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1月16日讯】梁君新将军是徐芳栌先生一九四九年从江西南渡台湾的袍泽故旧。我有幸一九八九年作为旅欧第一批大陆学人访问台湾并结识前辈徐芳栌先生，现在又有幸由徐先生而得以在梁将军的《两岸之路》第四版出版之前阅读此书，并被允作序。为此诚惶诚恐写下心得，希望不负梁将军大作对世人，对后辈之望。
一.史料丰富、描述清楚
梁君新将军的《两岸之路》记述了台湾和中国大陆两岸分合的历史，其条理之清楚，资料之广泛，理念之明确让我佩服，且受益匪浅。
我之所以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思想的角度来评述梁先生的著述，因为我的专业是思想史，科学史。在我所有的治学和研究工作中，历史是一切的基础。尽管我自以为阅读过很多历史典籍，但是阅读梁君新将军的《两岸之路》，我感到，它为我了解两岸关系历史，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很多新的知识，以及思考线索。
这是一本大约三百页的书，但它居然涵盖了近二百年来涉及中国，以及两岸关系的几乎所有的事件。它编年史式地梳理了整个历史，可说是每一页、每一段都充满具体的内容。然而如此一本书读来你却不感到拥挤和劳累，这就让人看到梁君新将军掌握及驾驭这些材料和文字的能力。
这本书涉及的不仅有正史内容，还有很多在当时是如何报导反映这些事件的报刊内容，民间口传这些事件的史料，乃至梁将军本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亲自经历的，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亲自走访的见闻。由于所有这些材料都是围绕历史而来，所以你读来不仅没有觉得繁琐累赘，反而增加了历史的生动。而对于错综复杂的历史数据，由于梁先生在交待这些材料的时候，客观且清楚、明确，因此也没有减低这部历史作品的严肃性和可信性。对书中索引的那些议论、见闻，传说，甚至某些团体展览的材料，你尽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参考、思索，用你自己的头脑去辨别。
为此，《两岸之路》不仅为希望统一的人，用何种方式走向统一的人，也为寻求独立的人，为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判别和探究的线索和数据。由于任何人都无法绕过这些历史，和历史所展示的这些意义。所以这是一本难得的对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来说都值得一读的书。
二.史学传承-文以载道
毋须否认，在我第一遍读《两岸之路》的时候有很多困惑，首先就是治史方法的困惑。步入学术研究之路后，我读的是近代西方先哲们的书，研习的是当代西学的治学方法，因此对于历史学，我脑子中的框架是当代西方的描述方法，对数据的考究追索，对主客关系以及概念的探寻。梁君新将军的《两岸之路》显然和这些方法有所不同，这让我深思。然而，这却的确是一部历史著述，而且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书。由此，梁君新先生的著述让我想到中国文化中的治史，中国传统中的治史方法。
前辈贤人为我们留下的文字传统是文以载道。这个精神当然也渗透在中国历代的历史著述中。中国人推崇文化是因为推崇“道”，推崇文字是因为推崇“道”，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人重视历史。在中国的文字文献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记述。从战国以来，无论《左传》，《战国策》，乃至《论语》等书，记述论说都离不开史，更不要说《史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典籍。
细点前人历史著述，其实很多都和《两岸之路》类似，记述中正史文字，口述相授，野史见闻，交相出现，然而这种特点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些史书的价值和永恒性。那些史书也都凸显着某种道，但是也没有让人感到僵硬，专断。
照说这个“道”，如果对应于今天西方的治史方法很有些令人怀疑的地方。因为一部历史如果以一个观念，一种意识形态为目的，那么这部历史就一定不是历史而是一部宣传品，意识形态的工具。然而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以及文献中，文以载道，以史载道却不给人这种感觉。梁先生的书让我思索，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是因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根本的形而上学前提不同，价值不同，所衍伸的思想框架、学术标准和目的结果也就不同。
西方是二元的，从上帝和人的对立二元，上帝为人立法到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和物质的对立，主客体的对立。但是中国文化却并非如此，中国人是天地人，天人合一，人神互相渗透，中国文化中的“道”的根本是人的伦理，文化之内化，而非所谓客观的“法”，规律，绝对化的真理。所以中国文化中的文以载道的道绝非意识形态，它不是西学意味的观念，而是一种伦理，一种关系。
在这种意义上，梁将军在这部历史中宣扬的是一种文化，一种内化之“道”，伦理之“道”，无论你接受与否梁先生的观点你都可以仔细阅读本书，就如你读史记，读二十四史，你不一定同意记述者的观点，但是都会有所受益。
在这种意义上，《两岸之路》有一个非常明确地思想领先，那就是国家的统一，但是它却绝非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作品。因为梁君新将军书中的“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国”，而既非西方那种种族优秀的“日耳曼之国”，先进阶级的“无产阶级之国”，也非今天一般现代意义上的那种“国”，而是中国传统意义的“国家”，或者说“家国”；那种“统”，是文化之统，内化、伦理大道之“统”。所以《两岸之路》从思想到方法可说是一部真正的中国文化中的历史著述。
