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出自《论语》的子路篇。鲁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回答：“人们说：‘做国君很难，做臣下也不易。’如果真能知道做国君的艰难，不就近于一言而兴邦了吗？”
鲁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说：“人们说：‘我做国君没有别的快乐，只是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敢违抗我。’如果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就近于一言而丧邦了吗？”
这里孔子认为，如果君主知道“为君难”，出言必会谨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知道“为臣不易”，就会礼遇臣下，广开言路，虚怀纳谏，而不会暴戾恣睢。这样，君臣同心，国家有治，就等于“一言兴邦”。
反之，如果君主刚愎自用，独裁专制，如果这个君主说得对倒也罢了；如果说得不对，没人敢提出反对意见，臣子投其所好，阿谀奉迎，直臣进谏则忠言逆耳难听，最终就要自食恶果。这样，就等于“一言丧邦”，也就是决策者的言行关系到国家兴亡，不可不慎。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的亡国暴君之一，他天资过人，绝非昏庸之辈。但是却恃才矜己，傲慢自大，从不听人劝谏，短短十四年就断送了隋文帝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开创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统一的河山基业。
他曾公开对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人劝谏。如果是达官，还想进谏以求官，我更不能饶他。如果卑贱士人，我还可以饶他，但绝不让他出人头地。你记住吧！”甚至还说：“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
隋炀帝即位不久，就大兴土木，赏赐无度，追求享乐，四处游玩。一些忠直大臣担心这样下去将不利于隋朝的长治久安，纷纷劝谏或议论，希望他改正过来，但却都遭到隋炀帝的诛杀。
大业三年，炀帝下诏收集北齐、北周故乐人及天下散乐，太常卿高颖劝谏说：“此乐久废，现在要征集，恐怕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会放弃原来的正宗而追逐这些末流，相互教习传播开来。”炀帝听了很不高兴。
为了向突厥启民可汗炫耀富有，炀帝令人制造大帐，可容纳数千人，在帐内设宴款待启民可汗及其部落人众，又赏赐启民帛二十万段。炀帝还下诏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宰相苏威直言劝谏，炀帝不听。高颖、贺若弼、宇文弼等人都极力劝谏，隋炀帝扣上诽谤朝政的罪名，把他们全部处死。
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的暴政已激起天怒人怨，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在四处燃烧，可是竟无人敢向炀帝讲真话。而此时炀帝还打算从洛阳到江都去游玩，右侯卫大将军赵才劝谏说：“如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希望陛下回京城，安定黎民百姓。”炀帝勃然大怒，将赵才逮捕下狱。
建节尉任宗是个小官，上书极谏，当天就将他在朝堂上杖杀。炀帝一行走到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又上表请示还京城长安，炀帝杀掉他后继续前走。到了梁郡，郡上有人拦住车驾上书说：“陛下若是去了江都，天下就不再是陛下所有了！”炀帝又将来人杀掉。
当时大官不敢劝谏，小官被杀，又让无官的百姓来谏，隋炀帝则是来一个杀一个，毫不手软。
不久，宇文化及等人发动政变，将隋炀帝勒死在江都宫中，隋朝随之灭亡。但炀帝至死也没有反思己过，当反叛他的亲信马文举等要杀他时，他还问：“我有何罪，该当如此？”
马文举说：“你置宗庙于不顾，轻动干戈，游玩不息，穷奢极侈，荒淫无度，专任奸邪，拒听忠言。使得丁壮死在战场，女弱填入沟壑，万民失业，变乱四起，你还能说没有罪吗？”
唐太宗深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他曾对大臣说︰“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博大，隋炀帝也知道赞扬尧舜批评桀纣，为什么做事却不是这样呢！”
魏徵回答说：“自古以来，人君为难，只因为出言即成善恶。如果人君出言后能听一听臣下对自己过错的劝谏，国家就会兴盛；若出言后只想让人服从，国家就会灭亡。古人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所以即使是圣人，也应该谦虚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智慧的人会献出自己的谋略，勇敢的人也会竭尽全力。隋炀帝仰仗自己有才能，十分骄横和自以为是，说的是尧舜的话，做的却是桀纣的事，还不自觉，最后导致灭亡。”
太宗说：“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多久，我们得记住其中的教训。”
为了了解施政得失，及时改过迁善，唐太宗鼓励臣下进谏，扩大谏官职权，要求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比如喜欢直谏的魏徵，虽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但唐太宗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谏官，允许直接询问政事得失，而且爱护备至。
魏徵曾上疏数十，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唐太宗以人为镜匡正自身言行的坦荡胸怀，群臣不避逆鳞直言敢谏，这无疑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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