况下，原有的计划自然也不必再提了。受到这种“计划癖”影响，唯物论者们往往有着气吞山河的不切实际的宏图大志，其“伟大志向”几乎都远远超出其人的能力。我们且不必说马克思的极度自大、自视为全人类的解放者，毛泽东自以为是全第三世界革命的领导者，单说中国近年网络上著名的“五道杠”小学生，黄艺博的座右铭，就可见一斑。这位据说从幼儿园时期就主动浸泡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小学生，在微博里这样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可爱的小孩，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他的话，他能明白他自己这寥寥几句话有多重的份量吗？一个小拇指如果试图挑起一桶水，那我会说它很有志向；一个小拇指如果说它要挑起一钢包的钢水，那我只能拭目以待了。
“计划癖”是马列哲学催生出的特有的现象，这个基因深刻体现在马列哲学派生出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无论是建国初期浮躁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是改革开放相对务实的“分三步走”，都是这类东西。西方经济学说，是在尊重、发现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顺应、利用规律；而马列政治经济学，却是在试图否定规律，无视规律的存在，同时把“计划”当做替代规律的终极解决方案。“计划”原本是一种人类活动中很正常的做事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到了唯物论者手中，总是和不切实际的幻想纠缠在一起，无视层层规律的制约，从而根本就成了一种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空想。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支配一切，去替代行业之道做事，注定一败涂地——事实完全印证了这一点：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实践”中，无论最发达的东德，还是苏联，还是中国，以及越南朝鲜，所有的计划经济的尝试都惨败，以至于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又请回了“市场”这尊神，这才恢复了些元气；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程度，和该国家抛弃计划的程度成严格的正比，这实在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说辞的一种绝妙的反讽。为了不至于太尴尬，这些政客们又造出了一个新名词，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经济体系讲求尊重经济规律，以自由为基础，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干预方法，只是他们的干预，是建立在顺应规律的基础之上的，讲求“顺道而为”。但这个事实，却又被一帮唯物论学者们说成是资本主义学习了社会主义的部分优点的体现。
然而，毕竟历史还曾造就了一个苏联，它的强大，似乎可以证明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仍然有它可取之处——其似乎不然，如果仔细回顾这个国家的历史，我们发现，与其说“社会主义让苏联强大”，不如说是特定历史过程赋予了这个国家一个强壮的底子，这个底子又被独裁的政体加强并延续了半个世纪——仅此而已。与之类似的还有希特勒的德国。苏联的政治对国力的强化作用，并非由于它采用了马恩列斯设计出来的“更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是独裁的高压和强制性的行政力量对重工业乃至科研实力的催生的结果。这股积蓄已久的内力，相当大的程度是积聚于苏俄所经历的漫长的世界大战，在外在的巨大压力下其内部积郁很久的内应力。这股内应力在战后释放到了苏联的工业建设中，便成就了苏联重工业一时的强大，正如中国百姓在建国后承受的漫长的生计压力和苦难，终于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释放到经济建设中来，成就了一时的经济繁荣一样：因为环境终于有所放松，中国人总算是可以没有顾虑的干活儿了，于是他们便勤奋到不顾一切的地步。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真正和资本主义经济面对面的抗衡的时候，才显出前者如此脆弱：七八十年代苏美冷战时期，美国将金融杠杆轻轻一撬，使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度下跌，美元升值，立刻导致了苏联财政主要支柱石油产业资金链断裂，经济陷入困境，以至于其后国力迅速衰退，最终解体——原本苏联模式的经济，并非自然的产物，而是一种行政力量驱动的畸形；所谓“更先进的生产关系”一说，几乎沦为笑谈。此期间中国当权者，倒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直接抛弃了计划，拥抱了市场，才有了后面韬光养晦的机会，此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早就徒有其名、未见其实。今天中国社会，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貌似只剩下央企，不过明眼人很清楚，央企的崛起是因为垄断的暴利，而并非真的优越。至于仍旧忠实的执行马列经济学说的国家，倒还有一个，就是朝鲜，一个比非洲还穷困的国家——它已经成为了全球公认的奇葩。