三.文化灵魂-家国情怀
梁先生的《两岸之路》一书让我惊奇和深思的第二点是，治史并非易事，尤其是驾驭史料的思想和精神，也就是一般说的文气——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前人苏辙论“文”曾说：“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梁先生戎马倥偬一生，晚年书写历史，竟能立马造桥，何来如此内在之气，跌宕之气？何以退休后竟然能如此迅速地治出这样一部清楚明了，内容丰富的《两岸之路》？
如果把这本书只是说成是他退休后的辛勤耕作之力，我是不能够相信的。
细读全书，细品梁先生的一生，琢磨梁先生所推崇的文化大道，我恍然大悟。贯穿梁先生《两岸之路》全书的气原来就是我上文说的中国文化传统之气，中国传统中的家国情怀。正是这个家国情怀，文化传统致使梁先生能在二十岁的时候投身军旅，跟随一个几乎无望的“败军”走向海角。所以贯穿梁先生《两岸之路》的浩然之气，绝非一日、一年之功，而是一生、一世之功。梁先生能在如此众多的历史资料中驾轻就熟，随心所欲，如庖丁解牛，其源头在六十年前的江西。
读梁先生的《两岸之路》，最核心的，最根本的是围绕民国以来的历史发展，是梁先生在这个历史中为我们展现的源远流长的传统的价值与文化基础。
梁先生在《两岸之路》中展现的价值和文化基础，在我来说是熟悉的。这就是我在读中国经典的时候，在传统的诗词歌赋中，在戏剧中，在民间传颂的各种故事中所熟悉的那种“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从春秋战国时的勾践屈原，到三国两晋的诸葛亮王猛，从传说中的杨家将到历史上的文天祥，充斥在中国文化中的每个角落。
这种家国情怀我在研究当代西方思想史，在研究极权主义共产党的起源的时候曾经促使我对东西方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概念做过探究。它使我看到，在西文中的“国”一词是没有家的意思的。我们中国人错把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对应了西文的“国”。
研究极权主义文化起源的文化政治社会学家弗格林（E. Voegelin）曾经说过，近代人们从契约等来研究国家的所谓客观性起源，实际上这种研究忽视了国家产生的形而上学前提，文化基础。近代西方国家是产生在基督教基础上，它其实是一种基督教教会制度的演变。离开基督教无法理解解释现代国家的形式和内容。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国家和社会的产生发展，它的形式一定像一切事物一样具有形而上学的前提。这就是说，当人们在做一些事情，构成一些关系，产生一些看法的时候，没有纯粹的客观，它都有一种非理性的前提，形而上学前提。这就是科学哲学中的观察渗透着理论，没有中性的现象和客观。这在社会的发展中当然也是如此。没有一种国家概念能够纯粹客观地解释，现代国家观念完全是西方的产物，西方在形成这样的国家的时候自然都渗透著文化和思想的痕迹。而西方文化是人神的分立，人神的对立，传统基督教社会，神为人立法，现代社会国家为个人立法。你只有对神的服从和义务，神没有对你的义务和责任，神祇有管理你，教导你，告诉你做什么。社会主义者不过是希望国家能采取更公平的方法，建立另外一种秩序。但是与此对比中国社会形成的国家及其观念就和近代西方国家的观念不一样了。
中国社会形成的国家在中国特有的形而上学前提下，特有的对于天地人的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下形成的。为此，中国人把一切建立在伦理基础上。中国的国实际上是“家”和“天”之间的一种形式。前辈贤人曾经强调过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与“天”的区别：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顾炎武先生的国家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更绝非种族或者狭小地域的绝对化，而是一种联系体、承载体。在这种意义上，细考“中国”传统，从来也没有过国家至上、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人的伦理至上，更遑论所谓地区至上了。
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中国文化真实的核心。因为这个天下是和家庭紧密相连的，和每个人紧密相连的。而这个联系又既不是当代西方文化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中，共产党社会中的所谓“物质”的联系，也不是他们所言的那种宗教关系，而是生命的伦理联系。
中国文化中的神和天子不仅管理你，而且对你负有责任，天子不是上帝，如果他不尽责，不仅讲究伦理就可以以革命推翻它。为此，中国的“国”和“家”和个人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三纲五纪中君臣父子在思想领域中是同等级别的关系。
任何一个对于中西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看到，中国历史中的那种家国情怀，保家卫国的故事，在西方历史中几乎不存在，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两种文化的价值基础，形而上学前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贯穿于梁先生《两岸之路》的最根本的，让梁先生引以为使命的正是中国人血液中的这个“天”予之任。
四.传统中国-分久必合
《两岸之路》既然是谈统一和分裂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历来都不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也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这句话实际上有着一般说者所未曾想到的更为深远的意义。
