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清法之国，人畏法，而不畏吏。乱法之国，人畏吏，而不畏法。”讲的很有道理。
古代的君子、仁人，多将做刑官，视为畏途。“刑官无后，不可不慎！”这句话甚至被挂在审讯大堂。这并不是对刑官的诅咒，而是慈悲的劝勉。有的刑官，也用以自警。
“有因必有果、害人必害己。”古人用这种最朴素的道理，告诫人：刑狱之事，关系到人的命运乃至生命，关系到社会的是非、清浊，如不谨慎、恐惧，极易造下无边罪孽。一旦播下恶种，绝对不会因为你不信因果，那因果就不发芽、结果。对于个人来说，无修无学，而仅仅看重外在的权势、财利，而去从事治狱的工作，去处理讼事，这是典型的“行险以徼幸”！如果冤及无辜，其果报怎么可能仅仅是“无后”而已？
古人讲：“不佞不酷，然后可以言折狱。”所谓佞者，就是不择手段，以权力充其私，谄媚于上，横行于下；所谓酷者，就是以残、恶为能，毫无恻隐之心，以设罪陷人来邀功，以刑人害他为自乐。社会越是混乱，人们越是想到用重典。严刑苛法，则佞、酷之吏泛滥，其结果是“无辜者蒙冤、真罪犯逃脱”的现象，大量出现。刑罚失当，是非不清，抑弱扶暴，冤戾冲天，社会岂能祥和？
古语说：“季世（衰落的世道）无顺民”，难道季世之民，是天生的乱民？绝对不是！“佞酷施法”之害，比“无法”之害更大。
根据史书记载，发现：佞酷之吏，虽得势于一时，但却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这正如古代贤者所言：“自古以来，小人得到功赏、权势，只有促其速死，结下无穷怨业而已。”
“贪得怨毒之财，岂有安享者哉？”
“不佞不酷”（不施邪恶、不用酷刑），不但是用人的准则，同时也是对治狱者的忠告。但是，这只是最起码的标准，即便是“不佞不酷”，如果不能时时自警、事事拷问自己的良心，同样也可能害人害己、饮恨终身。古代君子若不幸治狱，必戒慎恐惧，“恍若天地鬼神，瞋目而视我；罪人之父母妻子，呼号而望我。”怀存敬天顺民之心，方能做到：由恐惧而至于不惧。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
《汉书》中记载了汉代丞相于定国之父、于公的故事：于公为县吏，决狱公平，知冤必救，他所做出的判决，能够做到：就连被判刑的人，都不怨恨。于公的家，住在里巷，大门坏了，乡亲们主动一起来帮他重修。于公说：“我家的门，不修也罢。我平生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我无所耽心。”心存敬畏以至于坦坦荡荡，无恶果可惧，自然有福报可期。先贤评曰：“‘驷马之门’亦兴于心地耳。”此为至论！
宋朝宰相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中，记述了其父欧阳观治狱的事。欧阳观是理刑官，断案惟恐不得实情，听狱必“求所以生之”，对于必死之狱犯，屡废而叹。夫人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求之而不得，则死者与我俱无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求其生，并不是非法以求，而是求之于理、求之于法，这是真正的知法。如此发心，怎可能冤及无辜？如此发心，哪里有治狱不当之恶事发生？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主刑治狱者，即使是侦破案件得到真相，也要怜悯同情，不可以欢喜。如果以刑人、罪人、乃至死人为职守，刑官以此为业绩，以刻（严酷）为明，那么治狱不就成了最大的恶事？刑讯逼供，冤及无辜；舞文弄法，巧文致罪；将错就错，冤案不平反，这难道是职业使然？卖棺材的，以人死为利，欲有瘟疫而获大利。难道刑官的职业，也是如此？（像卖棺材者的喜人多死）如果这样，刑官做得越“好”，就越造孽，“刑官无后”就成了职业病。其实，古语有“刑官无后”；但也有“公门中好修行”之说，关键在于有、无公正仁恕之心。如果像于公、欧阳观那样“公其心”，则处处是活人、利人，“虽杀人，亦是活人之仁。（杀掉真正的坏人，就是等于救活世上的好人，而免其被坏人所杀）”刑官如此，为政而制定政策者，同样如此。
（据 殷辂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