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1月22日讯】
兼这学期近现代史课上课情况简述
2008年6月15日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形式因和目的因是统一的，形式就是最终的目的。我想，了解我从事教育的目的及我的教育理念是解读我教学方式的唯一途径，因此，我从我在母校的所有历程讲起。
一，入校时的信念
1994年秋天，我来到了西安矿业学院成为电气工程系通信工程专业的一名新生（两个月以后通信系成立）。当时一种可怕的自卑感笼罩在我们周围，我身边的同学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矿院的学生，特别是在面对西安那些名校的学生时。我默默的观察着这一切，想起自己报到那天看见学校大门时的第一感受，那种感受源自心灵乃是如此之真切：“未来的人路过这里时，一定会说，‘惠虎宇当年就是在这个学校毕业的’。”是的，我从来无需自卑，我的坦然、我的自信源自我生命的最真诚和最执著，岁月洗去它的一切浮华，让真善美的种子在我心中永存，我所需要的只是一块土地，一块可以提供营养的、让我栖身让我生根的土地，而矿院就是这样一块土地，我深爱着这里的一切，这种爱无需动员无需煽情，它是人性的自然状态，因为我有爱，所以我爱我生长的土地，理由竟是如此简单。因为爱，我知道，我属于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母校因我而荣。
当身边的同学还在担忧一个矿院的牌子会如何影响他在未来找工作时，我已经知道我与他们不一样，他们只是这里的过客，他们只会在这里索取，要优团优干要这个奖项那个证书，而我却知道我是这里的主人，我只是关心我如何把自己的书生意气和少年文章献给这个属于我生命的校园。我的大学生活在我们自己营造的艺术家园中度过，我成为那个时代校园文化的开拓者中最著名的几个学生领袖之一，曾经为我的母校的校园文化缔造过辉煌的时代。良好的人文修养与健全的人格是息息相关的，大学生活给我的重要经验就是：大学是形成性格的最后时期，也是最重要的时期，这种完成后的性格它会决定一个人今后的所有成就，而要使一个人的性格能健全和完善就必须要有优良的人文环境来滋养和熏陶。那个时代，学校的专业设置是单一色的理工科，校园生活的人文环境完全是靠我们这些心底能存留最纯真情感的学生坚持不懈的经营、经历了无数的苦恼和磨砺而开拓出来的，我为我的大学生活而骄傲，它的精彩纷呈已经是那个时代校园文化历史中的最重要的和最不可磨灭的一页了。
大学生活的借鉴：当身边没有所需要的营养时，没有所需要的良好环境时，不要自卑，不要失落，自己把它创造出来，因为上帝把创造一切人间美好事物的能力已经完全的赋予了我们。
二，毕业后的选择
1998年毕业时，通信专业正处于上升时期，我的同学几乎每个人都抱着五六个单位的资料在精挑细选，毕业时，学校分配给我的工作单位是神华集团神东电力公司，这是陕北最大的最富的企业，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最佳工作选择，但是，我却毫不犹豫的放弃了，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没有履行过报到手续（后来考研后需要调档时才发现档案还在学校），我选择了漂泊，没有户口，没有档案，只有依旧灿烂的才华和依旧纯真的心灵，在最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引导我走最坦荡的路，无需迎逢，无需钻营，用我的纯真去察看社会的一切污垢。
半年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不能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廉价的出让给任何一个不值得拥有它的人或者事物，无论是大型国企，还是民营私企的业主，谁都不配拥有我的才华和灵性，我应该站在最高的舞台上，为最大多数的人服务，让人们脱离情感的空洞（人的情感是自生的，而不是靠他人给予的），理性的贫乏，我应该把自己心底最纯真的灵性所激发出的才华奉献给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为中华民族开启教育和文化启蒙的新时代，那才是我站立的地方，那才是我可以无怨无悔奉献我的一切乃至生命的地方，于是，我明白了，我应该回到校园。
“走了多远，我已记不清楚……一条光滑的缆绳抛向我母岸的桩”，在漂泊的岁月中，在一无所有、物质条件非常贫乏的状态中，心灵的纯真和几乎一尘不染的情感让我进入了真正的诗人的存在状态，我探索诗歌的秘密，吟唱生活中易感的一切细节，与生命最底层的部分进行最亲密的交流，我找到了精神站立的地方，我知道，无论什么困难都再也不能打击我，因为我与我生命的最底核已经完全的结合成一体，形成了强大无比的自我生命体。这是一种真正健全的人格，也衬托出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漂泊生活的借鉴：最可怕的贫乏常常不在物质条件之内，而在人的心灵之上，换个角度说，心灵的富有与充实才是一个人真正的立足之基。
三，返回学校读研和毕业留校任教