如果我们稍加注意世界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并非是一个普遍命题。在西方历史中就从来不是如此。希腊时代的那种程度的一统，罗马时代那种规模的统一，在欧洲从来没有如中国历史那样有规律地再次发生过、重复过。欧洲国家一旦分离，很少有重新再合的。事实上还不仅如此，本来如同中国地方语言那样的同一语种在一旦发生所谓国家分离后甚至变化成格格不入的两种新的语言，从此更无可能分久必合，例如荷兰语和德语，荷兰与德国。
西人学者比我们更敏感地看到这个历史现象。德国汉堡的一位汉学家在八九年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由于民族问题而分崩离析谈到两岸问题时曾经提请西方注意，西方人不必对台海两岸的分离问题那么认真，中国独特的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的统一性，那种分久必合的特点。
美国中国历史研究者费正清和赖肖尔在他们著述的中国史中则特别提到，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独特的特点是，无论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分裂都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走向统一。他们认为，文字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因为无论有多少种地方语言，但是只有一种文字。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象形文字是决定传统中国社会政治走向统一的根本的原因之一。因为拼音文字很容易造成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从而使得社会一旦分离就越走越远，没了分久必合的条件。
我以为费正清的这个说法是只见枝叶不见根基。形成中国特有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文字，而更多的是因为这句话的形而上学前提——价值前提，也就是文化前提。中国文化是在人的，生命的伦理基础上，国不过是天地人——天地和人之间关系的产物、联系物。天下大势说的是天之势，为此天人当然必合了。而西方人对人和世界的认识来说却并非如此。近代以前的西方，政教合一，“权力”拥有绝对性。近代以后的西方，政教分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传统教会的位置，它是立法统治的机构，如黑格尔所说，拥有绝对性。这是西方二元文化的一个典型特点。
在西方，不要说国，集团，就是父亲、母亲和子女在上帝面前也都是平等、各自独立的，没有任何责任关系、伦理关系。所以在圣经中耶稣说，“假若任何人到我这里，而不憎恶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一己的生命，他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来并不是使世界安宁的，而是使它纷扰的；因为我来了将使儿子与他父亲不和，女儿与他母亲不和，媳妇与他婆婆不和。”所以，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只是在中国文化的前提下才存在。在别的前提下，分并不一定会再合。
在中国文化前提下，国之分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春秋战国之分，三国之分，五代十国之分，甚至被不同民族统治都不是问题。所以晚清甚至有汉人儒者，如王国维、梁济为清廷殉身。梁济在遗嘱中说，“吾今竭诚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济之死，系殉清而死也。……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为此，现在读梁君新将军的《两岸之路》，如果你对那种家国情怀，那种深厚的生命伦理的理解，文化使命感不理解，没有共鸣，你就不会理解那些一生面对枪林弹雨，生死置之度外的奋斗者为何对于两岸问题如此执著与投入。这是屈原以降，两千年的中华文化情怀，人文情怀，家国情怀的结晶。
在这种意义上，对中国人来说，从来的统一意味着的是文化的统一，价值的统一；《两岸之路》一书展示的也正是这一传统中的家国情怀，文化情怀！所以才有“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坚持。
五.《两岸之路》-勿忘前程
然而，《两岸之路》描述的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中的统一和分裂问题，全球化、西方化的碰撞压迫下的统一与分裂问题。为此，这本书描述的这一段历史所面对的统合问题也就分为两类问题。
首先，如前所述，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产生的分和统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类统合问题，在最近的历史中就是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割据。这样的分裂，对中国人来说是毋须忧虑的，因为文化最终将使中国统一。然而，问题在于在梁君新将军的百年描述中所产生的第二类，也就是北伐其后我们面对的原来越严重的分裂和统一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分合问题，而是现代化、全球化或者说西化中带来的分合问题。
我之所以认为这个问题严重，因为它一旦分离，就不必然地如同历史那样再带来“分久必合”的结果，而是可能永远的分裂，像如今的欧洲一样，不大的地方，虽然语言相近，或者说同种语言基础，却分裂成几十个国家。
