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黄清综合报导）1月14日，大陆媒体《东方早报》发表名为《中国的超级富豪从哪里来》的文章披露，大陆富豪多有党政军背景，其中曾经三次入选“中国首富”的王健林父亲曾任西藏副主席，他曾亲口承认大陆富豪难有不行贿的。而此前据外媒统计，上过富豪榜的大陆富豪很多难逃牢狱之灾的“魔咒”。
该文选择的富豪来自：在“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主榜上从2003到2012年，所有曾经在胡润或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上出现过的有效个案数，合计211个。
据《福布斯》2010年的全球富豪榜曾估测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列全球第二，仅低于美国。此文作者吕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大陆富豪政治背景探秘
文章作者试图搜寻富豪们父亲的信息，但仍然有16.7%的企业家的父亲的信息完全无法获知。
据作者研究发现，这些被评估的富豪父亲曾经担任过党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总人数是33，占总比例15.6%，其中有两名企业家的父亲可以算作高级干部：一名是“红色资本家”后代荣智健，另一个是“红色贵族”王健林。荣智健父亲荣毅仁曾于1993到199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王健林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
而且，至少有10%的“第一代富豪”实际上来自于现有体制中的上层家庭。此外，来自“非核心家庭成员”的支持，尤其是婚姻、母系、海外关系的支持，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些人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各种渠道移民境外，并极大地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倒爷潮”和对“外商”投资的特殊照顾政策。最初的启动资本，也与他们的家庭网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另外有10人的父亲是中级干部，他们是陈宁宁、潘石屹（夫妇）、马化腾、朱保国、张涌、黄茂如（夫妇）、戴皓、黄怒波、张克强和刘长乐。大多数企业家的父亲，如果是在党政军群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是基层干部。符合这一范畴的，有21人。虽然这些人的创业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很明显地受到其家庭背景的优惠。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调查只是考察父亲的职业，另外一些重要的家庭背景会被遮蔽掉。有的更为重要的家庭背景是来自于母系。
此外，数据显示大约有四成富豪在创业前有过在体制内工作的经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下海”，主要还是因为当时低微的工资或压抑的工作环境。最后一份体制内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份工作既可以提供市场信息和工作经验，也可以提供人脉。
中国首富发家史揭密 “哪家企业未行贿?”
近十多年来，至少有上百名进入富豪榜的民营企业家，因卷入中共官员贪腐案落马。作为大连本地的企业家，王健林在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否认他与薄熙来有任何关系。
2012年5月30日，王健林接受外媒《金融时报》专访时称和薄熙来很熟悉，但是工作关系，他还说：“在中国，没有几家企业敢公开说‘从未行贿’。”
2013年9月11日，胡润百富榜发布，59岁的“地产大王”、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1350亿元人民币（约合220亿美元）财富再次成为中国首富。2012年5月9日，《新财富》杂志发布500富人榜，王健林460亿身家成中国首富，2010年、2012年、2013年，王健林三次坐上中国首富宝座。
资料显示，万达创业于1988年，这一年，王健林从大连市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请缨“主政”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当时万达是一个欠债149万元、濒临破产的企业。而此时，薄熙来已经是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并于第二年升任大连市委常委、副市长。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唐钧表示，商人和政治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政府和商业都有危害，中国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官员与房地产企业亲密无间，随时都可能出现问题。
中国富人海外移民规模惊人 21.8%是“海外身份”
据公开的材料，在211名被调查企业家中，至少已经有46名企业家不是中国大陆身份，占到了21.8%。这当然只是一个最保守的估计，而且并不包含他们直系亲属（尤其是配偶和子女）的国籍情况。即便如此，这个比例也高得令人吃惊。其他学者或观察家对中国富人海外移民规模的推测则要更为惊人。
一些富豪乐于公开自己的外籍身份甚至深受其益，另一些富豪的“海外身份”的曝光则非常的戏剧化，且往往引发激烈的争议。
大多数公开的版本都很类似：一个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跑到海外（非法地或合法地，或半合法地），并在若干次失败和成功之后站稳了脚跟。这些人出境的方式如何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沿海地区与境外的联系和走动就很频繁。真正有意思的是通过利用海外关系发家，是中国富豪相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兰）富豪们的另外一大“特色”。
一些大陆公知警告，中国企业家和资本在急剧外逃。美国《外交政策》曾引述一位中国最成功的投资银行家称，他自己也在申请移民加拿大。“我的商业客户十之有九在申请移民，如果他们还没有的话。”
太子党跟商人形成权贵利益集团 绑架了中国经济
2012年5月30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加内特（JOHN GARNAUT）的长篇报导，以曾庆红儿子为例讲述了中共太子党权钱交易的内幕。
文章披露，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利用权力化公为私，一次性侵吞9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文章揭示，太子党跟商人通过权钱交易绑在同一条船上，形成权贵利益集团，绑架了中国经济。
2007年大陆《财经》杂志发现净资产达到94.7亿美元的国营电力公司鲁能的92%的股份，已经以4.78亿美元的价钱被秘密转移给了两家不知名的私营公司。当中共领导人了解到卷入此事的太子党的身份之后，他们施加压力给杂志出版社和编辑，逼迫他们追回一篇已经到达报摊的后续报导。《财经》援引一份文件暗示新业主可能从这笔交易中获得90亿美元的暴利。
《外交政策》已经得知涉入该案最敏感的个人是曾伟，他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副手曾庆红的儿子。迄今所知，交易者双方没有人受到惩处。
外媒报导称，当年曾庆红对于统治集团的关键影响力怎样估计都不为过。曾庆红撮合了一项协议，让中共互斗的两派同意让习近平作为未来主席。2008年，曾伟在悉尼豪掷3,200万美元购得一栋九车位车库的宅邸，成为太子党当中炫耀财富的最恶劣的确凿例子。
上富豪榜的中国富豪的牢狱之灾
2013年8月出版的《国际金融报》一篇报导称，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至少有上百名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落马，包括至少23名福布斯或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牟其中、杨斌、仰融、周正毅、顾雏军、唐万新、周小弟、田文华、兰世立、黄光裕、黄宏生、李途纯，徐明等等，其中担任过中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职务的至少有15人，曾获中共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优秀民营企业家、三八红旗手、风云人物、杰出青年等荣誉的超过40人。
胡润富豪榜自1999年开始发布，很快就受到中国富豪的冷遇，被中国部分富豪视为“洪水猛兽”，其原因就在于富豪背后都有复杂的政商关系。
据《自由亚洲电台》2012年9月11日报导，香港时事评论人士何亮亮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做房地产必须与官方说得好听是合作，说得不好听就是利益的互相输送。
“因为中国各级政府都是大地主，卖地卖给谁？让谁作发展商？这里面当然是有讲究的，而且是大中小地产商都有。这些官僚百分之一百是与企业家、与富豪是有牵连的。”
法新社2012年9月11日引述一位北京经济学者的话说，胡润百富榜中有近17%的富豪在过去受到了官方控罪、调查或拘捕，而在胡润榜之外的中国商业界中却只有约7%，这一现象似乎也是中国富豪对入围胡润百富榜喜忧参半的原因。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