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1月29日讯】近日，一则报导安徽9岁留守儿童小林上吊自杀的新闻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相比小林自杀的消息，他绝望的选择结束生命的原因则更加令人揪心。由于常年在外打工的母亲今年又不能回家跟自己团聚，伤心至极的小林最终选择了以上吊自杀的极端方式来宣泄内心深处被父母遗弃的愤懑与悲伤。对小林来说，孩子若享受不到父母的舐犊之爱，活着的世界将与死亡一样黑暗。
小林的案例并非偶然，因父爱母爱的被缺失而产生绝望情绪的留守儿童并不止小林一人。甘肃青神县留守儿童陈勇强在出生几个月后，就一直由于父母在外地打工而生活在“无父无母”的孤单环境中。远离父母14年的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的妈妈、爸爸到很远的地方打工去了，几年才回来一次。我想要我爸回来，他只说他在外地能挣更多的钱。……我不希望有更多的钱，我只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
尽管这两个孩子表达自己对父母思念的方式截然不同，然而，他们也不过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外界呼唤着“我想有个父母相伴的家”这样的基本诉求。对于大多数平常人家的孩子来说，这种诉求并不难满足，甚至是垂手可得。但对于留守儿童来说，这样的渴求却需要用生命的代价来得以告白。在感叹他们可怜可悲的同时，我们或许应该深究，到底是谁导致了这些孩子的年幼无依？我们该厉声谴责父母的失职失责，还是该鄙夷他们那颗为了赚钱竟不顾孩子的逐利之心？
常言道，可怜天下父母心。身为父母者，怀揣着父母之心的人，试问有谁愿意抛下自己的孩子远赴他乡？动物皆有“舐犊之情”，何况初为人父人母，又怎能割舍亲身骨肉？然而，这种有悖常理人伦的真实故事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发生在“活的比任何时候都幸福”的中国当下。
一些数据可以清楚的告诉我们，父母与孩子相隔两地的分离绝不是个案，也绝非偶然。中国卫计委在2013年9月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分析得出，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36亿，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其中，已婚育龄妇女2012年的生育数量占全国出生数量的1/3。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大致估测，到底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的陪伴，又有多少年迈的老人常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此外，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有1.2亿中国农民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城里工作。而这个数字若以不同的口径估算，可能高达1.5亿，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三亿。而以农民工进城的数量来估算，就有2300多万孩子被留在了农村老家。百度百科在对“留守儿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群体进行调查统计时称，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5800万。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
当我们看到如此惊人的数字，再想起那位等不回父母而选择上吊自杀的孩子时，这样的连接是否让人不寒而栗？而更应该发人深省的是，中国这般大规模的由农村向城市的求职迁徙，究竟是什么在背后形成了强大的推动力？
既然背井离乡的是农民，那么我们必然要从农村当下所存在的问题上找寻原因。而中国各地政府以卖地来谋取GDP政绩以及中饱私囊的普遍现象将直指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一系列政府暴力强征土地的恶性事件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竞相上演，同时政府授意开发的重工业项目在原本充满生机的土地上留下了难以修复的重度污染。于是，无地可耕的农民在抗议反而被抓、上访也没有出路的窘迫现实下，不得不开始向农村以外的世界寻找继续生存的方式。而此时，城市里大规模的房地产扩张所带来的建筑工地对施工人员的招募以及制造业、服务类行业的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似乎为正在谋求生计的农民找到了新的希望。
面对着家庭的温暖、孩子的期待与求生这二者的艰难抉择，“活着”便成为了大多数农民工义无反顾的无奈选择。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强忍着不回家与孩子团聚，或许只是为了多赚一些钱，让孩子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到城市享有更好的教育以及成长环境。然而殊不知，若不是专制的体制，谋私的特权将人人都应共享的资源垄断，人为的制造出不同区域的教育差别、就业差别、生存环境的差别，在城市打工的农民根本就不必钦羡城市优越的条件与资源，更不必牺牲与孩子共享天伦的机会与权利、付出更多的辛劳为孩子打造他们或许并不那么期待的未来。在孩子眼中，有父母呵护的童年才是最幸福的童年，有父母关爱的成长环境才是最好的环境。
而令人发指的是，孩子因远离父母而演绎出的一幕幕悲剧竟是当下政府为了自己谋求私利、为了掩盖自身恶行而亲自导演所成。作为无辜充当该剧表演者的父母，也不幸的沦为抛弃孩子、甚至导致孩子在远离父母的绝望中自戕的恶者与罪人。可见，中共这个邪灵一般的导演不仅能制造悲剧，而且还能塑造出替自己承担罪责的牺牲品和替罪羔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