我选择考研经历了从工科转文科的心路历程，我相信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当1999年夏天我为学校文学社社刊写完《印象之美》后，我惊诧于自己的艺术领悟力竟已是如此专业，眼前朦胧的东西忽然透明了，一扇门打开了，我一直寻找的艺术世界和精神境界的乐园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知道，我必须走进去，毫不犹豫的。人们总是会通俗的问我，是因为不喜欢学通信吗？我总会不通俗的回答说：“是因为生命需求的等级提高了！”
一个人的艺术生命必然是在他最热爱的地方生成的，也必然会在他最热爱的地方被激发和完善，我最热爱的地方就是我钟爱的母校——西安矿业学院。因此，我选择回到我的母校。
翻开招生简章，全校唯一的文科硕士点就是那个直到上研很长时间后我才能叫得出全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我来说，我考研只看两个条件：一，母校，二，文科，而这个专业是唯一能满足我要求的，因此我选择报考这个专业，理由仅仅如此而已，我并非热爱马列主义，亦非赞同马列主义，更非为了获得一个硕士文凭，我只是寻求一个回到我最热爱的地方的机会，在这里我要完成我精神品格和人文知识的第二阶段的自我塑造。说实话，我的眼里没有专业这个概念，只有求知的欲望，研究生阶段，没有了考试的压力，没有了大学时代那些清规戒律的约束，时间更富余，上课形式更适合我的性格，于是我自由的翱翔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殿堂里，采撷我所需要的关于历史和社会的更深刻的不同见解。
我并非大家所通俗理解的是谁谁谁的研究生，那对我的意义不大，我是我自己的研究生。我独立的做学问，导师说的对的，我赞同，他说的“不对”，我就用我悟出的道理来反驳，三年的师生关系就是这么过来的，也很和谐，我们坚持着这种平等的探讨，结下了深厚的情义。如果说学问的高低可以逐渐变得差距很大以致最初的导师无法再做我学问上的导师，以致于我经常会说（毕业以后的事），我的导师是释迦牟尼、是老子、是耶稣、是黄帝、是周公、是孔子、是孟子、是王阳明、是孙中山、是苏格拉底、是巴门尼德、是康德、是黑格尔、是胡塞尔……，但是导师和我像父子一样的情义却是无法动摇的，我也尊重我的导师，这就像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世间常理，我们毋须讳言，我承认我曾经在导师的门下和指导下学习过，但很显然我的学问是导师培养不出来的，也根本不是同一个体系的。但是，我承认我是我的母校培养出来的，因为我的根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着，我用自己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出的人文环境培养了我，我的一切属于西安矿院（现在叫西安科技大学，但是我习惯于叫矿院，因为我和母校的文化联系、我的文化的根扎在了西安矿院），并且，我热爱曾经给予我真正的工程科学知识的通信系，深深怀念那个纯真的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独立的人格是我所一直坚持的，我做学问不为任何政治势力的干扰所左右，我是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我要为我的母校实现真正自由的人文教育而努力，我不管我有多微小多壮大，我只是存有一颗对母校赤诚的心。研究生毕业选择工作时，我毫不犹豫的选择留校，我对同宿舍的机械学院的舍友说：“因为我对这个学校怀着深厚的感情，我要让我的母校因我而荣耀。”舍友当时鼓励说：“哎呀，你把你的想法给学校领导说说，领导一定会很赏识你的。”我笑道：“领导5年换一茬，就像过眼云烟一样，唯有母校在我心中才是永恒的。”是的，我对母校的爱不需要领导去赏识，也不是为了让领导去赏识，我为心中的爱而选择，而投入，至于物质条件是怎么样，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今天任何一个同事都可以作证，我从来没有抱怨过工资收入的问题，我总是乐于和他们清谈学术的问题，虽然，我讲的他们大多都是无法理解的，甚至会用他们那套狭隘的马列主义世界观说我思想不正确，让他们去说吧，真理的东西无需证明，它本身就是真理，它不需要投票表决，它对一个人的显现的程度需要这个人的悟性和学问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才能交汇为一体，才能在这个人心中自明起来。
研究生生活的借鉴：独立的人格、自由的学术、开放的信息环境，这是一个学者成材的三要素，缺一不可。缺了第一项，培养出的是奴才，而不是人才；缺了第二项，所学到的是“政治”（这个词在这里是个很狭隘的用法），而不是学问；缺少第三项，所看到将是谎言，而不是事实。
我三样具备，因此，我是一个可以看到事实、掌握了真正的人文学问的学者和高级人才，是母校的骄傲。
四，教学工作中的坎坷
