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废除汉字”论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清末维新派人物谭嗣同（1865～1898）其所着的《仁学》一书中提出︰“尽改象形文字（即汉字）为谐声（即拼音文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人。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周刊》（1907年由吴稚晖、李石曾创办）提出要用世界语而废止汉语：“弃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即世界语）之优良文字。”
李石曾称：“从进化淘汰之理，则劣器当废；欲废劣器，必先废劣字。”吴稚晖（吴敬恒）亦言：“汉字之奇状诡态，千变万殊，辨认之困难，无论改易何状，总不能免。此乃关于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辈亦认为迟早必废也。”
1918年4月，钱玄同（1887～1939）在《新青年》（陈独秀主编，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曾一度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四卷四号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
他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陈独秀（1879～1942）也赞同回应：“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07、202页）
从1918年起，钱玄同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了《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四卷四号）、《汉字革命之讨论》（五卷五号）、《罗马字与新青年》（五卷六号）等，继续鼓吹“汉字革命”。
1919年，傅斯年（1896～1950）在《新潮》一卷三号发表了《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一文，大肆咒骂汉字︰“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并进而提出：
（1）汉字应当用拼音文字替代否？──绝对的应当！
（2）汉语能用拼音文字表达否？──绝对的可能！
（3）汉字能无须改造，用别种方法补救否？──绝对的不可能！
…………
1923年1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出版的《国语月刊》一卷七期“汉字改革号”特刊上，胡适为本期专号撰写“卷头言”。
胡适指出：“二千年来的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俗体字）的创造与提倡。”
钱玄同、黎锦熙、胡适、蔡元培、赵元任、傅斯年等人分别发文，如钱玄同的《汉字革命》、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道》、蔡元培的《汉字改革说》、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研究》，以对封建文化和教育的批判和反思的观点，或赞同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或赞同简化汉字。
“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将、共产党人瞿秋白（1899～1935）更是极力主张废除汉字，为此他发表了不少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中国的文字革命必须彻底的废除汉字。”（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瞿秋白文集》第二册第661页）
“这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第二册第690页）
对于“废除汉字”论，鲁迅（1881～1936）也给出了回应。1934年8月，他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写道：“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同年12月，他在〈关于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且介亭杂文》）中又说：“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
他临死前（1936年10月）接受《救亡情报》记者访问时更坚决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933年以后，“废除汉字”论渐由共产党人发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代替而进入具体操作层面。@*
参见：
上一篇〈汉字拼音化之注音符号〉
下一篇〈汉字拼音化之国语罗马字〉
点阅【汉字正义】系列文章。
