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10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郑孝祺综合报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就包含了诚与信。无诚无以处世，无信无以立身。诚信是做人的准则，商业道德也以此为支柱。以信义为重，乃是商人中的诚贾、廉贾的本色。历朝历代也出现了很多诚信重义、富甲一方的商人，他们以信、义、诚、仁经商，在商界赢得了佳誉，结果“基业日隆，家道渐裕”。

中国古代的秤，十六两制，分别以十六颗星星作标识，前六两是南斗星六颗，再七两是北斗星七颗，最后三两是福禄寿三星，南斗主生，北斗主死，福禄寿主福气、财富和寿命，古人的含义非常清晰，称量度衡关乎生死，缺斤少两，少一两折福，少二两折禄，少三两就折寿了。这把古人流传下来的、作为诚信标杆的秤，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

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应以诚相待。

范蠡经商 讲仁义道义信义

范蠡是历史上道商之鼻祖，史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其他史书中也概括范蠡平生是“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经商讲究仁义，从不唯利是图，对合作者，他谦和礼让，对雇工则慷慨大方；遇到灾年减产，就减免地租，还开粥场赈济灾民。在经商中，他和农民、商人年初签订商品收购合约；到年底，如果商品价格上涨，范蠡就按照年底市场现价收购；如果下跌，就严格履行合约价格。由此，范蠡拥有商人、工匠和农民群体的众多人心，也就拥有大量稳定的合作伙伴。因为范蠡精诚合作，总成本也降低很多，最终达到合作互利的成果。

他也重信义。一次，范蠡经商资金周转困难，向一富户借了10万钱。一年后，富户带着借据出门讨债，包裹不慎掉到江中，借据和路费都没了，于是投奔范蠡。即使没有借据，范蠡不仅连本带息归还欠款，又额外送他路费。范蠡的仁信之名广传天下。在日后的经商中，各富户愿意主动送钱上门，帮范蠡渡过财政危机。

范蠡经商还“富好行其德”，十分讲究道德和道义。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又一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把财富分给穷人及较疏远的兄弟，不为金钱所累。

范蠡治国则国盛，治家则家富，还淡泊名利、急流勇退。宋代王十朋曾写诗“只与君王共辛苦，功成身退步逡出。五湖渺渺烟波阔，谁是扁舟第一人”来赞扬他。

儒商始祖 端木遗风

端木赐，字子贡，孔门十哲之一。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富致千金。“端木遗风”指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端木也是中国儒商始祖。

《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说的是子贡喜欢做生意，预测商情十分准。《史记•货殖列传》将他列为富翁排行榜第二。子贡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儒学出身经商致富的商界奇才。

子贡之所以能成为儒商的鼻祖，与他的道德、志向、 学识、修养分不开。他奉行“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雍也》第六篇第二十八章记载，子贡日：“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其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反映了子贡经商的道德情操与志向。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有“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的记载，说他善于观察市场行情，东西贱时买进来贮存，东西贵时再卖出去获利。子贡就是这养一个善于观察市场、驾驭市场并从中获利的精明商人。

但是商人的趋利性并没有影响子贡对道德的追求，君子风范是子贡一生的追求。子贡是孔子儒家学说的积极践行者和传播者。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子贡始终伴其左右。

《吕氏春秋》记载“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可到国库取赎金。子贡一次赎了一个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他认为做好事求回报不道德，拒绝国家赔偿他赎金。其仁德之心可见一斑。

清朝义商谢廷恩诚信无欺

江西抚州人谢廷恩是清朝著名的义商，被人们尊称“西老爷”。谢廷恩从小家境贫寒，16岁开始到四川、福建、广东经商，以贩运崇仁特产苎麻（中国古代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为主，兼营生活用品。

在经商中，谢廷恩作风正派，诚信无欺。一次，他在福建经商，一位首次在谢廷恩处购买苎麻的商人拿货付款后，便立即走了。谢廷恩清点货款，发现他多给了总货款一半的钱。身边的人劝他装进自己腰包，但谢廷恩却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客人还钱。

谢廷恩对这个客人不熟悉，只知道他是某绸布店老板。他便在城中的绸布店一家家找，终于找到这位客人。谢廷恩将多出的货款返还给他，客人意外之余，被谢廷恩正派的为人折服。二人成为朋友，这个故事也在福建当地广为流传。这位客人不仅成为谢廷恩忠实客户，还介绍城内其他老板在谢廷恩处购买货物。

谢廷恩经商注重诚信，为人正派，只要是在谢廷恩处进的货，客人都十分放心，谢廷恩已成为行业的活字招牌，生意也就越做越大，不到20年，便已成为抚州当地巨富。

仁爱之心 宽厚之德 经商成功奥妙

信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道德标准，为人修身处世的行为基础。义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信人或以信待人，都是与义同在，依义而行。而义利之辨，古已有之，商人更是首当其冲，诚贾会以义为重。

一些杰出的古代商人深知，只有重商德，才能把生意做长、做稳、做大、做活，否则不管是否合理，一槌子买卖狠赚一笔，但信誉丧失，以后人们不敢再领教。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说：“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富。”他说出这个道理，经商谨厚重义，可富而经久，合乎商人最大和长远利益。

经商重义，讲义必然以信为重，信可说是以义制利、循义经商的一种外在表现。“信近乎义。”把严守信用作为商道传承，是古代很多诚贾的传统。明嘉靖间徽商许文才“贸迁货居、市不二价”。另一个明朝徽商胡仁之，经营粮食，诚信不欺，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拒绝在米中掺假，表示决不赚这昧心钱、损害信誉。“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着，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经商讲信，商人并不会吃亏。

在商道中，讲义讲信讲诚，皆出于孔子所说“仁者爱人”。有“商祖”之誉的战国时期白圭曾定“治生四德”，即智、勇、仁、强，更突出其中的“仁”字。他不压价拒收，不囤积居奇，以“知取予”（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为行“仁”术，重视扶植生产、调节供求。清康熙间徽商吴鈵也秉承以仁心经商，并给其子立下十二字训言：“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教导后人在经商中要存仁爱之心、宽厚之德，这是经商成功奥妙所在。**

责任编辑：李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