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苏俄反共作家、一九五八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伯里斯．巴斯特纳克（Boris Pasternnak. 1890-1960)， 逝世虽近十年（编按：至今已经离世53年），但他那部因暴露共产制度罪恶和反映苏俄人民的精神状态而震动世界文坛的代表作《齐瓦哥医生》（Doctor Zhivago，又译为《日瓦哥医生》），却评价日高，流传日广。因之，巴斯特纳克的生命意义，已借着他的艺术创作，而永生于世界文学史之中；且因其站在真理的立场上，对全人类的反共斗争做出了高贵的贡献，而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二
巴斯特纳克，一八九0年二月十一日生于莫斯科 （注一）；一九六0年五月三十日病逝于他的故乡柏勒德基诺村（Peradalkino) （注二），享年七十岁，遗体按其生前希望，安葬于故土，俄国正教会的墓地。
巴斯特纳克有犹太人的血统，自幼在充满宗教与艺术的家庭气氛中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位名画家，母亲是名音乐家。他们和当时俄国第一流的艺术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交谊甚笃。巴氏自传中对他的幼年生活曾有这样一段描写：“……罗丁诺夫说我那天夜里骇得又哭又叫，但音乐声遏止了我的啜泣。当家母演奏完毕时，她过来安慰我。当时大厅里满是烟，钢琴的红木闪烁在烛光中，翼形的大钢琴，黑得如同男士们的礼服。其中有几位白发老人，以后我和他们都非常熟识，常常见面，那便是画家NN葛。尤其是家父常为其画插图的托尔斯泰，他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客，而他的精神更是弥漫在我们的家里。”从这段插绘中，我们可以看见对巴氏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童年生活；也可以了解到巴氏在思想上继承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的衣钵并非偶然。
巴氏深得其母之遗传，喜爱音乐，早年曾致力于音乐之研究，深受印象派作曲家司克利亚宾的影响，后入莫斯科大学专攻文学，毕业后赴德国入马尔堡大学攻哲学，甚得大哲学家柯亨（H.Cohn) 之器重。一九一四年学成后周游法、意诸国，并于大战爆发前回俄。综观上述，可知巴氏一生，深受西方文化和自由教育的熏陶。他于逝世前一年，一九五九年， 郑重向世界宣布：“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我是一个信仰神的人。”这是巴氏和“布尔甚维克”划清界线的衷心剖白，并非愤激之词。
三
巴氏自一九一二年开始他的创作生活，至一九六0年逝世，约近半个世纪之久。综其一生创作活动，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被称为“象征派诗人”时期：一九一二年，留德的俄青年学生巴斯特纳克，以象征派诗人走上欧洲文坛，置身于当时开始勃兴的现代主义的文学激流中，致力于象征主义和未来派的调和。一九一四年巴氏第一本诗集《云中的孪生子》出版。一九一七年发表《越过障碍》和《我的妹妹/人生》等诗篇。由于他的诗洋溢着丰富的热情和想像力，荡漾着音乐和绘画的美，使巴氏名重文坛。
第二，被称为“社会主义作家”的时期：“十月革命”初期——一九二二年巴氏发表《主题与变奏》，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又发表了《修米特上校》和《一九0五年》两部叙事长诗，获得俄共重视，遂有“社会主义作家”之名，并被当时苏俄最红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誉为“现代抒情诗的开拓者，俄国诗的革新者。”但由于巴氏不肯放弃人道主义思想、象征主义立场和未来派风格，因而俄共开始对他感到不满。“社会主义作家”的“高帽子”也就戴不长久。
第 三，被批评与被整肃时期：一九三一年巴氏出版《安全通行权》和《第二个诞生》两部诗集。诗集象征主义色彩愈浓，曾被俄共批评家们指为“颓废派的形式主义者”。接着，又因当时史达林开始整肃一些“不走社会义义路线”的作家，强要巴氏在档上签名，巴氏断然拒绝。一九三二年，他就遭遇了整肃的命运。
第四，长期沉默从事翻译时期：在苏俄，一个作家被整肃，即等于宣布他的文学生命的“死刑”。巴氏自一九三二年开始，即被迫搁笔，基本上停止表达个人思想的创作活动，退隐故乡，从事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克莱斯特等大师们的作品之翻译。直至一九五三年三月，史达林死前长达二十二年期间，巴氏除于一九四五年出版一本不关重要 的《小品集》外，可谓没有作品发表，也没有任何报刊接受他的作品。这段时间，巴氏羞与“社会主义作家”为伍，抛弃现代生活享受，寄情田园，耕译为生，生活极为清苦。
第五，重新开始创作生活及《日瓦哥医生》之出版：一九四八年，五十八岁的巴斯特纳克，正达人生炉火纯青的成熟境界。这一年，巴氏默默地重新拿起创作的笔，开始撰写他的不朽杰作——《日瓦哥医生》（并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份俄国“作协”会刊《日南米亚》上发表《日瓦哥医生》十首插诗），经过八年的辛苦努力，终于在一九五五年底完稿，于一九五六年初夏送审。这时候，正是赫鲁雪夫召开苏共二十大清算史达林之后，俄国舆论界、文学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公开讨论共产主义和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时期。于是，《日瓦哥医生》幸获批准出版，巴斯特纳克沉默了二十余年之后的第一篇重要学术论文——《关于莎士比亚之翻译》，也在一九五六年夏的《文学的莫斯科》上发表。同年十月，波匈事件爆发，整个共产集团为之震动，赫鲁雪夫式的“民主”结束，各种限制不仅重又恢复，而且较前更甚，于是苏俄当局宣布收回准许《日瓦哥医生》出版之成命，使这一划时代之名著尚未问世即成禁书。
