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丹:到底谁该为香港的经济损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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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4年10月05日讯】近日,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的一位教授在接受大陆喉舌媒体《中新社》的采访时高调宣称,香港的“占领”运动发生至今,保守估计已造成经济损失3500亿港元,相当于平均每名港人承受了5万港元的损失。同时他还扼腕痛心的指出,这个保守估计的“3500亿港元”,第一未将上市企业及香港旺市商铺等零售企业的损失计算在内,第二尚不包括影响未来发展的潜在损失。在他看来,“占中”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严重到难以详加计算的地步。

显然,这位经济学教授发表此番言论的最终目的,并不会只停留在对数据的呈现和分析上,他最后所做的那番慷慨激昂的总结陈词或许才是其真正意图所在。

他说,“‘占中’被市场认为是个负面事件,对今天以及将来的营商环境都不利,所以损失包括现在的,也包括未来的”。“他们知道有这么大的损失吗”?“他们有打算赔偿损失吗”、“他们可承受得起责任吗”?这三句带有强烈谴责的质问亦是直奔“占中”者而来。在他的认知当中,那些为了实现政治诉求而占领街道进行抗议的民众就是造成此次经济损失的直接责任人。

社会不安、危机来临之时,人们似乎总是习惯性的企图在经济层面上找寻原因。除了上述那名教授的言论外,还有一些商家称“占中”已涉及到其经济利益,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追究责任、索要赔偿。

那些人是出自内心的想法,还是中共在背后操控,目前尚无法断言,但他们把矛头指向为了坚守民主、自由的付出巨大的香港市民和学生,显然有失偏颇。

按照常理,香港的老百姓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闲的,走上街头四处溜溜,发现人多热闹,便开始了集会、游行。若非情势所迫,事关重大,勤勉务实、分秒必争的香港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将时间和精力挥洒在集会的街头,甚至以冒雨、绝食为代价坚持诉求、不肯言弃。事实上,他们的付出可能更大、更多。因此,向他们问责之前,我们是否应该先问一句,为什么他们会不计损失、不顾安危的发动如此声势浩大的运动?

对于这样的问题,相信了解“占中”真实情况的人都能对答如流。其中的原因不过寥寥三字,那就是“真普选”,意即通过民众合理合法的投票选举而产生他们心目中当之无愧的执政者。然而,这种诉求对憎恶、恐惧普选,一直在伺机扼杀“一国两制”的中共政府来说,真可谓是眼中钉、肉中刺。长久以来,实行独裁专政的中共集团早已将香港视为能从中谋取更大利益的肥沃之地。为了将其纳入势力范围,中共不惜一切代价对其进行渗透、赤化,尤其在“港督”这个位置上安插完全对其听命、效命的傀儡便是首当其冲、重中之重的任务。

一旦中共的阴谋得逞,香港将毫无悬念的结束近百年来一直坚守的民主制度,从此坠入中共集权专制统治的魔窟之中。或许,1997年被中共钦点的港督董建华、有着“爱党世家”的背景却担任香港律政司司长一职的梁爱诗以及如今明里暗里都以中共“犬马”的姿态示于人前的特首梁振英,他们的走马上任都无疑让我们看到,时至今日,香港的民主和自由不过只是夜空中正在被黑暗逐渐吞噬的一弯残月,朦胧中光华早已不见。在自身合法权益逐渐被剥夺,在言论、集会、抗议等自由逐渐被钳制的处境下,香港民众又如何能事不关己似的,一味投身经济、追求物质文明呢?

如果说“占中”的损失只凸显在专家呈现的经济数据上、只反映于这个旅游旺季萧条的购物景象以及过冷的消费需求中,那么停止抗争、任由中共安插的政治傀儡祸害香港,则必然会造成更加长远的、甚至是覆水难收、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这样的损失无须赘述,只看今日大陆民生经济通胀难遏的现状以及金融系统、房地产市场面临崩塌的灭顶之势就能窥见一斑。正因为中共的打压会彻底毁掉香港的经济繁荣和法治秩序,才让学子与市民奋起抗争。他们的付出,不正是为了香港明天的经济,为了香港未来的生存吗?假以时日,我们会看到,他们是香港的良心,香港的功臣,而煽起事端的中共才应该为所有的损失负全责。

若用那位经济学教授的一句“损失不仅包括现在,也包括未来”的结论,我们便可发现“占中”对未来经济造成的损失,或将随着此次运动的成功而力挽狂澜、重获生机。而一旦失败,就无所谓损失不损失了,最可能的后果便是港人用汗水与辛劳创造的近百年的经济辉煌都将拱手于他人,成为中共政治集团的囊中之物。这种权利与经济尽失的惨痛又将由谁来承担和负责呢?

可见,“占中”不“占中”并不足以成为影响经济得失的关键因素,信奉独裁、滥施暴政的中共才是造成今日香港时刻深陷困境与危机的罪魁祸首。法律若能追根溯源,也理应从肇始者――中共身上找寻最根本的罪恶所在。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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