在学生时代，我有同仁，那些同样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们，那些和我一样执著于真善美情感与性灵追求的同学，我们志趣相投，一起从事于校园文化的开拓和创造，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友谊，也在某些领域达到了后人很难超越的高度。
我怀着同样的热情走上了工作岗位，在读研究生期间，很多老师已经熟知了这个酷爱清谈，一旦相遇就争论学术问题的研究生。在工作的初期，我保持着这种习惯，在校车上、在办公室里、在校园中，在任何相遇的地方，我抓住一切机会谈学问、讲学术，我在努力开拓一种学术气氛，也在寻找着志同道合的同仁，一如学生时代的热忱和执著，从未改变。
但是，我慢慢的发现，在中共统治下，人们已经很难保持那种青年学生时代的纯真的真度和火热的热度，人们习惯于匍匐在统治者权力的淫威下苟且的生活，而不问什么真理和价值，不问什么社会公义，更不问真正的民生民情。那些共产党员只会像机器似的服从上级，而不管上级的命令是对是错，他们很少再有他们的前辈中曾经有过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迈气概，他们在一种人人都必须学会无条件的自律、内心中充满恐惧、害怕触犯上级的政治空气中奴隶般的生活着，人性的自由完全让位于党性的严厉束缚。很多人会说，人在社会中当然要有束缚，我说，这没错，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束缚来自对自由的追求，是人们根据自由精神的原则外化出来的法律形式（大意如此），这种正常的社会约束是保护人性自由的法律约束，而不是压制人性的黑社会帮规，历史上的苏维埃式的组织，它的组织原则是反人性的，今天已经在俄罗斯以及东欧被全面的否定，自由的三色旗，俄罗斯第二共和的旗帜今天正飘扬在这个古老民族的蔚蓝色天空中，那么的明澈，那般的轻灵，代表着这个民族坚强不屈的意志。今天去过俄罗斯留学的学生对于民主的俄罗斯的切身感受已无需我多言。
在这种铁桶般的政治控制中，我努力的开拓着自由教育的一丝神圣的领地，为我们学校的人文教育赢取应有的尊严。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反党（这个党我根本就不屑于去反），那就让它去认为吧，我不讳言，我会在我的教学中一一指出党的很多错误和谬论，从理论到治国的实践，党的所有一切都得接受一个学者自由眼光的严格评判。我的眼中没有党，只有真理和理性的原则，且它们在我的学术活动中最大。
没有同仁，就让我一个人去走吧，所有路开始的地方从来都是由它的开拓者亲自踏出第一个脚印的。我留在这里，不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混一口饭吃，而是为了实现我对母校的爱，我要让我的母校开出自由学术的花朵，要让我们的学子们得到正常的人文教育，使他们不至于心胸狭隘和眼光偏见，不至于内心充满了阴暗暴力和邪恶的念头，我为这个目标而努力，而默默的奉献着我的一切。因此，我青春的火焰，它从来没有黯淡过，反而在这里燃烧的更亮。
经验借鉴：自我保护决不是丧失勇气，更非放弃理想，而是努力开拓自己经营的领地，并使之安全。但是，在没有自由的环境中赢取一小块自由的代价常常也是不小的，为此，需要做好各种心理准备。
五，政治还是学术？
在这个统治局面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悖论：我和共产党员谈论学术，他们却摇摇头说，咱们不谈政治，搞点学术吧，我们不要去关心政治。奇怪，我总是听到共产党员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他都是执政党的一分子了，却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我一个平民百姓，无党无派只是踏踏实实的做我的自由的学问，却总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到底谁在搞政治？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学术？
领导经常问我，你带的课是什么课？并且最后要强调这是政治，不是学术。我就设想，那能不能申请开设一门不是政治课的学术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政治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按照这个政治的要求去讲，学术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按照学术的原则去讲，让学生学完政治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后，再接触一下学术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用这个“正确”的世界观去分析判断学术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的不合理部分，以加强学生的学术能力和学术水平？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学术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不是等学生毕业后，让他们自己在社会中去重新寻找学术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那我要问：我们的学校到底是搞学术呢，还是搞政治呢？我的母校到底是学校呢，还是党校？我们是要把学术教给学生呢？还是要把“政治”：“教”（恐怕用灌输比教更合适吧）给学生？