在当今的时代，马列哲学在社会方面的实践，几乎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了。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实质上成了红色特权阶层占支配地位的瘸腿资本主义，它由破败不堪的“纯社会主义”经过重重曲折修改而来，早已经顾不上和其原始主张面目皆非了，却美其名曰这个过程乃“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这门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更由一门哲学，蜕变成了一种口号和招牌。在实际政治场中，这门哲学基本上都用作一种派系的旗帜，不同的政治势力在马列的基础上由自己的笔杆子团队敷衍出一套自己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具体内容早已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名称，因为根据名称选择站队很关键。在官场上，人们研究李宗吾的《厚黑学》比研究马列经典著作力度大得多，原因很简单：马列太过抽像，在实战中也不灵光。然而，马列哲学对于大众而言，无论是体制内大众，还是体制外大众，它确实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和话语体系，以至于在长期的浸泡中，人们不得不接受了这些概念和逻辑，最终固化到了自己的思维中。这里，我不妨将最经典词汇一一列出，逐个反思。
马列哲学在社会科学中催生出的第一个词，叫做“人民”，又称“人民群众”、“人民大众”，它和唯物宇宙观里面的“物质”有一种对偶的关系，两者都代表着一种基础性的主体，一个是自然，一个是社会：世界是物质的，我们要唯物；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以我们的“社会实践”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然而，当我们平静的体会这个“神圣”的词汇的时候，却发觉它其实并非来源于现实世界，而是存在于一种“语义空间”之中。它的形象似乎是类似于以前“大团结”宣传画中的各色人物，又像是纪念碑上面的的刻象；它代表身边的街坊百姓吗？似乎还有很大距离；它是指国家的公民吗？感觉明显也不是；它是指众多我这样的打工挣钱的人吗？更不像了——它所代表的对象，从来没有具体过，总是高高的悬浮在半空中。就这样一个陪伴我们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的“亲切形象”，当我们仔细端详它的真面目的时候，竟不知它是何方神圣；乃至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它原来是个假货，是由人的思维定势堆砌出来的人偶。在这个国家过去的那么多年中，这个人偶可太有用了，到处都是它的身影，无论是各种国家机关、重要部门的名称，还是政治家们的话语，还是各种理论、思想，“人民”就像是一个普遍需要的重要角色一样，哪个地方它都得露一面。它又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像朝鲜这样极品骄横跋扈的国家，都能享受它的掩护；当初中共建政的时候，号称它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又有多少海外有识之士被这个词汇完全迷惑，从而义无反顾的投奔到中国大陆的怀抱呢。
马列哲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二个经典词语，就是“阶级”。在世界的工业化早期，这个词尚有一定的现实性，因为那时的社会阶层的确比较分明，只是像“阶级斗争”这样的概念比较牵强附会，现实中并没有体现什么阶层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切大的变动只是社会的大趋势催动的，更也谈不上什么“无产阶级最彻底的革命性”。到了当代，“阶级”这个词在现实中彻底沦为笑谈。特别是在互联网IT大潮到来后，很多成功的创业者，由一个普通工程师成长为了身家百亿的老板，而且过程中都是通过自己的打拼，至于共同创业过程中合伙人的贡献，也完全谈不上什么“剥削”，都是合乎情理的合作，以及最后分到应有的股份和利益。在这个场景下，阶级为何物？白手起家的互联网创业者算“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那些逍遥自在的Soho一族算什么阶级？年薪千万的央企的董事长们，又算什么阶级？按说国企是全民所有，其利润也应该归于全民，可是现实中利益却归于了少数的特权阶层——这一切完全说不通了。“阶级”这个词，曾经是马列哲学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完全失去了适用性。
国内的马列政客们还有一个经典的词组，叫做“XXX与XXX相结合”。这个神奇的词组，原本是个家常用语，却不厌其烦的出现在官场政客们的嘴巴里、文章里，给他们带来了无数的文采和面子。它的奥妙在于，能够直接化平庸为奇葩，把两个背道而驰或毫不相干的东西硬是给“相结合”在一起，从而直接产生了“新生事物”，由此，创新从来没有变得这么的容易过：马列一兴，神州遍地都是“新鲜事物”——不管两个东西多么平淡无奇，一旦“相结合”，准保就变成了一种“新事物”，什么“宏观调控与微观调节相结合”，什么“民主与专政相结合”，什么“把马列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都是这种东西。“相结合”这个看似平民化的词汇，其实与马列辩证法渊源颇深，它根本就是辩证法里面的万能无敌至尊神词——“对立统一”的口语化和潜台词化，“对立统一”者，何也？乃是任何势不两立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南辕北辙的东西，都能让它们“对立统一”在一起。也无怪乎“相结合”居然有那么大的威力：不管“相结合”这个词在政治家和官员们的笔下多么的泛滥，它总是毫无悬念的降服了人们的判断力，“创新”自此层出不穷，人们更鲜少对这个词感到反感。
