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弘扬(上)

作者 : 静远

(Athos Raschetti – 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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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

孔子的天命观是以弘扬道义、承继传统文化命脉为己任的,认为这是上天赋予其使命,所以他必须做好,尽管屡遭逆境,也要难行能行,始终坚定“道济天下”,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大贡献与影响。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论语.子罕》)其中的“畏”字,是受困、受到威胁的意思,这是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弘道途中被困于匡地时所说。

意思是:“周文王死了以后,文化典籍不都在我这吗?天如果要消灭周的文化,那么我也就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既然天不想消灭这些文化,那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从容自信,坚信 “天之未丧斯文”,维护和延续“斯文”,已成为他生命价值的全部。

他拿出琴开始演奏礼乐,匡人一看知是圣人,于是离开了。孔子以仁德之举扭转了危局,被称为善之善者也,也使人感受到其承继道统,传续千古文脉之浩然正气。孔子对于“斯文”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以及他为继承和传播斯文而努力不懈的精神,本文想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孔子对文化的传承

孔子所谓“斯文”即是指“文化”。“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 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为能将天文所呈之像明辨清楚,而规范社会道德、个人行为与之相合,已经尽善尽美了,文乃“道之显者谓之文”,“化,教行也”,即是以人教化,以伦理教化,“顺天呈像”而化育天下,这也是文化的来历。

这里“人文”一词与“天文”对举而出现,指人类社会的 运行规则,人间世界的条理和规范,都要遵循天道的规律、宇宙的法则。明确指出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

就孔子的时代而言,就是指自上古以来,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华夏传统是承天理而来,“道”意味着天道,“德”指人们遵循“道”,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孔子一生 弘道崇德,倡导以道德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鼓励人修身、知人、知天、成圣,为后世做出了楷模。

孔子认为行“圣人之道”者,要“敬天知命”, 达到与天地相通、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称赞尧舜“焕乎其有文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面临危机。文献的散佚,更重要的是在人们观念上出现了蔑视斯文的倾向。

如棘成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论语.颜渊》)认为文的价值已无关紧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孔子仍然坚持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诗书礼乐在孔子对传统文化承传中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其只是文化的载体,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孔子所要承传的“斯文”的实质,是超越文献器物层面的、体现其载体中的内在文化意义和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孔子思想中,具体内容就是其“仁道”理想。

这种文化精神在孔子看来,是从尧、舜、禹、汤、文、武以来一脉相承,不曾废坠,也不可废坠。孔子实际上把他以前的中华文化做了系统的整理,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述六经”(《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使其传输后人,使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灭绝、散灭,而且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延续了中华文脉,使之薪火相传。

一个民族如果失去自己的文化精神,或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实际上这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文化传统的继续,实具有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义。

“斯文”所标示的文化精神价值,是道义而非功利的,只有像孔子这样视道义至上的人,才能自觉体悟并高扬人文精神的价值,孔子在当时屡遭艰难,原因就在于此,而他同时也赢得了更多人们的尊敬,原因也在于此。

这种强烈的文化生存和承传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终身不倦地为“斯文”的继承、传播而努力,维护了华夏文化的尊严。

西周以前的许多文化典籍,经孔子及其弟子之手流传了下来。他弃官办学,晚年仍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整理典籍,教授弟子,传授斯文,使传统的人文精神扎下了更加深厚的基础。

他不为名利功利目的而损失丝毫斯文的价值,却宁可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而乐亦在其中矣”来成就斯文的生存,提出“君子道以为志”,“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也”。

其三千弟子,七十二贤者之培养,桃李满天下,因而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论语》中说:“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家的仁道人文理想,是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人格,中华文化数千年文脉绵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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