是政治垄断了学术，侵犯了学术的领地？还是学术搞了政治？妨碍了政治的实施？学校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一个号称是学校的地方不教学术的东西，却整天要搞政治呢？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懂，以为我幼稚，我是专门提出这些问题，提供给一些主管部门的领导们去思考，因为，你们现在可以打压我，可以对我做任何方式的处理，但是当一个自由时代来临后，我以上的提问就是那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的人们对于你们的“审判”（就暂时借用一下这个词吧，以引起各位重视），你们准备如何回答呢？
我必须得告诉各位领导，在一个学者眼中，无论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宗教和信仰的问题……等等，等等，都是学术的问题，一个学者所接触到的所要钻研的问题从来都是学术问题。在一个学者眼中，那种独立于任何批判之外、不允许人们提出异议的、高高在上的“政治”是永远不存在的。
这就是学者，一种很多人虽然经常挂在口中却从来没有亲自体验过的神圣的身份，这个身份的尊贵并不是那些懦弱的人可以随便玷污和占有的，它是靠那些忠诚于高贵理念的人们以生命为代价世世代代捍卫出来的，也由它所选择的勇士们来继承着和延续着。
六，中华信史制度和史家精神
春秋乱世，齐国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个被杀了头，只为了写下一句真话：“夏五月乙亥，崔杼(zhu)弑其君光。”中国的历史就是靠这样的史家精神这么不畏强权的记载下来的，“春秋笔法”更是震慑乱臣贼子的强大精神武器，维护着社会基本的价值观。中华五千年的信史制度，从口传到有文字的记载，到隔代修史的传统，都是以史家的高尚的道德修养与正义感为核心创造出来的，竹简写字十分不易，司马迁硬是在受了宫刑后，借着昏暗的油灯在竹简上写了五十多万字的《史记》，史记每篇的结尾都是这样写的——“太史公曰”，而不是“汉武帝曰”，他把一个失败的项羽列在本纪中，给予王者的待遇，这里面从来没有“成王败寇”的那种腐朽狭隘的政治偏见，这就是史家独立的精神和独立的评论，是中华士人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是中华民族高贵精神的最好的体现。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中华民族的精神从来都是塑造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精神传统，而不是大批量生产奴才的党文化。
除了24部正史，中国还有大量的野史，今天任何一个做历史研究的人，都会给予正史和野史同样重要的地位，他的考证中绝不能丢掉大量的来自民间的野史。野史就是民间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这是我们研究历史时不可忽略的要素，特别是当一些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组织和团体，他的历史资料中更应该引述来自民间的声音。
古代社会皇权、教权、族权三权分立，皇权不下县，乡里是宗法自治，皇权受来自儒家正统的文化和道德解释权的支配，皇帝的行为规范得服从这些自古以来的传统天道教化的要求，因为他既然是天子，就得服从天道，而天道是什么，不是由皇帝自己来解释的，皇帝的好坏和对错也是由掌握了道德解释权的民众和儒士们说了算，这就是教权（教化的权利，也就是教育权）独立所带来的对皇权的制约作用。
这种强大的道德和精神的制约，使每当天灾发生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都得亲自出来承担第一责任，下罪己诏，并审查冤狱、复核税赋、减刑罚、轻徭役、内省修身、明察政务，以调和阴阳、平息上天之怒。在道德解释权的制约下，皇帝决不会利用天灾中人民的苦难去向人民宣传自己多么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从而逃避人民的问责，竖立自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从古到今，还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么无耻的皇帝。