“唯物”与“唯心”的概念，也是辩证唯物论在经营自己的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造出来的概念，以至于甚至这些概念几乎形成了条件反射式的潜台词：“唯心”就是“错误”，“唯物”就是“正确”。在我看来，“唯心”是否真的是错误，那得看一个人怎么个“唯”法儿：如果一个人，心猿意马的胡思乱想，那么这样想出来的东西，往往完全脱离实际，与其说是“唯心”，不如说是心入魔道；相反，人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实体的存在，具备物质运动的一切奥妙，如果人的意识，经过一定的训练或修炼，能够达到和身体中精微曼妙的物质运动规律相通的地步，那么人很可能能做到一定程度上由内而外的知晓各种事物运动规律而未必先要去从外界学习相关的知识。并没有相关的知识，却完全从自身“直觉”中发现一些全新的科学规律、事物趋势，这种案例屡见不鲜，这些都可以说是“唯心”，但都是伟大智慧的体现。“唯物者”觉得，任何推断或观点必须立即出具有形的“根据”或“证据”，不然他们就说是“唯心”，继而说错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的话，那么不知我们会损失多少灵感，少多少发明。“唯物”就一定正确吗？“唯物”这个词出现的场景，都是用它去“揭批”一切暂时无法拿出直接证据的理念，包括因果报应、宿命论等。但现实不断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在捉弄唯物论者一样，不停的在上演因果报应的例子，可是，唯物论者，一概都说成是“偶然”，实际上就是直接否定他自己不待见或不愿面对的客观规律的存在，这在真正的追求真理的人看来，是一种鸵鸟政策。
“左”与“右”的概念，也是中国当政界、思想界的一对奇妙的词汇。这对词究其本意来说，似乎是指国家的意识形态 “马列化”或“毛化”的程度；在经济领域，又似乎是指行政指令对经济活动干预的程度。这个概念，也引申出了当代中国这么多年来的所谓“左右之争”。在多年来我对这个概念经历了反复的思索，一个隐隐的直觉渐渐浮现在眼前，这个直觉在告诉我：左右相对的概念，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这世界上，只有“左”与“正常”的区分，而并没有什么“左”与“右”。在中国道家传统思想眼光看来，越是高境界的人，越是在做事中体现无为的理念，具体说来，就是在一切事物中体现出“天道”，中国古代的很多君主正是因循了无为之道，才成就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太平盛世，人们把这些君主称为“有道明君”。无为的重要特征在于，并非以权势的威慑力治理国家，而是用规则去治理国家，而这种规则，则是对天道的一种具体解释。当代很多高度文明的发达国家，也同样是实践了这种理念：西方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其政治无一不建立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上；美国作为世界经济最强国，其经济、金融领域的治理理念，同样是将“无为”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创造了无数繁荣的理念，一个两千多年前老祖宗早就已认识到的东西——“无为”，我终于发现它其实就是当今政客们所说的 “右”。如果用这个词去衡量诸子百家的思想，似乎韩非的法家思想是最“左”，老子的道家思想是最“右”。在这些人看来，“右”便意味着“自由”、“放任”，他们没有看到还有层层无形的“道”在制约和均衡着一切，更看不到违背了“道”的一切人和势力都将受到道的惩罚，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人的干预，如果不干预就必定乱套，因而在“左”与“右”之间，取了一个“中”。殊不知，在这两者之间我们无论怎么取，其结果实质上还是“左”。实际上，当我们能做到彻底遵从规律、顺应自然、顺天道而为去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发现，“左”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辩证唯物哲学在未来该何去何从？它作为哲学来讲，并非一无是处，只是它不应充当全社会的最高指导思想。如果它现存的毒素能够被肃清，那么我们可以让它回归其本来的面目——逻辑学。逻辑可以说是语言的骨骼，也可以说是语言的外壳。它是客观真理在人类有限的认知上的投影。故而，“逻辑”和“语言”一样，充当的是人类对真理认知的载体。失去了所承载的内容，这些载体框架本身也就成了一对毫无意义的符号和恒等式。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是一种丰富化了的逻辑学，我们不妨将其作为语言的一部分，它负责描述事物的表面。而真正指导人类实践和生活的，不应是它，而应是“道”，这个来源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理念的一个词，这里代表着宇宙最本质真理的一个词汇，同时也被我们用来描述各个不同领域，乃至推广到宇宙的层面的没有逻辑和概念束缚的真理内涵。在具体的场合，“道”也许是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信条，又可能是某行业内的一种最高境界的规律精神，也可能是佛家道家的圣人度化世人所留下的修行的法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再是“适用于一切领域的普遍真理”。同时我们的语言也不妨发生革命，我们如果能够彻底摆脱沉重有形的逻辑概念的束缚，我们承载真理的语言体系也将有质的飞跃：我们语言也将回归简洁灵动，能蕴含层层境界的曼妙内涵，就像佛法的语言一样——如果表述者在那个境界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