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2月25日讯】乌克兰政局剧变，乌克兰各地大批列宁像被推倒共产党或被取缔，大陆精英与普通民众兴奋热议，认为中共垮台也快了，甚至有大陆民众上街打出“乌克兰人自由了，中国人还要等多久？”的横幅，网络上一片沸腾。
面对这种情况，《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仍然一如既往地为党分忧，针对乌克兰局势发出了这样的微博：“乌克兰这次死了很多人。像是又发生了一场“革命”。乌克兰折腾23年了，不断革命，原来那么富庶，中国航母辽宁号的船壳就是买的它的，如今它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60%。从历史长河看，这或许是必要的代价，但是谁碰上谁倒霉呵。我不希望当代中国人拿出1/3的生命时间再来回折腾，所以我支持中国不断改革”。
不过胡锡进的用意立刻被网民识破，有网民说：“胡总，如果政府正视民众诉求，一开始就谈判而不是闭门不出，不派军队镇压，还会死那么多人吗？你又把水搅浑，死这么多人究竟是民主之故啊，还是不够民主之故啊”？
作家李承鹏则评论道：“每当别国人民起来反抗暴政时他就忧心忡忡分析“未来可能更乱”的人，什么内分泌呢？就像每当别家女人反抗家暴，他就“唉，未来一定碰到好老公吗？”未来自有未来运，就算没找到好老公，怪她命不好。可眼下就得抗暴，以担心未来而否定即时的必要反抗，真是：倒数第一的同学转学了，倒数第二的当然着急”。
鉴于胡锡进先生的糊涂思想，需要我在这里给胡先生上上课，讲讲“为何中共倒了中国不会乱”的道理。
其实，胡锡进先生的论调，与三十多年前多少人在毛泽东的遗像前痛哭流涕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一样可笑，想必胡先生当时就是痛哭流涕者中的一员，与别人不同地是：胡先生现在还在哭泣。
中国从古代朝廷到近代中共统治前的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伦理底线和生活秩序。古时朝廷委派官员只到县令一级，其下则进行乡绅自治，中国自有“县宁国安，县治国治，下乱，始于县”的说法。
仅翻阅近代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时的史料，原来一直以为当时全国各地局势一定是一片混乱，后惊奇发现，面对改朝换代的巨变，中国各地包括大城市在内，除了局部地区的少数战斗与官方的改旗易帜之外，城乡民众的生活大都比较平静，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发生。
中共建政后，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二元式结构，为了稳固党的统治，中共严密地控制社会运作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机构从中共中央一直建到穷乡僻壤，无处不在。“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所以，中国知识份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九评共产党》）
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在没有了共产党管理的时候，中国民众所表现出的秩序与高素质。1989年中共在六四屠杀前，北京全城居民声援绝食学生阻挡军队入城，当时中共暂时失去了对民众的控制，北京民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组织性，人们自发地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秩序，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和谐热情、甚至连小偷都停止了工作。
在2011年广东汕尾乌坎村维权事件中，中共的党委被赶出了乌坎村，村民自发组织了村民委员会，向世界展示了在没有中共党组织下，中国农民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高素质与民主能力。人们惊奇地发现，没有了共产党，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轻松和美好。
由于中共统治下对新闻和言论的严密控制，没有了言论的自由，就没有思想的自由，经过中共几十年的宣传洗脑教育，今天的许多中国民众，不知道党同政府、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把这几个概念混为一谈。中共不等于中国。政党与国家、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了几千年，而中共的出现只有九十多年的历史，统治中国不过六十多年。中共的宣传使得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情结全都转到了对党的情结中，反党就是反政府，就是不爱国，就是反华，就是卖国，就是给中国人丢脸，给民族抹黑。党伪装成政府的权杖、国家的化身、民族的代表。
中共从中央到基层有一整套的并行于政府机构的班子——“中央军委”与“国家军委”，“党中央”与“国务院”，“省委”与“省政府”，“县委”与“县政府”，“乡党委”与“乡政府”——政府有“公检法”，党有“政法委”；政府有“广电部”，党有“中宣部”；政府有“人事部”，党有“组织部”；政府有“监察部”，党有“纪检委”。党是一把手，党委永远领导政府。正常社会里，各党派的党员、组织机构不能由纳税人供养。但是共产党却直接附体到了政府身上，各类专职、半职的党务机构强行由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
对于中国的政府官员来说，没有共产党不是他们的末日，而是他们的真正解放。没有了共产党，他们才能真正施展才华，发挥才能。现在的官员都不得不主动顺应中共的粗暴领导，或者干脆被党的系统束缚住了手脚，想干正事干不了，想不堕落却不行。
在一次“九评研讨会”上，一位老太太提问：共产党垮台之后，谁给我们发养老金呀？一位主讲人回答到：没有了共产党，就没有了这个庞大的官员系统，而这个庞大的官员系统是一群世界上最腐败的官员，没有了他们以后，中国老百姓的退休金要翻倍地成长。
共产党通过国家机器控制了全中国人的财富和资源，中国人生活的改善绝不是来源于共产党，而是来自自己的辛勤劳动。而且，没有共产党的剥削和压榨，中国人的生活肯定比现在更好。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有更多的人上学，有更好的工作，更大的住房和更多的退休金。
事实上，拥有几百万军队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老百姓没有理由去“动乱”，更没有资格去“动乱”。只有逆潮流而动的中共，才会草木皆兵，把国家拖入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成为中共镇压人民的理论基础。
乌克兰民众抛弃独裁向往自由民主，这是世界的潮流，大势所趋。东欧共产党国家解体后，民众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了人真正应有的生活状态。虽然中共媒体一直对东欧国家进行妖魔化宣传，以表明中国人决不能选择抛弃中共、和平过渡的道路，实际上除了少数国家外，东欧改革总体上说是成功的。东欧转型到现在将近二十年，尽管共产党可以再次组党参加竞选，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再次选择共产党，也没有民众再次选择党文化。抛弃共产党和党文化的东欧人，失去的是一座监狱，得到的是平静地安享自由和正常人的生活，社会和国家非但没有崩溃，反而更加生机勃勃。中国更是如此。
胡锡进先生如果还继续这样为党分忧、“搅浑水”，可以肯定地是，在不久未来中国没有共产党的社会里，胡先生可能要失业了，会更加忧愁，继续地“痛哭流涕”。希望我的这堂课会使胡锡进先生有所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