道德解释权的一项重要依托就是历史，历史使抽像的道德形象化和具体化，给人们提供借鉴。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不是按照宋朝皇帝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编写的，因此，它才具有“通鉴”的作用，不光对宋朝有“通鉴”的作用，对后世的任何朝代都有“通鉴”的作用，这是因为有一种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普遍人性的价值观贯穿其中，这种价值观，不属于个人，不属于一个团体，更不属于一个“党”，而是属于全部的人类。
七，对待历史的立场问题
好，那我们就谈谈对待历史的立场问题，这也是我上这门课的第一堂所讲过的内容。这里说的立场问题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中国人有衡量历史的基本价值观，那就是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就是大坏人，为社会所不容，而仁义之士则不会因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失去人们的敬仰，纵使敌人也只是消灭对手的抵抗，消灭对手的肉体，而不是消灭对手的精神，因为任何敌对的双方都遵守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这反映了人类的天性中具有一种普遍的人性和道德原则。文天祥就义前，对吏卒说：“吾事已毕，心无怍矣。”南向拜而死。在他遗体所着的衣服中，人们发现了他留下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元朝的统治者让文天祥留下了千古传颂的精神和气节，他们并没有说文天祥反动，思想有问题! 清朝政府在扬州等地建忠烈祠悼念史可法和各忠勇烈士（而不是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永世不得翻身），并屡次下令减免扬州嘉定等地的钱粮，并且平反袁崇焕，这是一个新政府对曾经激烈反对自己的前朝敌人（这里的敌人是指政治立场根本对立的人）的做法。
同样是政治立场的对立，汉初的蒯通没有因此而获罪，却由于自己的忠义而受到历史的尊重，留下了千古美谈。史料如下：
【韩信将要被斩首时说：“我真后悔没听蒯通的建议，却中了吕稚这样的女人的计，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吕后随后灭了韩信三族。刘邦讨伐陈豨凯旋后回到长安，得知韩信已死，感到庆幸欣喜的同时对韩心怀怜悯，问：“他死时说了什么？”吕后说：“韩信说他后悔没听蒯通的话。”刘邦说：“这人是齐国的舌辩之士。”于是诏令齐国抓了蒯通。蒯通带到后，刘邦问：“是你教唆淮阴候谋反的？”蒯通回答：”对，是我教的。可是傻小子不听我的话，所以才混到如今把命也丢这儿了。如果那傻小子当初听了我的劝，你又怎么能杀得了他？”刘邦大怒：“把他扔鼎里煮了！”蒯通大叫“哎呀！冤死我啦！”刘邦说“你教唆韩信造反，你冤什么？”蒯通：“秦朝纲纪崩摧，国势衰微，崤山以东形势大乱，各种力量纷纷崛起，英雄像乌云一样集中起来。秦丢掉了它的鹿，天下人都在追这只逃跑的鹿，聪明机灵腿脚灵活的人才会先抓到这鹿。盗跖（zhi）的狗冲着尧狂吠，倒不是因为尧不是仁义之人，而是因为仁义的尧不是这狗的主人。就像当时的时候，我只知道个韩信，不知道还有个陛下您。况且当时普天之下紧握手中兵器要干陛下所干的事业的人太多了，只是能力不够罢了。您有可能把他们全都扔进鼎里煮了吗？”刘邦说“放了他”于是赦免了蒯通的罪。】
这就是一个史载具有地痞流氓性格的皇帝的胸怀，他没有上过清华北大，也没有在高级党校中培训过，但他在这场人性的检验中却得到历史的好评，赢得了万世的尊重。汉朝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朝代，它恢复了源自夏商周的正统礼乐文化（儒家文化）和源自三皇五帝时代的道德修炼文化（道家文化），它秉承天命，遵循天道地德下的普遍人性原则，因此，它的光辉延绵四百年，成为继夏之后又一个标称我民族族号的标志，今天我们叫做汉人就是由于这种博大的胸怀下蕴藏的普遍人性原则（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开拓出来的。
这种普遍人性的原则它衡量历史人物的好坏，决定历史人物的命运，汉末吕布骁勇无敌，却因为出尔反尔，反复无常，没有信义而不容于诸侯，最终被杀，这是一个深刻的反面事例。一部《三国演义》，说尽了忠义二字，三国英雄人物为历史留下了关于忠义的深刻内涵，曹操对关羽仁尽义至（不是凭高官厚禄去利诱，而是靠诚心去感化），却不能改变关羽对刘备的忠义，这不是政治立场的较量，而是人性的较量。在群雄并起，政权分立，政治立场对立的历史阶段，衡量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呢？只能是具有稳定性的道德标准，它外化为普遍的人性原则，这就是我们看待历史的第一个原则，也就是第一个立场——普遍人性的立场。