我之所以认为这第二类分离严重也因为梁君新将军在书中已经非常明确地、不断地谈到，传统价值在现代化、西化的冲击下受到了否定性的乃至灭顶性的重创。这个形而上学前提的毁灭和改变在我看来将导致传统中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再可能。
对于这种倾向，《两岸之路》中清楚地记述了这第二类分裂的主要代表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就是“无国无家”的马克思主义。它之所以会如此因为共产党的思想方法是来自西方的最极端的二元论，并且它不仅二元，而且极为教条、武断地自以为自己代表绝对真理，代表最高的天。而这就决定了它的第二步，无法无天、无伦理地建立国中之国，并且毫不掩饰地用一个外国名字——“苏维埃”。它的第三部就是彻底的一元论，一党的极权主义专制。为此，无论它的来源，产生的基础，还是它的绝对化的主张决定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价值的态度，从而就决定了这种分离是一种彻底告别中国传统，告别“中华文化”的分离。而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种分离的思想基础上，即便是“合”到共产党统治下也意味着未来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分离。欧洲历史，罗马崩溃后的历史，苏联东欧南斯拉夫等国解体的历史，应该说是这种统合最好的说明。所以在推崇中国文化，天人伦理的统派看来，无论是上个二三十年代的分裂，还是三十年前及现在所宣扬的一统，其实包含着最危险、最严重的“分立”的思想文化基础。
这第二类分离倾向的另外一个代表是今日的台独，也就是那种绝对的地域主义，绝对的族群思想所产生的倾向。梁君新将军在书中对此也有清楚的记述。事实上，梁先生描述的台独运动中可说是一种混杂的产物，既有受近代西方二元意识形态影响的排他的地域主义、族群思想，也有惧怕共产党带来的价值和社会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具有传统中国文化思想的人。这个分离倾向推崇的人和事件早期和共产党联系密切，而这就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个倾向的未来走向。因为它们其实是一个来源，西风东进造成的。
至于全球化、西化是否带来新的“统”的冲动，在我看来，实际上西方的近代化中的另外一种倾向，自由宽容的倾向就是一种新的，看到自己文化中的排他性的反省和纠正。这种倾向形成一种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潮流，在思想上批判反省欧洲中心主义，在文化上推崇多元主义。在环境问题上反省人和天的关系。然而在二元论的思想基础上，尤其是宗教思想上的二元论，这个形而上学前提决定，虽然个人人权思想已经产生和传播二百多年，但是彻底地众生平等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思想在这一基础上推广还非常困难，所以在上个世纪在西方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两个极权主义后，依然会发生九一一事件，会出现杭亭顿的文化冲突论。实际上，从梁君新将军的书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的五权分立，信仰基督教的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先生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视，都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力图拓宽无法抗拒的西方潮流。
为此，梁君新将军这部书给我最终的启示，也是给我们民族和文化最终的启示，我以为就是当年蒋中正先生在金门岛上屹立至今的题字：“勿忘在莒”！勿忘我们民族百年来的灾难和遭遇！勿忘我们每个家庭的几代人的牺牲和苦难！勿忘将会影响到我们世世代代的中华文化百年来所遭遇的盛衰！
前辈的题字绝非为一时、一事、一地，而有其深远意义，那是血和牺牲换来的教训。忘记它，两岸、中国不仅不可能走向统一，而且可能会如苏联等东欧国家那样，发生更大的分崩离析！
在我看来，两岸走向、中国的统合走向并不乐观！因为它的命运和中国文化的命运系于一线，所以不要忘记，与百年前辛亥革命时的情况相比，这个世界，时下大陆的文化气氛都已经不让我们乐观！也正是因为此，我深切地感到，梁君新将军的《两岸之路》一书带来的对比、反省思考也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一部史书不是让每一个读者都相信作者的观点、观念。如果一部史书能够提供给你详实丰富的史料，清楚的看法，让你能够从这部书中去对历史、现实分析思考，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诳语昏话，欺骗煽动，那这部书就是一部好书，一本能够在世间留传，拥有自己地位的好书。为此，我以为，梁君新将军这本书在两岸发展走向的历史中肯定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因为历史证明，历经两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彻底毁灭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宇宙观，中国文化的形而上学前提，是无法轻易否定的，所以“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未来或许应该不仅是中国社会，而且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走向。在这种意义上仔细阅读梁君新将军的《两岸之路》，阅读百年来孙中山一代人的努力，梁先生一代人的奋斗，甚至有着超出中国问题更为深远的意义！
2013/12/30 德国•埃森 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