但因巴氏曾于《日瓦哥医生》获准出版时，立即将原稿副本寄出俄国，并将外文译本版权售于意大利共产党员主办的“费尔特林纳里出版公司”，而赫鲁雪夫禁止《日瓦哥医生》出版时，则先假借作者名义，致电费尔特林纳里收回书稿；继之又通过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力量，阻止该书出版；甚至派遣俄国“作协”党组书记亚历克赛．苏尔科夫“友好”访意，通过意共组织与费尔特林纳里直接谈判，用尽欺诈手段，企图改变费氏之决定，甚至不惜以“如果此书出版，对巴斯特纳克的安全有重大影响”威胁费氏。但赫鲁雪夫的一切阴谋诡行，并未发生任何效果。
一九五七年冬，二十余万言的《日瓦哥医生》意文译本，就在米兰和世人见面。一年之内，便被译成十九种文字风行各国，发行数量无法统计，只知其确实成为自由世界最畅销的小说，而其影响深远， 一时无出其右者。因而被提名、推荐，并获“诺贝尔奖金征审委员会”的严格评审，而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当选为诺贝尔文学奖之得奖作，给作为一个作家的巴斯特纳克带来殊荣；也给作为一个俄国人的巴斯特纳克带来无尽的不幸与灾难（注三）。
《日瓦哥医生》这部震动二十世纪世界文坛的杰作，虽然风行自由世界，但在铁幕之内，却是无法读到。一九六0 年，自动组成的巴氏葬礼行列到达墓地时，曾有一位悲愤交集的青年学生，在墓地高声大喊：“他写的那部书是伟大的作品，可惜不让我们读！”这不只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俄国年轻一代不满、反抗的愤怒抗议。这声音，是对法捷耶夫（一九五六年自杀）所说的：“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正在蹂躏他们本国的进步文学， 极力不让先进的文学作品到达人民的手里。）（注四）等话语的最无情的讽刺和最彻底的反击。—— 事实最雄辩，在世界各自由的国家中，不难买到绥拉夫莫维支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书。但在共产国家中，却绝对无法读到《日瓦哥医生》。
一九六0 年六月一日《纽约时报》和《纽约前锋论坛报》在纪念巴氏的专文中这样写着：“巴斯特纳克今日受到一切自由地区的人们衷心崇敬，因为他是他们之中的一份子， 但他的祖国的同胞们，尚未给予他以应受的最高敬意。”（前锋论坛报）“将来的俄国人，必因巴斯特纳克在他如此深爱的祖国的土地上，于羞辱中度其暮年而感到可耻。”（《纽约时报》）（注五）
不久之后，苏俄政府，终于在世界舆论的的强大压力之下，成立了“巴斯特纳克遗著整理委员会”，全面篡改巴氏译作，并宣布出版经过“修正”的《日瓦哥医生》，作为其“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装饰”。
但是，较苏俄尤为专制、反动，并以杀害作家，违反艺术为乐事的毛共，却为此而大肆叫嚣，几年来从“诺贝尔文学奖金征审委员会”一直骂到“苏共中央”—— 即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为首的所谓“苏修集团”。
一九六六年夏，当毛共为了萧洛霍夫．米哈依尔．亚历山特洛维契（Sholokhov Mikhail Aleksnndrovich. 1905——）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大肆叫骂时，把笔头一转，拖泥带水，又扯到巴氏身上，毛共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发机构，一直在俄罗斯的作家中， 千方百计地搜罗‘东方叛徒’。他们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是如何如何地看重文学才华，但是……他们所承认的，并且努力寻求和大力发掘的，只是俄罗斯作家中的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天才’，而于一九五八年，基于政治目的，把奖金授于了臭名昭著的叛徒，—— 反共小说《日瓦哥医生》的作者巴斯特纳克。国际反动派并且由此掀起一个世界性的反苏反共的浪潮。”（注六）
一九六七年，当莫斯科电台传出了苏俄行将出版《日瓦哥医生》时，毛共的“宣传机器”，较前又为疯狂的叫嚷。说是：“苏修集团最近公然要出版叛徒作家巴斯特纳克的反动小说《日瓦哥医生》。巴斯特纳克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对列宁、史达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怀着刻骨仇恨。而在《日瓦哥医生》这本小说中尤其猖狂地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谓“西方国家得到这部反共作品，如获至宝，立即把它翻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大量出 版 ，并由美国的电影公司拍成电影，大量发行。他们借此掀起了一阵攻击共产主义，诽谤无产阶级专政的黑风。”最后又把结论“落实”到苏共的领导人身上，说“勃列日涅夫—— 柯西金集团同叛徒巴斯特纳克以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是一丘之貉。”时至今日，毛共这种“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的蛮横的叫骂之声，仍然时起时落，不绝于 耳。 （待续） ＠
注：
1. 《巴斯特纳克自传》：“依照旧式算法，我是一八九0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于莫斯科的律师之家。”所谓“旧式算法”，当指俄历而言。
2. Peredelkino. 也译彼烈德奴，或彼里德尔基诺，左彼星德基诺。在莫斯科西南约二十里处。
3. 巴斯特纳克不但因获诺贝尔奖而仅受苏俄当局的责难和辱骂，苏俄“作协”并且以得奖为由，开除其会籍。
4. 引自一九五二年十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法捷耶夫发言。
5. 引自五十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蔡辉作《萧洛霍夫的叛徒真面目》一文。
6. 五十六年五月九日新华社广播短评。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