看待历史的第二个原则和立场是民族的原则和民族的立场，这个立场是用来衡量历史人物对民族的有利或者有害的唯一立场和标准。民族的立场超越任何党派和政府，如果我们站在任何一个政府的立场上来看历史，那么历史上就没有卖国贼和出卖国家利益这种说法了，因为杀人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解释杀人总是有理由的，如果这个杀人犯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那么他们的理由就更充足了。我们是仅仅承认这些理由呢，还是把这些理由放在普遍人性的立场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立场中去衡量它的好坏呢？以爱国和卖国来讲，谁在祖国危难的时机挺身而出为我们祖国和民族流血牺牲、浴血奋战的，就是爱国，就是民族英雄；反过来，谁在我们祖国危难时借着国难以谋私利，甚至出卖祖国利益通敌叛国，那么他就是卖国，就是民族败类。我想这个民族的立场和标准是高于任何党派和政府的利益的，所有在历史中活动过的人物、团体、政治组织、政府都应该拿到这个立场中来衡量衡量，看看他们到底是爱国还是卖国，而不是听他们自己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民族的立场还要求我们明夷夏之辨，懂得什么是中华民族，什么是异族，这样一部五千年的历史才能清晰的反映在我们面前。
可见，看待历史，无非要坚持两个鲜明的立场：一是要明是非和善恶，要分清楚好与坏，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涉及正邪的区分，要站在普遍人性的立场上以普遍的道德法则来分析和判断；二是要明夷夏之辨，要分清楚谁是中国，谁代表中华民族，这个立场就是民族的立场，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去思考和分析判断。
就是说，看历史绝不能以政治立场来看，一个时代的狭隘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标准，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什么都不算，在一个研究历史的真正的学者眼中也是不存在的。
八，我是如何讲授学术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
一句话的提要：忠实于事实，忠实于历史，从不偏离课堂主题。
首先讲了看待历史的两个基本立场，然后简单讲解了中国的由来和演变，由古代史过渡到近现代史。
对晚清的历史做了较详细全面的讲授，以加深学生对近代史的了解，使他们认识中国现代化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步的，所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发展和演化阶段。
对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历史做了较详细的讲授，以使学生对那个时代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对抗日战争的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历史辨析的讲解，以让学生了解真实的抗战史，对为我们民族流血牺牲的先辈们充满敬意和缅怀，以告慰烈士的英灵，延续民族的精神。
对中共为什么会战胜中华民国政府进行了综合的讲解，以使学生掌握历史的复杂性，而不至于头脑简单的就会说一句话——“历史选择了共产党”。那只是政治口号，而不是具体的历史知识。
对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政治施措进行了初步的讲解，让学生明白前30年中共的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以及十年动乱等一系列的错误是造成我们30年来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本来准备在最后一次课讲解，但是被你们取消了，原计划准备以2003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中的内容为主要线索来讲解。
历史资料的收集主要来自《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视频资料选择了《走向共和》中的片段，以及台湾拍摄的抗战记录资料片《一寸河山一寸血》中的片段，如《淞沪抗战》等片段，以使学生直观战争的残酷性，对抗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讲授过程，语气全部是以一个学者的语气来讲解的，有时候为了照顾一些脑子僵化的学生，也会说几句以“我党”开头的话，所坚持的立场就是我上面解释过的两个基本立场。
九，此次事件的实质——（一次重大的校耻）
