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德不可立于世，德乃修身之首。在中国悠久而深厚的神传文化中，“实行德政，任人唯贤”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人们一直借鉴和传承的美德。
贤人一般指德行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古人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并不是将德与才等量齐观，而是非常重视德对才的统帅和主导作用，把德放在首位，“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
北宋司马光就才与德的关系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用人时，最好的选择是圣人，然后是君子，如果都没有，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
因为有才无德的人是最危险的，比无才无德还要坏。清康熙皇帝用人才的一贯标准是：“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也”。
据《尚书》记载，帝尧用人的原则是任人唯贤，天下为公的。不论亲疏远近，一律以敬顺上天、孝悌纯正、德高而有利于天下人为标准。这其中，敬顺上天是第一位的。
帝尧让四方首领举荐能继承帝位之人，大臣推举尧的儿子，尧认为儿子丹朱言不诚，生性好争，不成器，如授位于丹朱，则天下人受其害而丹朱一人得利。大臣又举荐共工，尧嫌其巧言令色，行为邪僻，轻慢上天，也不行。
后来有人推荐出身卑微，隐居民间的虞舜，说他能以孝悌之道与愚顽的父母和傲慢的兄弟和谐相处，以恭明的美德处理家政事务，心中不生任何邪念。
帝尧于是把女儿嫁给他，考察他在家的品德与理家的才能；难办的事交给他，考察他在外为政的法则；让他去用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去规范引导百姓，经过多方考察确认了舜的聪明贤达，方将帝位让给了虞舜。
战国时期有这样一个故事，魏国的魏惠王问齐国的齐威王：“你身为齐国之王，可收藏些什么宝物？”齐威王回答：“没有。”魏惠王说：“像我这样的小国，我都藏有直径一寸大的珍珠几颗，这种珍珠所发出的光彩可以照耀十二辆车子。你这千乘之国，何以一件宝物都没有？”
齐威王说：“我最珍视的珍宝是贤人，这与你所说的宝物不同。我有一个叫檀子的臣子，我派他驻守高唐，北方的赵人不敢来侵犯；另有一个臣子叫黔夫，我派他驻守徐州，能管理徐州那里四方来往的百姓七千多户；我还有一个臣子叫种首，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像这样的珍宝，光辉可以照耀千里，何止十二辆车子？”
齐威王的这席话，道出了齐国之所以国富民强的原因所在。
蜀汉丞相诸葛亮临终前向后主推荐蒋琬为相，说他平日注重修身、品德高尚，肯纳忠言，做事无私。诸葛亮病逝后，蒋琬日理万机，为政以安民为本，度量宽宏，深孚众望。
当时蜀弱魏强，魏国杰出人才很多，屡次伐蜀，而蒋琬、姜维竟能保蜀达二十九年之久，做到人和国安，证明诸葛亮用人的正确。其实诸葛亮本人就是贤人。他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给后主的《出师表》中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他任用之人也都清廉自持，蒋琬“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无异百姓。”姜维也是“宅舍弊薄，资财无饰，出入无车从。”
为政以德与否，关系到一个人是否能用手中权力为百姓谋福利，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自古以来，品德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治的基础，不管何时他们都能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也是任人唯贤的价值所在。
相反，任人唯亲只能使国家和民族衰弱危亡。因为它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使私欲膨胀，庸人横行，贻害无穷。历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多不是因为无才造成的，无德才是人之大患。
北宋的蔡京擅长书画，当时很有名气，宋徽宗看到后非常欣赏，蔡京就把自己的书画及所画条屏、扇面等托人送给宋徽宗、宫嫔和宦官，蔡京就是靠这样阿谀逢迎当到了宰相。
他耗费大量国家资金扩建皇宫，直到北宋灭亡之前一直都在修筑，贪污的金银比朝廷府库还多。他陷害忠臣，结党营私，任人唯亲。
一次，蔡京找他提拔的中书舍人吴伯举办事，吴伯举想按朝廷的制度办，蔡京当即勃然大怒说：“已经做了好官职还要做好人，怎么可能两者兼顾呢？”当即将吴伯举贬出朝廷。
蔡京把持朝政时期，贿赂公行，民不聊生，是北宋最黑暗的时期。全国人民起来呼吁将蔡京正法以谢天下，朝廷不得不罢免蔡京。
由此可见，无论人才能、智商再高，如果心术不正，不仅不会为国家做贡献，反而会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是不修德行造成的。
法律约束人行，道德约束人心，法治治小人，德治成君子。人们只有严守道德的心法，才能行进在人生的正道正途上，才能有光明的前程，才能使民风正、万事兴、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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