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特纳克“见证”些什么？写下些什么呢？
首先，他认为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和俄罗斯本身最严重的错误和罪行。他借着他笔下的日瓦哥医生之口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思想比马克思主义更武断、更脱离事实。”
他说：“十月革命以来，人们所了解的促进社会进步的观念，并不能使我信服。没有任何实际的改善，只是谈谈就已经弄得血流成渠了。我不相信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改造生活”？说这话的人根本就不懂得生活是什么。他们把生命看成一块原料，需要他们来加工精制。可是生命决不是原料，它有自我绵延的原则；它经常地对它自己加以延长、重造、改变、转化；它决不是我们对它使用任何理论所能限定的。”
他说：“在‘共产革命’中，生活仿佛中断了。个人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世界上除了屠杀、死亡，什么活动都停顿了。”
巴斯特纳克对于狂妄无知而又以“救世主”自居的共产党徒，曾有最恰当描绘与评价。他说：“这些革命者除了摧毁和捣乱之外，什么都不行，因为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才干，他们是低能的。”而“这些作威作福的革命分子之所以可怕，并不因为他们为所欲为，无恶不作，而是因为他们好像失去了控制的机器一样，横冲直撞。”
但是，巴氏对于被迫害的俄国人民，却充满着悲天悯人的关怀与爱心。他深刻地意识到：共产党的统治，是对每个人的人性的虐杀；是使每个人精神分裂的根源。他正确地写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俄国人民的惨状和知识份子的痛苦。他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时代病。我想它的根源是精神性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都过着一种有系统的双重生活。如果你天天如此，经常发着违心之论，匐伏在你所厌恶的东西之前，庆祝一些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的事情，你的健康一定要受影响。一个人的灵魂不断受到侵犯，而要他不受损害，那是不可能的。”
很明显：巴斯特纳克的思想，不是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与托尔斯泰同出一源，滥觞于基督教思想。因此，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和辩证法唯物论者绝对不能相容。而他对我们今日所处的时代和人生的解悟，亦就和陷于物质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完全不同。一九五八年冬，他在答复斯德哥尔摩大学尼尔森教授访问时的谈话中说：“人们对于人生观正走向一个新的态度。在这个世界战争的新时代，在这个原子时代，人类本身的价值观念已经改变了。我们已经明白我们只是存在事物中的过客。我们必须在我们之间寻求安全。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抛开十九世纪的唯物观念。这乃是精神世界和我们内心生活与宗教信仰的再觉悟——所谓宗教，并不指它仅是一种重要的感觉。”
这就是巴斯特纳克凭他诗人的智慧、良知和气质，深入他的祖国的“黑暗时代”亲身感受所作的见证和有力的控诉，以及他对这一代人类的精神生活的明确指引。
共产党是最不喜欢说真话亦最怕听真话的。当巴斯特纳克被瑞典皇家学院宣布为一九五八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得奖人时，赫鲁雪夫眼见巴氏的代表作《日瓦哥医生》行将风靡全球，而苏俄四十年来的暴虐罪行亦将因而暴露于全人类之前；马列主义思想，即将遭受一次严重的打击。因而，他迫不及待的给巴氏罗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诬蔑巴氏“在精神上早已是叛国分子”，“现在又朝祖国脸上吐粪”等等。并且指使御用的苏俄“作家协会”开除巴氏会籍。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七十年来，帝俄、苏俄的凶神恶煞，巴氏全都见过，共产党所惯用的笼络、收买、利用；或者是打击、清算、斗争的卑污手段和毒辣政策，他久经体验，知之深矣。过去，他对史达林所加于他的迫害尚且置之不顾，又何况赫鲁雪夫，以至在他生命行程中的最后两年，成为反共的“罪犯”，但这对巴氏而言，已不是新鲜的事了。所以他泰然而无所畏惧。因为他始终坚信：“既使是未被武装的真理，亦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善良的精神，战胜邪恶丑行的日子将会到来。”凭此信念，他坚强地“生活到生命的尽头”。
五
巴斯特纳克的一生，也许是不幸的，但却是光荣的。他生前受尽了苏俄共产党的凌辱、迫害；他逝世，自由世界同声悲悼，但苏俄却等到第三天才发布他病逝的消息。
十分明显，不论是史达林还是赫鲁雪夫，或者勃列日涅夫，都是妄图以冷淡来奚落他，或以篡改他的著作来削减他的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些愚昧的暴君们忘记了：当北极的风雪，仍然封冻西伯利亚的时候，地球上的其他地区，早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因此，巴斯特纳克，虽然在他的俄罗斯祖国，生前失去尊敬，死后没有悼辞，但却在全世界赢得了衷心的敬意。
作为一个诗人、作家，巴斯特纳克的生命，较玛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也更加光辉，更具永恒意义。他的精神，永远是一面飘扬在铁幕心脏的反抗共产极权、反抗专制暴政的鲜明旗帜。
巴斯特纳克虽死犹生，他将永远活在人类的心中。（全文完）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