从50年代的反右到文革，中华民族的师道尊严荡然无存，传统的儒士阶层被连根拔掉，知识份子不是关在牛棚受没有知识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被打成反动的学术权威挨批斗。从那以后学问不再受到尊重，人们习惯于用狭隘的政治标准看待一切，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爱国还是卖国、甚至怎么爱国，都是以党钦定的标准来衡量的，党俨然成为这个国家永远正确的“神”。我们传统文化中神尚且也会犯错误，但是党不会犯错误，错误都是党内的一小撮人犯下的，而党本身是永远正确的，这个永远正确的党就成为我们国家钦定一切学术问题的最高机构，并形成了标准答案层层分发下去，把这套东西从幼儿园开始就不停的给学生灌输，以至于他们上了大学还不懂得学会运用自己独立的观察和分析去看待问题，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学术，真不知他们上大学是干什么来的？
不知各位领导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后，是师从具有独立人格的真正学者学习历史上的各种优秀学问的精华，从而能顺利走向文明世界呢？还是希望他们继续享受这套党文化的香火？从而变成一个不会独立思考问题、思维极度封闭、眼光极度狭隘的庸人？
对于此次事件，我想请各位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学生告老师，老师就一定错了？
学生告老师的什么呢？老师的学术水平低吗？老师的教学不认真吗？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不平等吗？老师对学生进行了性侵犯吗？老师在课堂上讲家务事吗？老师在课堂上抽烟接电话吗？老师对学生暴力相向吗？老师语言不文明吗？
一个兢兢业业的优秀老师，一个认真负责尽量给他们讲授真正学术的优秀老师，他们告什么呢？原来是因为他们误解了我的一句话，以为我让他们考60分的同学重修，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听过课，对考试题不会下手，因此要把我告倒，这就是西安科技大学的大学生。
告我的唯一罪名就是政治问题，我再次告诉各位领导，我的眼中没有政治问题，只有学术问题。那些由于政治压迫而向政治势力低头妥协的学术早已经不能再称其为学术，它们都是政治的附属品，是政治的奴婢，今天在我们社科系，除了我的学术活动以外，还有没有人能自豪的宣称自己写的东西是真正独立的学术作品？我的存在，才显示着一个搞学术的社科系的真正存在，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付出自己的很多利益损失维护了社科系仅有的尊严，也为我的母校开创了一块真正的人文学术领地，它必将会为未来的人们所尊重，成为未来的人在自由的时代为母校重建真正学术的人文学院的光辉人文传统。我已经把真正的人文精神印在我的母校的这段历史时期之中，成为我母校迎接未来辉煌岁月的最重要的资本。
每一所名校，它的成长它的闻名，都是因为有著名的学者的自由精神以及他们深厚的学识给它打上了独特的时代印记而闻名于世的，任何一个大师级的学者必以独立人格为首要的学术提前，非如此，他们无以成就自己的学问，政治的奴婢从来都不少缺，但独立人格的大师却是可遇而不可求。无论我的学术水平多高多低，我是我的母校自己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文学者，我的学术成就也首先会辉映我的母校、荣耀我的母校，“政治”无法把我的母校建设成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流大学，而只有真正的学术才是通向这个目标的唯一道路。现在的问题是：作为领导，你们打算给学术多大的生存空间，这决定着未来的人看待你们的方式。
我希望各位领导能珍惜自己学校产生的真正的人才，多多关爱你们管理下的这片土地上的真正的赤子，而不要仅仅“爱”自己的上级。 因为这是我们的学校，是我的母校，共产党它只是个历史现象，而我的母校将会永存，我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自由文明的中华即将到来，政治对学术的干涉也即将成为历史，请你们珍惜这片土地上产生的属于这片土地荣誉的真正的学术。
如果你们一定要以“政治”来政治我，那么，我也做好了一切打算。我会告诉大家：我离开，我也必将回来，我永远是这里的主人，谁也动不了我什么，该是属于我的东西，我将来一样不少的都会拿回来的。而那些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人，未来的人们自会用未来的方式对待他们的，也无需我现在说什么，说了你们也不一定会懂。
最后，我以北岛的诗来作为这份答辩的结语
《回 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惠虎宇）
【编者注：2008年上半年，作者因在西安科技大学的课堂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真相，而遭本校学生举报，这篇《如歌的行板》是作者当时被校方要求就此事写思想认识时递交的认识材料。这篇文章递交后，校方解除了作者的教师职务，并停发工资。与此同时，作者在当时的未来中国大学，继续为翻墙后的大学学子们讲授学术的中国近现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