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非学校化教育”在中国缘何如此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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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9月29日讯】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公布的《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披露,目前中国大陆“在家上学”的群体规模约为1.8万人。如果算上家庭学校、国学学校等就读形式,接受“非学校化教育”的学生人数已达到了10万人左右。

相比中国总人口约13亿的这个庞大基数以及参与学校教育的学生超过2亿的总数,接受“非学校化教育”的10万人或许只是九牛一毛、微乎其微。然而,选择走出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开始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这种趋势的本身以及家长做此选择的原因和立场,都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非学校化教育”形成的动因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报告》中一组对家长态度进行调查统计的数据表明,“不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的孩子家长占到54.19%;被调查的家庭中,62.01%“在家上学”的孩子曾经有过在学校学习的经历。对此,中国“壹基金”的秘书长杨鹏感触颇深的说:“如果孩子能够很正常的在学校里面走的话,我可能不会做家庭教育,他自己不满意,这样就回来了。”

可见,中国的学校教育体制是如此的不招人待见,甚至让人心生反感。从学校教育普及至今,其填鸭式的教育模式、以应试为目地的教育诉求不仅扼杀了孩子的天性自然,使孩子丧失了独立性和创造力,更让忧心孩子成长的家长们对学校教育大失所望、怨声载道。尽管有人提出,美国及其它世界各国也存在着大量的家庭学校,全球都有因家长不满学校教育而自主建立的以家庭为基地的学习方式,因此,“非学校化教育”的萌发似乎不应归咎于教育体制的问题;然而正是由于体制的不同,中国家长对教育所产生的质疑和不满与国外家长的不满根本上截然不同。由于西方教育的独立性以及主流社会秉承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西方国家学校的整个教育环境和学习氛围是自由、开放的。在这种大环境下,老师和家长的想法所表现出的差异则更多体现在教育内容的侧重以及课堂形式的多样上,而产生这些不同想法的初衷和目地也都是为了尊重孩子的诉求,使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而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党专制”导致特权在教育领域大行其道,教育依附于政治,并受制于政治,而强调统一、绝对服从的学校教育往往使孩子陷入单一、极端、高压的学习环境中,久而久之,他们既不懂创新,也不会思考,甚至是非不分、人格扭曲。在目睹学校教育给孩子带来的不良影响之后,家长们便在“教育理念”以及孩子应建立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认同上开始与校方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那些已然看清学校教育所带来的弊端的家长,恐怕不会愿意继续让孩子在扼杀天性的学校教育中饱受洗脑和灌输的摧残。

事实上,无论是有经济实力送孩子入学的殷实家庭,还是没有能力供孩子上学的贫困家庭,中国的父母都在为回避不合理的学校教育制度找寻新的方式和出路。然而按照官方的说法,“非学校化教育”目前在中国尚未实现“合法化”。因此,对于那些在学校教育之外找寻其它方式的家长来说,政府的定性犹如一块巨石,牢牢的堵在了“非学校化教育”这条试图开拓的新路上。2006年,上海市教委就取缔了一家在当地开展家庭教育的私塾,理由是这所私塾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相关规定,属于“非法教育机构”。根据国家制定的现行的义务教育法,孩子只能以“身体状况”为由提出“延缓入学”或“休学”,并必须由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政府提出申请,获批后才能执行。如此,与其说法律规定“非学校化教育”不合法,还不如说是政府的强加阻拦遏制了这种教育方式的发展。在谈“自由”色变的当今中国,恐怕只有完全丧失自由,受制于政府的铁腕之下才谈得上“合法”,而任何试图摆脱专制、独立于专制之外的行为和方式都将被打上“非法”的烙印,受尽专制的打压。

或许,人们开创“非学校化教育”的初衷正是为了探寻某种获取自由的契机,但只要是“一党专制”的雾霾继续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呼吸自由的空气便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而“非学校化教育”这种企图获取自由的新型教育方式也将持续尴尬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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