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花鸟画
在中国绘画中，花鸟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除了本意花卉和禽鸟之外，还包括了畜兽、虫鱼等动物，以及树木、蔬果等植物。唐代花鸟画继山水画之后独立画坛，着录中计有花鸟画家八十多人。
如薛稷画鹤，边鸾、滕昌佑、刁光胤画花鸟，曹霸画马，韩滉画牛，冯绍正画鹰，李泓画虎，李逖画昆虫等等，不仅表现了强大的阵容，而且各自都有杰作。表现技法有白描、工笔设色和水墨淡彩、没骨等多种。
薛稷画鹤成就很高，他画的鹤，能够极尽其妙，或啄苔剔羽，或阔步顾视，或上下回翔，曲尽情状，形神兼具，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故言鹤必称稷，以是得名”。
而令人更为赞赏的，乃是薛稷笔下所表现出鹤的那种超脱逸达，而又傲骨十足的气质，即所谓“昂昂伫眙，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的清高标格，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文人隐士风骨的象征。
鹤亦寓意吉祥，薛稷尝创六鹤屏风样，“屏风六扇鹤样，自稷始也。”其代表作〈瑞鹤图〉五幅是卷轴画，另有鹤画壁画多处，在长安、成都等地厅署壁上都曾画鹤，也都是公认的杰作。
杜甫有诗赞道：“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似长人。”
边鸾被美术史家称为“花鸟画之祖”，其构图多采用“折枝”式，“折枝”式即花卉画法之一，不画全株，只画连枝折下的部分。这种构图是中国传统花鸟画特有的民族形式，一直为后人所沿用。
边鸾画花鸟，“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妍”，能得心应手的表现鸟雀羽毛的万态变化，春花绽放的千种姿容。如贞元年间新罗国进献孔雀，诏令边鸾图写其貌，“翠彩生动，金羽浑灼，若连清声，得婆娑之态”，所画孔雀像在轻声鸣唱，又像在用礼仪迎接贵宾的到来。
唐代有许多画马名家，描绘和塑造马的艺术形像，其中以画鞍马最盛。曹霸擅画人物肖像，尤擅马，所绘的马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画出了马的矫健勃发姿态。曹霸画人物和马曾得到杜甫的赞誉，杜甫在〈丹青引〉一诗中谈到曹霸画出了良相、猛将的威仪，也画出了天马的“迥立阊阖生长风”的英姿。
韩干绘画大多数以马为表现题材，他画马不拘成法，注重观察和写生，代表作品〈牧马图〉、〈照夜白〉都如实的为马写真，表现了马的高健有骨气，奔腾飞跃，“迥若寒空动烟雪”。
韦偃也是画马名家，〈牧马图〉为其代表作品，表现了皇家牧场的放牧情况，用长卷的形式画了各种不同姿态的马上千匹，牧马人一百四十多位，场面宏伟，气势浩大。
唐代花鸟画中，画牛也是主要的题材之一，如表现的有归牛、放牧、渡水牛、耕牛等。韩滉画牛精妙，其代表作品〈五牛图〉声名远播，被赞为“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他画了五头样子不同的黄牛，有的吃草，有的缓步慢行，笔墨层次丰富，神态生动。从牛不同的姿势、各自的眼神，使人似乎可以感受到它的憨诚、健壮、朴厚、勤奋的性格。
韩滉擅绘人物及农村风俗景物，摹写牛、羊、驴子等动物尤佳。其著名作品〈田家风俗图〉和〈丰稔〉等，这些作品内容极为丰富──牛羊、乡野村田、五谷丰登、以田园风光为背景，从中表现一种农家生活质朴自然的美。
韩滉开创了田园风俗绘画的先声，形成了以其为首的田园风俗绘画一派，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中国的花卉画中，特别是文人画，往往把画的对像人格化，更提高了审美的意境，这在四君子画中尤为明显。以梅兰竹菊象征人们的崇高品格，以喻君子之风，或冲寒先发，或幽谷自香，或坚贞刚毅，或劲傲冰霜，文人画对人品在画中的反映极为重视。
在画史上，绘画上出现梅兰竹菊题材始于唐代，从此成为文人画家喜爱的题材。如边鸾、于锡擅长画梅花，王维画〈兰竹图〉，刁光胤画〈竹菊图〉。
唐代画竹非常盛行，国画中的墨竹就是唐代创始的，画竹名家很多，如萧悦画竹惟妙惟肖，白居易为之题〈画竹歌〉中写道：“举头忽看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赞其画艺高超，生动的表现出了竹子的声音和动态。
唐代绘画反映了唐代社会人与人、与宇宙、与天地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从唐代画家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其纯净的心态和向道的精神。心有灵犀，就能领悟其画作意境，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使人净化心灵，敬信神佛，以道德水准衡量一切事物，关爱天地万物。
其实一切正统艺术无不如此，含蕴着宇宙人生的深刻道理，启发人们感悟人生的真谛和完善理想道德人格，面向天道，超越人生，追求光明而美好的境界。@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