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国企窃取家庭财富 再平衡冲击中共政基

老百姓给坏账买单 家庭财富占据GDP的份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

【大纪元2013年09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过去十年,中国国有企业凭借人为压低的利率得以存活。但是生产效率低下和坏账的代价转移到普通老百姓头上。家庭收入在GDP当中所占份额惊人的低。彭博社9月26日发表迈克尔•佩提斯的文章说,中共当局声称要调整经济结构,也就是再平衡,但是国企在这个过程中将受到最大冲击。学者质疑:共产党会愿意摧毁它的政治基础吗?

迈克尔•佩提斯(Michael Pettis)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的高级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本文是他的新书《避免沉沦: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节选。

国营企业负回报

文章说,在了解中国增长模式的时候,人们需要记住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的影响。它是中国快速扩张和极度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国营企业,就像其他大型投资者一样,受益于人为压低的利率,并且很容易证明,在过去十年里,他们是大规模的价值破坏者。

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做的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年,超过100%,也许接近200%的中国国营企业的总盈利可以用价格垄断和直接补贴来解释。如果没有这些补贴,根据天则研究所,国营企业获得的是6~7%负回报率。

价格垄断和直接补贴代表着收入从家庭领域转移到经济活动。价格垄断通过收取消费者更高的价格实现。直接补贴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比如补贴土地和能源价格是通过不同形式的税收或通过压低利率的政府借贷来支付,通过压低储蓄利率的方式,它们有效的把成本转移到家庭。

利率补贴是国企盈利好几倍

文章说,比上面两者更重要的是间接补贴。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于大型的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压低的借贷成本。香港金融管理局属下一个研究机构在2009年做的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年,中国整个国营企业的总盈利可以用隐含国家担保造成的低至1%的借贷成本来解释。

由于利率被人为压低至少5~6个百分点,甚至更多,仅利率补贴这一项就达到国营企业总盈利的好几倍。这些非常低廉的利率鼓励对投资的傲慢态度,导致十年前银行系统显着的不良贷款,也可能导致今天同样的情况。

老百姓给坏账买单

文章说,在上一个银行危机之后,中国老百姓用两种方式来给这些坏账买单:首先和最明显的是,央行操控的在储蓄利率和借贷利率之间的相当大的差距保证了银行领域的可观利润。这些利润允许银行吸收不良贷款。

更重要的是,通过人为压低利率到远远低于名义GDP增长速度以下,甚至达到负实际利率,过去十年央行每年有效的授予企业大量的债务减免。如果利息设定的足够低而本金可以不断滚动的话,破产企业可以轻松的继续还本付息。

家庭收入占GDP份额非常低

文章说,我们知道家庭为所有这些坏账买单,因为在经过了20年的快速GDP增长和快速家庭收入增长之后,中国十年前的家庭收入占据GDP的份额非常低。在2000年,家庭消费占GDP的46%。

在2000年之后,家庭的财富占据GDP的份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下降。从2000年到2010年,家庭消费从GDP的46%下降到惊人低的34%。

如果不消除这些补贴——它基本上意味着放弃现有增长模式——它将不可能提高家庭和消费在GDP当中的份额并维持中国的高GDP增长。换句话说,中国必须停止从家庭转移收入到国家并且实际上必须逆转这些转移。随着中国家庭收入和财富在整体经济当中的份额提高,中国消费也将提高。

再平衡将让国营企业受到冲击

文章说,再平衡的真实代价将落在国营企业身上,当我们考虑中国必须做出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记住这点。

在过去十年,在迅速扩大的经济馅饼当中,国家和企业的份额也在扩大,这意味着国营企业和经济精英控制的资产价值的巨大增长。当然,家庭在扩大的经济馅饼当中的份额收缩了。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馅饼迅速的扩大还是确保家庭收入增长相当迅速,即使家庭在整体收入当中的份额下降。

当我们逆转这个过程的时候——如果要再平衡我们必须这样做——任何GDP增长的减缓可能在家庭领域感受到的是最小的(如果再平衡是得到有序的管理)。但是即使非常高GDP增长的情形也必然带来国营企业收入和资产增长放缓。当然,如果GDP增长实际上急剧放缓的话,就像我预计的那样,国营企业资产的价值增长将下降的更加急剧,并可能变成负值。

这是困境所在。国营企业增长速度的改变将几乎肯定处于北京在未来几年被迫对付的困难的核心。当国营企业价值以双位数增长的时候总是很容易让政治领导人高兴,就像过去十年那样。随着GDP增长放缓和国营企业放缓的更多,一位数增长甚至收缩,它可能将变得更加困难。

遏制国企等于摧毁共产党政治基础

文章说,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说,缩小国营企业的权力“将使得中国经济远远更加有效和充满活力。”“但是很难想像,一党专制政权将愿意摧毁它的政治基础。”

当预测中国的未来的时候,太多的分析家们系统地过分强调了中共领导层的意图。如果政府宣布,它计划达到某个特定目标,比如提高消费在GDP当中的份额,或者让铁路长度翻番,或者让家庭收入在未来十年翻番,分析家往往迅速的把这些目标纳入他们的预测,即使完全不清楚北京统治者要如何达到它。

佩提斯认为,人们可以尽情讨论中共宣称的计划,但是它实际上所作的将会受到经济可能性的限制。裴敏欣说,人们可以尽情讨论中共将遵循的经济政策,但是它实际上所作的将受到政治可能性的限制。如果把裴敏欣的政治局限性加上佩提斯的经济局限性,人们将得到一个中国将发生什么的更加准确的预测。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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